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 | 央行數字貨幣現狀對支付產業開放創新的啟示

來源：人大金融科技研究所

原標題：《央行數字貨幣實施的最優國家檢測及對支付行業開放創新的啟示》

作者 | Sergio Luis Náñez Alonso, Javier Jorge-Vazquez, Ricardo Francisco Reier Forradellas

來源 |  Journal of Open Innovation: Technology, Market and Complexity

編譯 |  朱炳姮

本文分析了中央銀行數字貨幣（即以中央銀行支持的數字貨幣）的現狀，以及幾個國家和貨幣區效仿巴哈馬（已在其領土上執行）、中國（已完成兩次試點）和烏拉圭（已完成一次試點）的腳步，正在考慮實施這些措施的情況。首先，本文選擇了建立央行數字貨幣的潛在候選國家樣本。第二，本文收集實施央行數字貨幣的動機，並為這些動機分配變量。完成前兩個步驟后，本文應用雙變量相關統計方法（Pearson, Spearman and Kendall），獲得與巴哈馬、中國和烏拉圭相關性最高的國家樣本。

變量與方法

本文從每個國家實施央行數字貨幣的動機（以及與之相關的變量）開始，選擇了央行講話、報告或簡報中提到的動機及其相關變量，如下表所示（表1）。

表1：建立央行數字貨幣的原因及相關變量

本文使用Pearson相關係數來衡量所有研究的連續變量之間的關係程度，然後補充了Spearman的Rho，它衡量了兩個隨機變量（連續和離散）之間的相關性，以防有任何差異。最後，本文使用了Kendall的Tau-b，它衡量了數據在每個數量分類時的排序相似性。本文的目標是尋找與巴哈馬、中國和烏拉圭有較高關聯度的國家作為下一個建立本國央行數字貨幣的可能的最佳候選國家。

結果

圖2顯示了與巴哈馬、中國和烏拉圭Pearson相關性最高的國家，如圖所示，與巴哈馬相關性最高的國家是立陶宛、烏拉圭和愛沙尼亞（均高於0.9）。與中國相關性最高的國家是瑞士、馬來西亞和突尼斯。與烏拉圭相關性最高的國家是立陶宛、愛沙尼亞、美國。

圖2：Pearson相關性最高的國家是巴哈馬、中國和烏拉圭 

圖3顯示了使用Spearman方法與巴哈馬、中國和烏拉圭相關性最高的國家。

圖3：與巴哈馬、中國和烏拉圭的Spearman的Rho相關係數最高的國家

圖4顯示了使用Kendall方法相關性最高的國家。

圖4：與巴哈馬、中國和烏拉圭的Kendall相關係數最高的國家

對結果的討論：央行數字貨幣、支付產業和開放創新

本文得出的結論是，央行數字貨幣是中央銀行的一種創新，對於不同的國家，央行數字貨幣的實施速度也會有所不同。在我們的研究中，在歐洲，最佳國家是波羅的海地區（立陶宛、愛沙尼亞和芬蘭）；在南美洲，烏拉圭（已經納入比較）和巴西顯示出非常積極的結果；在亞洲，馬來西亞和中國也顯示出與這三個先驅國家的高度相關性。最後，在非洲大陸，南非是實施央行數字貨幣的最佳地區。

這些由中央銀行支持的數字貨幣的使用是社會必要的數字轉型的重要一步。然而，考慮到技術和消費者口味的變化，還需要更多的研究來確定這些央行數字貨幣能給每個國家的用戶帶來什麼樣的優勢，這種努力是否有回報（因為已經有了其他的數字支付手段），並解決一些與安全（可能的黑客攻擊）或央行數字貨幣用戶隱私相關的問題。

毫無疑問，央行數字貨幣如果最終在一個地區實施，可能會對現有的支付系統構成威脅。這可能導致放棄一些數字化和創新的支付手段，但也可能發生相反的情況。電子貨幣支付行業可能會迅速做出反應（這是一個充滿活力和創新的行業）。這可能會導致用戶看不到使用央行數字貨幣的好處，最終失敗。這最後一個觀點是在中國央行數字貨幣進行的第一次試點測試中提到的，當時一些用戶在測試后宣稱“央行數字貨幣與其他支付方式沒有區別”，這顯然是在暗指微信支付或支付寶（阿里巴巴集團）。

然而，可能還有第三種方式，那就是支付技術公司和央行之間的創新聯盟。這可能是最好的前進之路，因為它將把中央銀行提供的信任和安全與這類電子支付公司的活力和創新特徵結合起來。後者已經出現在巴哈馬的央行數字貨幣中，幾個電子支付公司參與了其實施和運營。毫無疑問，這種聯盟的贏家將是支付手段的使用者。

最後，關於本研究的限制，本研究的第一個限制是收集和分析的變量數量，在後續研究中可以增加。此外，第二個限制是央行決策可能會突然迅速發生變化。後者可能會改變未來的研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