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中國正準備張開雙臂歡迎您。”1922年12月8日，時任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用德文在信中向愛因斯坦發出熱情邀約。後面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愛因斯坦的訪華學術之旅最終流產，僅在從日本返回歐洲途中“快閃”中國。短短几日，給中國人留下的有遺憾，也有心結。特別是2018年愛因斯坦日記英文版公開以後，這位享有盛名的大師也背上了“字字讓人憤怒”的“種族主義者”的罵名。
文 ｜《中國科學報》記者馮麗妃
愛因斯坦頭像拼接圖 柏林幻想博物館藏/方茲揚攝
《民國日報》刊登的 歡迎愛因斯坦的廣告。 圖片來源：上海圖書館
《晨報》刊登的《安斯坦不來》消息。圖片來源：上海圖書館
1922年12月31日晚，愛因斯坦從日本返滬後到一位猶太女主人家做客時，應邀為女主人寫下了他的所感。圖片來源：收藏家顏明
1922年12月8日，蔡元培寫給愛因斯坦的信。圖片來源：天才相對論——愛因斯坦的異想世界特展
1922年11月13日，愛因斯坦和妻子艾爾莎在上海著名畫家、企業家王一亭家參加晚宴時的合影。圖片來源：紐約利澳貝克學會
1922年11月29日，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生在迎接愛因斯坦前去講演。 圖片來源：早稻田大學
愛因斯坦緣何“失約”中國？日記中是否存在不可饒恕之種族偏見？他在百年前帶來的那場文化衝擊波對中國科學發展是否仍有考察價值？
愛因斯坦研究專家、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方在慶一直試圖還原這段歷史。
近日，他向《中國科學報》展示了這些年尋得的一些史證，並吐露了自己對這些疑問的看法。
“失約”北大
“非常尊敬的愛因斯坦教授先生！您在日本的旅行及工作正在此間受到極大的關注，整個中國正準備張開雙臂歡迎您。”
“您無疑仍然記得我們通過駐柏林的中國公使與您達成的協議，我們正愉快地期待您履行此約。如能惠告您抵華之日期，我們將非常高興。”蔡元培在給愛因斯坦的信中寫道。
這封信原文保存在以色列希伯來大學愛因斯坦檔案館。2019年，這封信曾和愛因斯坦與其他中國知名人士的往來書信及珍貴手稿原件一同在上海舉辦的特展上展出。
“它們對科學史研究具有重要價值。”作為特邀專家，方在慶曾擔任該展覽科學顧問並應邀訪問以色列，追蹤更多相關資料。
實際上，中國學者要早於日本學者與愛因斯坦接洽訪問事宜。
早在1920年和1921年，蔡元培先後兩次到愛因斯坦家中拜訪，邀其訪華。但因諸事纏身，愛因斯坦未能接受邀請。不過，他允諾在美國之行結束后，下一次遠洋航行就是去中國。
但隨後，情況卻發生了變化，日本人捷足先登了。
與中國“失約”確實事出有因。
1922年3月至4月間，愛因斯坦在與中國駐德國公使魏宸組、當時正在德國留學的北京大學教授朱家驊的來往信件中表示：一方面因與其他任務相衝突，他無法像北京大學所期待的那樣訪學一年；另一方面，中國“提出的報酬不夠所需”。
而日本方面提供的“報酬足夠四周的旅行計劃所需”，可以在訪日後到中國“順訪”兩周。
這讓朱家驊難以接受，在他看來，理應在訪美后將中國排在第一位，即便不考慮先來後到的規矩，中國也是東亞文明的發源地和文化中心。但愛因斯坦似乎並不以為然。
對此，愛因斯坦的回復是，“不能想象訪問兩個國家的次序有何重要之處，至少日本先開出了合適的價碼”。
