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矚目的202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將在今天（10月10日）下午正式揭曉。與其他諾貝爾獎不同的是，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唯一一個並非根據創始人阿爾弗雷德·諾貝爾（Alfred
Nobel）遺願設立的獎項。該獎正式名稱為“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由瑞典中央銀行於1968年設立，旨在表彰在經濟學領域做出傑出貢獻的人。
自1969年首次頒獎到2021年為止，諾貝爾經濟學獎已經頒發了53次，共有89人獲獎，其中超過70%為美國籍經濟學家，獲獎者平均年齡為67歲。
每年，預測諾貝爾經濟學獲獎者名單都是一項挑戰，因為有眾多經濟學家可供選擇。近日，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採訪了多位經濟學領域的學者專家，就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可能授予的領域和學者做了預測。
諾獎不追熱點，近年來更偏向於實證研究
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王學博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採訪時表示，他認為最有資格獲得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當屬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
“Acemoglu可以被稱為當今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在發展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等多個領域都有建樹。”王學博稱。
據世界權威經濟金融論文檢索庫RePEc統計，Acemoglu是世界範圍內論文被引用次數最多的三位經濟學家之一，在IDEAS全球經濟學者近十年被引排行榜（截至2022年8月）上，Acemoglu位列榜首。
Acemoglu最為著名的論文《發展差異的殖民地起源：一項經驗研究》（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發表於2001年，論證了地理環境如何影響制度選擇和經濟發展，探討了同為歐洲殖民地的北美和南美為什麼在經濟發展模式上迥然不同。
在研究中，Acemoglu把歐洲早期殖民者在各殖民地的死亡率作為制度的工具變量，研究發現，如果早期殖民者在某地的死亡率較低，他們就傾向於向該地區移民，從而建立起仿效母國的制度。反之，如果死亡率較高，他們則傾向於在該地區建立掠奪性的殖民政府，儘可能將該地區的資源轉移到母國。即使這些殖民地陸續獲得了獨立的權利，但由於制度的持續性，獨立后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會延續原先的壞制度。
據科研社交網絡服務網站ResearchGate統計，截至2022年10月8日，Acemoglu的這篇文章已被引用超過7700次。
2005年，Acemoglu就獲得了被譽為經濟學界“小諾貝爾獎”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該獎項主要表彰40歲以下對經濟學思想和知識做出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王學博表示，克拉克獎被視為諾貝爾獎的重要指針，獲得此獎的學者通常會引起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經濟學獎評選委員會的注意。過去26位克拉克獎得主中，有9位後來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比例超過了1/3。
王學博表示，從性質上看，諾貝爾經濟學獎更像是終身成就獎，主要考量積累的歷史貢獻，從來不會追時下的熱門熱點，新領域、新成果是不太可能獲獎的。不過王學博也觀察到近年來諾貝爾經濟學獎評獎考量的一些變化，似乎更偏向於實證領域研究，這個趨勢變化使得政策影響力、社會影響力成為評選考量條件，而此前更注重考量理論貢獻價值和學術含金量。
諾貝爾經濟學獎有“年輕化”的趨勢
談及變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經濟系長聘副教授包特向澎湃新聞表示，諾貝爾經濟學獎近年來有“年輕化”的趨勢，以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學者大多要七八十歲，而近年來則出現了很多年齡在五六十歲上下“當打之年”的學者。特別是2019年的得主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年僅46歲，是第一位不滿50歲就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
對於有可能問鼎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年輕”學者，包特表示，馬修·根茨科（Matthew Gentzkow）和斯蒂芬·莫里斯（Stephen Morris）可能會有機會。
