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網織的網

這兩天，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一位老教授很忙。同行、學生、記者登門拜訪或電話採訪……他的日程排得滿滿當當。老教授現年90歲，名叫趙德馨。他被關注，是因為中國知網爭議中的又一進展。5月13日新華社報道：近日，市場監管總局根據前期核查，依法對知網涉嫌實施壟斷行為立案調查。

此前，為和知網“鬥爭”，趙德馨進行長達6年的準備，收集自1952年以來他個人發表的文章，尤其是被知網等平台收錄、但拒付費的例子。

統計顯示，知網先後收錄他刊發的100多篇文章，官司最後打贏了，獲賠70多萬元。

在趙德馨鼓勵下，妻子周秀鸞也起訴知網，最後獲賠近10萬元。周秀鸞也是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退休教授，現年93歲。

趙德馨、周秀鸞夫婦

“我們不是為了錢，”趙德馨說，“我們夫婦都是正教授，兩個女兒和外甥收入都比我們高，我們對吃穿沒什麼追求，就是爭口氣！”

對於有關部門依法調查知網，趙德馨教授表示自己獲悉后很高興。他希望充分競爭的市場，能夠在以後防止一家獨大。

26塊錢下載費

決定打官司是從26塊錢下載費說起。

趙德馨告訴南風窗，2016年，應出版社要求，他將上世紀90年代其出版的書籍《中國經濟史辭典》進行修訂，重新出版。

圖書修訂組由20多位教授、副教授組成，趙德馨需把這本早年出版的書籍下載，然後分發給修訂組的20多名成員參考、提建議。

趙德馨就讓學生去下載，學生反映，從知網下載一本要26元。“我要用我的書，還要給你26塊錢？憑什麼？”趙德馨很納悶：“那本書當時出版時，定價才17.5元！”

後來他想起了十年前的事，就是2006年，知網曾給他寄了合作的合同，約定說知網收錄他這本書，讓他授權，每次下載會有1.3元左右報酬，同時讓他填寫自己的身份證號碼、銀行卡卡號，方便發放報酬。

知網上關於學位論文稿酬的通告，而這份通告的發布時間是2016年10月

那張銀行卡還在使用，但銀行流水顯示，過去十年間，沒有任何一筆款來自知網的報酬。

趙德馨不高興了。

“你白白拿走我的知識和勞動十年了，一分錢沒給我，結果我下載自己的東西，你每本還要我26元？”趙德馨說：“不尊重創造，不尊重勞動。”

趙德馨在互聯網檢索發現，他自1952年發表文章以來的70年裡，共有100多篇文章被知網私自收錄。

有些發表文章的刊物，趙德馨也沒留存下來。隨後，通過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圖書館、檔案室，以及武漢大學圖書館、湖北省方誌館等，趙德馨進行一系列原始證據的搜集工作。

趙德馨教授（圖源：極目新聞）

涉及聯合署名的，趙德馨找對方簽名授權打官司。但一些相對年輕或在位的教授，不敢簽名。

“不簽名的主要有三怕，”趙德馨告訴南風窗：“一怕知網下架他們的文章，二怕新發表的文章不被知網收錄；三怕期刊不再發表他們的文章。”

趙德馨介紹，很多期刊和知網有合作，維權期間，他就接到過一些期刊總編的電話，希望他撤訴，不去告知網。

趙德馨作為中國經濟史學科的開拓者之一，他有足夠名望，且他已90歲，不需再評職稱，所以能把壓力頂回去。

周秀鸞教授在給《長江日報》記者的手寫信中，闡述了自己維權的初衷

趙德馨不聽勸的一個原因，是他感受到知網的強硬和霸道。

“知網特強硬。”趙德馨說，互聯網法院規定每次起訴不能超過4篇文章，我100多篇文章，起訴了20多次，但每批次敗訴后，知網每批次都上訴。

這令過程曲折漫長，“如果第一批上訴可以理解，但前面已經有判例了，後面你還每批次都這麼做，就是故意折騰人。幸好我骨子硬朗，否則，熬不過他們。”

當然，應對策略也是有的，有的課題是他和妻子周秀鸞一起完成。這樣，他就授權周秀鸞去起訴，同步進行，縮短流程。

平均下來，文章索賠的稿酬標準是千字200元。趙德馨的文章很長，因此獲賠70多萬。

“這裡包括律師費和鑒定費等，真正到手就30多萬。”趙德馨說。

知識分子為何不言語？

趙德馨夫婦的官司打贏並被媒體關注后，知識界很多人也在反思：知識分子為何不言語？

“面對顯失公平，知識分子為什麼不站出來？而是靠幾個老人站出來？”趙德馨說，如果年輕教師出於各種顧慮而不敢發聲，那全國那麼多老教授為何不出來說話？關鍵還是責任心的問題。

更深層次的反思是：知網何以至此？

作為中國知識基礎設施工程，知網自1999年成立並發展至今的23年裡，平台主要由知識分子創建、內容由知識分子創造，並最終服務於知識的交流和運轉等。

“本來我們是同類人，最後我們內部卻產生分化和異化，變成赤裸裸的剝削和被剝削關係。”趙德馨說，“知網低價甚至無償利用我們的勞動，又高價轉賣給了我們。”

在日益做大的知網面前，受制於評職稱時擔心文章不被收錄等因素，對知網存在的諸多不公條款，知識分子大多保持沉默。

趙德馨不希望知網倒掉，他希望它能“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原則來建設和管理”這個知識平台。

