“最像喬布斯”的人，正式告別蘋果

在喬布斯逝去后，恐怕沒人比Jony Ive對蘋果的影響力更大。按照Tripp Mickle在《After Apple》一書中的說法，“蘋果公司對Jony Ive身價評估后得出結論是，他的離開足以讓公司股價蒸發10%。因此在2019年，當Jony Ive提出離職時，蘋果仍為他保留了顧問的身份。”

作者/丸都山

這則傳聞是否屬實暫且不論，但Jony Ive與蘋果公司之間長達30年的合作，似乎真的已經走到了盡頭。7月13日，據《紐約時報》報道，蘋果公司正式同意結束與Jony Ive的合作。

三年前，當Jony Ive卸任蘋果首席設計官一職時，蘋果曾為他創建的設計公司“LoveFrom”提供了一份長期合作合同。此後，Jony Ive繼續以顧問的身份參加了iPhone、iMac、Apple Watch，以及蘋果XR項目的設計工作。

《紐約時報》援引知情人士稱，對於庫克為Jony Ive提供的高達1億美元的合同，蘋果管理層近年來頗有微詞。另一邊，Jony Ive也對蘋果限制他自由接待客戶而不滿。

25年前，當Jony Ive向喬布斯提出使用成本超出三倍的半透明塑料作為iMac的外殼時，喬布斯力排眾議採用了這個方案，二人自此奠定了蘋果“設計優先”的傳統。但隨着Daniel Coster、Christopher Stringe、Imran Chaudhri這些喬布斯時代耳熟能詳的設計師先後離開，蘋果這一傳統也失去了根基。

第一台iMac，圖片來源：Creative BLOQ

而伴隨Jony Ive的離去，曾經那個“天馬行空”的時代似乎也被畫上了句號。

天才之間的碰撞

“Jony，你得明白，我們有不同集中精力的方式，其中一種就是要經常說不。”在喬布斯與Jony Ive初次見面時，喬布斯批評後者效率極其低下，Jony後來在自傳中表示，“當時我的實際情況要比喬布斯說得還要糟。”

自1992年加入蘋果公司后，Jony Ive的頂頭上司換了三任。John Sculley驅逐喬布斯后在“Wintel”聯盟的夾擊下敗陣，蘋果在個人PC市佔率一度下滑至4%。繼任者Michael Spindler直接讓蘋果成為 “沒有收購價值的公司”。再下一任CEO Gil Amelio曾被喬布斯視為“公司最努力的人”，但還是沒能挽救蘋果的頹勢。

三者的共同點在於，他們對設計沒有一點興趣。倍感失望的Jony Ive也無心工作，萌生了出走的想法。但幾乎在Jony Ive提出離職的同一時間，1997年7月，喬布斯回歸重新執掌蘋果，在翻看了Jony Ive的設計手稿后，喬布斯竭力挽留了這名奠定蘋果日後設計風格的設計師。

不同於喬布斯與沃茲尼亞克之間的性格迥異，Jony Ive與前者可謂一見如故，二人都患有閱讀障礙症，同時對工業設計都有着近乎偏執的追求。

在1998年5月的新品發布會上，第一代iMac橫空出世，這台採用藍色半透明外殼的電腦在發布當年就獲得了80萬台的銷量，它的設計草圖正是由Jony Ive所完成。

在iMac大獲成功的第二年，Jony Ive又為iMac設計了一系列糖果色，也就是曾經蘋果彩虹LOGO上的顏色。

也許有人會說，一個換殼的設計也值得拿出來說嗎？這是同年IBM發布的PC 300系列：

可以說，如果沒有Jony Ive遠超同時代的設計，喬布斯帶領蘋果起死回生的故事可能仍會上演，但一定不會那麼快。

此後，Jony Ive參加了幾乎所有蘋果硬件產品的設計工作，並且在蘋果的每件產品上留下了屬於個人風格的烙印——從iPod的主色調到MacBook上的一體成型金屬設計，再到iPhone上的圓角設計。

有人將Jony Ive稱之為“極簡主義者”，但他本人並不認同這一稱呼，“我們工作的各種努力不是極簡主義能概括的。”Jony Ive曾在接受採訪時說道，創造一件純粹，樸素和簡單的產品要花費很長的時間，長到不可思議。

Jony Ive曾遠赴日本北部，觀摩當地匠人如何打磨金屬，並以此為靈感設計了Powerbook的第一款金屬外殼，也曾親赴曼哈頓，去考察那裡第一家Apple Store的大理石及玻璃用料是否合規。

在這一過程中，喬布斯給了Jony Ive極高的權限，幾乎公司內部的所有部門都要為設計團隊讓步。“不要讓設計師們失望”成為這一時期開發團隊的潛規則。

也是在這一時期，蘋果完成了從“改良派”到“革命派”的蛻變，即不再執着於熟悉領域內的修修改改，轉而追求“激進性”的轉變，比如直接取消掉Macbook的光驅，儘管當時受到行業內的廣泛批判，但今時今日，已經沒有人會再糾結於筆記本電腦上有沒有光驅這個問題。

在2017年的一次訪談中，Jony Ive對蘋果的設計理念進行了總結，“不計代價地調整習以為常的功能，這種道路註定失敗。”