Gentzkow是著名微觀經濟學家、斯坦福大學朗道講席教授，也是應用經濟學思維與方法研究非經濟傳統議題的新一代領軍人物。一方面，他關注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邊緣的系列重要問題，如數字化環境下新聞媒體的性質及角色變化、媒體產品創新背後的驅動力及影響因素、新媒體對教育及公民政治參與的影響等。他和合作者通過開發新的數據資源、創新識別策略、應用嚴謹的經驗實證方法對這些問題進行了令人信服的解釋。另一方面，他構建了一系列關於信息傳播、說服的博弈論理論模型，對已有的經濟信息學、博弈論等基礎理論做出來重要的拓展和補充。根茨科今年47歲，之前於2014年也獲得了有“小諾獎”之稱的克拉克獎。
包特介紹說，Gentzkow的研究重點是媒體經濟學，他研究媒體偏見、社交媒體的崛起及其社會和經濟影響，以及假新聞如何影響和改變人們的決策和行為，闡明了媒體信息對大眾如何產生影響。
Morris則是著名的理論經濟學家，麻省理工大學皮特．戴蒙德講席教授，曾擔任世界計量經濟學學會主席，在博弈論基礎和應用方面做出了很多開創性研究，以研究高階信念而聞名。他聚焦於全局博弈（global game）的研究，試圖通過博弈論的方法解析經濟危機與金融市場上的投機行為。
包特認為，今年全球金融市場和外匯市場遭遇了震蕩，發生了很多黑天鵝事件，這或許會增加Morris的獲獎概率。
此外，Morris和Gentzkow也是近年來經濟學里非常熱門的信息設計/貝葉斯說服理論的主要提出者，包特認為不排除二人可能因為這方面的貢獻共同獲得諾獎。
諾貝爾經濟學獎或會更加關注金融學者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永欽對澎湃新聞表示，相比於Morris和Gentzkow，他更看好這兩位經濟學家的老師——分別是就職於耶魯大學的約翰·格阿納考普洛斯（Jonh·Geanakoplos）和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安德魯·施萊弗（Andrei Shleifer）。
王永欽預測，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或有三種組合的可能：
第一種組合是芝加哥布斯商學院教授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約翰·格阿納考普洛斯（Jonh Geanakoplos）和日本經濟學家清瀧信宏（Nobuhiro Kiyotaki），表彰他們在流動性、抵押品和金融危機領域的研究。
第二種組合是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斯蒂文·貝瑞（Steven T． Berry）和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埃瑞爾·帕克（Ariel Pakes），表彰他們在結構性方法與產業組織領域的研究。
第三種組合是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與安德魯·施萊弗（Andrei Shleifer），表彰他們在制度和經濟發展領域的研究。
王永欽認為，第一種組合的幾位經濟學家在傳統的銀行擠兌和流動性，以及與當代金融體系相適應的抵押式借貸和槓桿周期方面的研究都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並為金融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提供了重要的基礎。
同時，王永欽也觀察到，去年獲得諾獎的研究課題運用簡約式方法，着重用自然科學的實驗方法來檢驗經濟學的因果關係，恰好與第二種組合學者的結構性方法形成互補：“一個模型講歷史，一個模型預測未來”。
他表示，如果第二種組合的學者獲獎，主要考量應是他們兩方面的貢獻：一方面是他們提出了一般性、結構性的方法，另一方面，這些方法在產業組織領域應用較為成熟，用於分析各種公共政策。結構性方法提出了理論模型，將數據和理論更緊密結合起來，可以對未發生、沒有現實數據的問題做預測和估計。
此外，王永欽也不排除諾獎組委會可能把今年經濟學獎頒給制度與發展領域，他認為能夠獲此殊榮的當屬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與安德魯·施萊弗（Andrei Shleifer）。
“我認為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大概會授予金融經濟學領域，特別是研究流動性和金融危機方面的經濟學家。”王永欽表示，近年來金融領域的主題備受諾貝爾獎委員會重視，綜合看來第一種組合的獲獎可能性最大。
中國學者離諾貝爾經濟學獎還有多遠？
在諾貝爾經濟學獎熱門候選人預測名單中，絕大部分是美籍學者，卻看不到中國學者的身影。
對此，王學博表示，這並非是因為諾獎組委會有國別歧視，而是因為美國在現代經濟學領域的研究確實位居前沿，相比之下中國現代經濟學發展時間較短，還沒有突出的理論貢獻，在經濟學領域話語權比較弱。
包特則表示，諾獎的頒發通常也有一定“時滯”，比如近幾年有很多日本獲獎者，但他們的貢獻很可能是二三十年，甚至四五十年之前科研投入的成果。
儘管美國和西方在諾貝爾獎方面還佔據着壓倒性優勢，但談及中國學者離諾貝爾經濟學獎還有多遠，包特還是保持着樂觀。他表示，學術研究是一個生態系統，只要有足夠多的投入和優秀從業者，是否出現諾獎級貢獻或學者就是一個概率問題。
“就好比中國很多製造業產業一樣，做的企業足夠多了，有這麼多優秀勤奮的人以開放的心態努力做並參與世界競爭，自然就會產生世界級品牌。在未來十幾到幾十年，不難想象中國學者和中國問題研究也會有很多突破的機會。”
包特表示，從國際的角度看，系統接受海外教育，並獲得國際知名度和影響力的中國經濟學家越來越多，中國經濟學家擔任計量經濟學會會士，和國際頂尖期刊編委的人數也越來越多。同時，隨着中國經濟體量的增大，中國經濟問題的重要性也越來越不容忽視，這大大增加了中國經濟學家產生更多更有影響力的作品和學派的可能。
IDEAS全球經濟學者近十年被引排行榜（截至202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