“利用作者的文章，就該支付一定稿酬。用戶從網站下載文章，也應支付一定的費用。”趙德馨說，但平台獲取利潤應合乎國家政策，不應出現當前的“兩頭吃”，甚至暴利，還年年暴漲。

中國知網會員·流量計費標準表

多數人的沉默現象也引發郭兵律師的思考。

郭兵律師同時是浙江理工大學法政學院特聘副教授，2021年10月18日，郭兵收到江蘇省人民檢察院第七檢察部的短信通知稱，其投稿論文已通過初評，需要提供論文的查重報告。

由此，引發了他和知網之間的官司。

通過知網平台，郭兵無法獲得學術不端檢測系統服務（通常說的“查重”服務），經向所在學院、學校圖書館等部門了解，他得知知網並不對個人用戶開放，學生只有每年畢業論文提交時教務處才向各個學院定額開放中國知網的“查重”服務，教師只能通過學校圖書館並繳納一定費用后才能獲得知網的“查重”服務。

郭兵最後只好向學校圖書館繳納相應“查重”服務費用后，由圖書館工作人員代為“查重”。

5月14日，郭兵接受南風窗採訪時表示，經歷這次“查重”服務后，他認為知網涉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據他介紹，這主要包括沒有正當理由，拒絕向個人用戶開放學術不端檢測系統服務、通過明顯不合理的合同條款限定單位人員使用學術不端檢測系統服務等，損害其合法權益，根據《反壟斷法》第十七條相關規定，他決定起訴知網，以通過訴訟方式進行公益性維權。

目前，法院對此也已受理，開庭時間待定。

在搜集相關證據過程中，郭兵很納悶，他說：“有的高校或研究機構每年向知網繳納上千萬費用，簽訂的服務合同很不公平，知網每年更是沒有理由地猛漲價，面對這種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高校和其他研究機構除無奈採取停用或暫停使用的辦法外，為何就不能站出來反對或向監管部門投訴？”

“沉默是不正常的，高校的沉默損失最大是學生。”郭兵說，每年光是畢業論文查重需要，每個學生開支就是好幾百塊、甚至上千元，這是非常巨大的量。

被平台鉗制

“教師必須要做科研，否則職稱評不上。”一所高校的教授張斌（化名）接受南風窗採訪時表示，找論文選題，出於對內容和角度是否創新等判斷需要，動筆前，老師通常去查詢相關論文是否有人寫過，進行選題綜合研判。

此外，文章寫好后，也需通過知網等渠道去查重。

張斌表示，知網就是中國知識基礎庫，就像個籮筐，幾乎收錄所有在期刊上發表過的文章，覆蓋高校、研究機構等領域，門類非常齊全。要做研究，涉及文獻、參考、引用等，必須用到它。

中國知網首頁

“現在評職稱，有高校明確需要提供知網對已發表論文收錄的截屏。”張斌說，“沒被收錄，說明影響力不夠。”

此外，在掌握海量文章和數據后，根據大數據分析，知網會根據文章下載率、點擊率、引用率等，不斷給高校或研究機構建立起“影響力因子”，藉此評判教授論文的質量。

“知識分子需要這個平台發聲、擴大影響力，也由此被平台所鉗制。”張斌說，大家沒有對這種顯失不公和年年漲10%及以上的不合理收費進行發聲，不是因為大家可以接受，而是因為買單的不是個人，而是機構。

此外，教授發聲后可能遭遇文章下架，給自己帶來損失。

“這是平台對知識分子最大的威脅和報復。”趙德馨說，他們夫婦的官司打贏后，知網就下架了他和妻子的文章，但他們不在乎，“年輕教師就不得不出於現實生存和發展需要而有所忌憚。”

“年輕教授支持我這麼干（起訴知網），但又害怕自己這麼做。”趙德馨說，內心很矛盾，也很糾結。

黃穎（化名）是一所普通高校圖書館副館長，她告訴南風窗，其所在高校有約2萬名大學生，按上級對辦學要求，每年人均新增圖書4冊，2萬學生就需新增8萬冊，每冊50-70元不等，費用是400萬元至560萬元不等。

“每年，光是在知網的投入，我們圖書館就花了100多萬元，便於為老師提供學科服務。”黃穎說，“知網很強勢，年底合同寄過來，條款都擬好了，幾乎是對方說了算，我們沒什麼話語權。”

從中國政府採購網上可以看到，2022年北京語言大學以65.46萬元的價格續訂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

“這100多萬還只是支付給知網的知識庫費用，查重系統另外是教務處和研究生院負責。”黃穎說，本科生的查重系統在教務處，研究生的則在研究生院，其分開購買，不屬圖書館採購範圍。

學校的查重系統只在學生畢業論文定稿后，學校負責查詢，以此作為論文答辯和發放畢業證的依據。但在此前，學生在初稿、以及每次修改後，都會通過各種渠道自己進行查重，避免交上不合格的產品導致無法領取畢業證。

“每個大學畢業生由此帶來數百元開支，研究生因論文字數多，避免內容重複的壓力更大。”黃穎說，查詢次數也更多，開支就相對本科生更多些。

5月13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就知網的問題通報不久，知網發布公告稱，“我們將以此次調查為契機，深刻自省，全面自查，徹底整改，依法合規經營，創新發展模式，承擔起中國知識基礎設施的社會責任，努力將知網打造成具有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學術資源信息平台，推動學術傳播交流，促進國家科技創新，為廣大作者和讀者提供更好的服務。”

5月13日，知網發布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