圖片來源：Ars Technical

你很難評價這種理念是對是錯，因為如果把這個公式套用在行業內的其他公司上，都是幼稚甚至是可笑的，但對於蘋果而言，這種根植於基因的創新理念，的確讓蘋果改變了過去業內奉為圭臬的商業邏輯。

“在我經歷的幾任CEO中，他們都是關注如何讓公司扭虧為盈，但最後無一例外以失敗而告終。當史蒂夫回來后，他關注的不是賺錢，而是打造偉大的產品，這雖然不能立竿見影，但卻成就了今天的蘋果。”在接受《紐約客》主編David Remnick的採訪時，Jony Ive這樣概括喬布斯對蘋果的影響。

這也解釋了在喬布斯時代，設計師團隊往往能夠獲得最高優先級的原因。不過，這樣的行事風格或許只適用於喬布斯時代。

因為無論Jony Ive拿出如何不切實際的設計方案，喬布斯總是能夠在其中挑選出最優解，並運用自身對於管理和營銷的理解，讓Jony Ive的設計成為改變世界的產品。

BBC曾把Jony Ive譽為“蘋果最後的騎士”，這裡BBC用了一個雙關語，因為在2012年，Jony Ive於英格蘭被授予騎士爵位（kinght commander）。

但一名騎士陷陣衝鋒的前提是，他需要收到來自領主的召喚。

蘋果還需要Jony Ive嗎？

“10年前的那天殘酷、令人心碎，我的記憶零散又隨機。我不記得自己是怎樣開車去他家的。我只記得十月的天空很朦朧，我的鞋子很緊。”在喬布斯逝世10年後，Jony Ive在《華爾街日報》寫下了這樣的悼詞。

在喬布斯去世后，繼任者庫克給了Jony Ive很高的尊重，授予他“首席設計官”這一業內較為罕見的職位，並且將設計師團隊拓展至百人規模，全部交由Jony Ive管理。

庫克對Jony Ive的信任絕不是“表面工作”，在原本負責iOS的Scott Forstall突然離職后，他的位置被Jony Ive接管，Jony Ive成為繼喬布斯后，唯一一個同時負責軟件+硬件設計的管理者。

Jony Ive也不負眾望的完成了任務，幫助iOS 7實現了從“擬物化”到“扁平化”的重大飛躍，這一設計讓iOS刪繁就簡，成為後續iOS系統迭代的最低美學標準。

與此同時，Jony Ive也開始謀划起那個10年前的設想——用可穿戴設備把蘋果帶到個性化計算領域，其落地成果就是Apple Watch。但也是在這一時期，Jony Ive與庫克在理念上發生了衝突。

Apple Watch設計圖紙，圖片來源：Core77

根據Tripp Mickle的描述，早先Jony Ive對於Apple Watch的定義是“時尚數碼產品”，華爾街對蘋果的首款可穿戴產品開出了4000萬部的出貨量預期，但由於用戶對於其有限功能的抱怨，它的銷量不及預期一半。

庫克很快意識到了問題的所在，在接下來的產品迭代中，將Apple Watch的營銷重點從“時尚”轉為“健身”。這一做法讓Jony Ive大失所望，他認為庫克這是在向華爾街做出妥協，並開始萌生退意。

不過，在此之前，Jony Ive還想完成喬布斯的最後遺願——修建Apple Park。此後的幾年，Jony Ive開始逐漸“退居二線”，不再直接參与蘋果產品的設計。也是在這一時期，蘋果誕生了許多奇葩的設計：劉海屏、“垃圾桶”Mac Pro、凸起的攝像頭模組，這些被網友評為“能把喬布斯氣活”的設計似乎已經偏離了蘋果一貫尊崇的設計美學。

有人把蘋果創新上的不足歸咎於庫克，認為他奉行的“供應鏈至上”終將毀掉蘋果，但我們可以回想一下，在庫克加盟蘋果前，蘋果是什麼狀態？

1997年，在喬布斯接手蘋果時，蘋果的庫存是61天，這個數字對於一家消費電子廠商而言無疑是災難級的。而在喬布斯從康柏公司挖走庫克后，後者只用了半年的時間就把公司庫存從兩個月縮短至6天，甚至一度將Mac的庫存周期壓縮至2天。

如果不是庫克在蘋果面臨財務危機時，發揮着對上下游強大的掌控力，後續的iPod、iPhone這些革命性產品可能根本不會出現。

在“后喬布斯時代”，庫克所扮演的角色是“供應鏈、庫存成本與流程管理”的領導者，這可能會讓蘋果從“設計導向”轉變為“市場導向”，但庫克執掌下的蘋果卻成為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

喬布斯與庫克在管理方式上的差異，有些類似古代東西方在培養統治階層的區別：東方在儒家的影響下，信奉“哲人政治”，意圖培養出“完美的統治者”。而西方則更傾向於通過完善制度，讓“不那麼聰明”的繼任者也可以維繫社會的正常運轉。

庫克所做的，就是通過市場化運作重塑蘋果不斷造血的能力，而不是靠藝術家們的“靈光一閃”。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今天蘋果的設計團隊在分工上極為明確：工業設計由 Evans Hankey 領導，軟件設計由 Alan Dye 領導，COO Jeff Williams統籌管理設計工作。這樣的分工可能無法讓蘋果在短時間內孕育出“類似iPhone”式的顛覆性設計，但卻可以保證蘋果產品迭代的高效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