他還提出將酬金數額從北京大學最初提議的每月1000華幣（當時約539美元或122英鎊）改為1000美元。同時支付自己和妻子從東京至北京、北京至香港的旅費，以及在北京旅店的開銷。
“我認為有必要採取這一步驟，因為其他國家提出的，還有像美國的幾所大學已經支付的酬金，都遠在此之上。否則，對其他國家太不公平。”愛因斯坦在給魏宸組的信中寫道。而作為對比，他為日本講學的酬金是2000英鎊及相關的待遇。
愛因斯坦差錢嗎？對此，方在慶表示，愛因斯坦遠東之行的目的，除了體驗異國文化，也為了順便緩解一下當時的經濟壓力。1922年夏，惡性通貨膨脹開始，德國馬克迅速貶值。
之前的美國之行並沒有獲得預期的收入，他要支付前妻及兩個兒子的撫養費、救濟收入不穩定的妹妹和妹夫，雖然工資不低，但也時常入不敷出。
愛因斯坦此行的另一個原因是為了暫時遠離一戰後德國猖獗的反猶主義。他的朋友、時任德國外交部長拉特瑙在1922年6月被極右分子暗殺，他作為最著名的猶太人打算盡量減少在公共場合露面。
1922年7月底，北京大學接受了愛因斯坦提出的條件。
幾個月後的初秋，愛因斯坦踏上了對他來說最遠的一次旅程。
為了歡迎他的到來，中國知識界掀起一股宣傳相對論的熱潮。比如數學家魏嗣鑾徵得愛因斯坦同意在《少年中國》雜誌介紹相對論。《民國日報》也刊登了相關的歡迎廣告。
巧合的是，愛因斯坦從香港轉赴上海途中,獲知自己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11月14日，愛因斯坦抵滬次日，《大陸報》也對此做了報道。
可惜，愛因斯坦步履匆匆，僅在上海停留一天半，便奔赴日本。
在日本數周的時間裡，這位早已聲名遠揚的物理學大師，因新獲諾貝爾獎產生了強烈的“超級明星效應”，在他做演講的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名古屋大學，每次報告會參加者無不摩肩接踵。
隔海相望，中國學界也在翹首以盼他的返程歸來。
然而，聖誕前夜，上海《晨報》卻發出一則令人遺憾的消息：安（愛因）斯坦不來。
箇中原因，愛因斯坦在當年12月22日給蔡元培的信中解釋道：“雖然我本人極願意並且還有我們互相鄭重的約定，但我現在不能去中國了，這對於我來說是一種莫大的痛苦。我到了日本以後，等了五個星期，不曾得到北京方面的消息，那時我猜想你們是不打算踐約了。還有，上海斐司德博士（同濟醫工學校任內科學講師）像是受先生的全權委託，曾向我提出與我們從前約定不一致的報酬條件。我也因此猜測先生不情願履行諾言。”
為此，愛因斯坦把原定訪華的時間安排給了日本。因郵路拖延，直至收到蔡元培12月8日寫來的書信，他才知道是中間溝通出了問題，但已無法追改旅行計劃，只希望“這種因令人遺憾的誤解而發生的延誤，將來能有補償的機會”。
此後數日，愛因斯坦離日返歐，又一次步履匆匆，當年12月31日抵滬后停留兩天半，便踏上歸程。
回首百年前，在方在慶看來，除了當時國力太弱等因素，國人當時與西方人打交道的方式也值得反省，“以為只要口頭承諾了，就萬事大吉。涉及到具體事務，都沒有落實或跟進。愛因斯坦到上海后，居然沒有一家中國學術機構與之聯繫，得到這個結果就不奇怪了”。
而反觀日本，與愛因斯坦簽訂了專門的合同，預付了押金，並派專人到歐洲負責接洽訪日事宜。愛因斯坦到上海后，日本方面派專人全程陪同，確保行程不會改變。
1943年12月，時任浙江大學物理系教授的束星北先生再次給愛因斯坦致信，邀其前來中國，但終未如願。
“種族主義”
除了遺憾，百年前愛因斯坦“快閃”中國，留下的還有數篇讓一些國人憤慨的旅行日記。
翻閱《愛因斯坦全集》中譯版第13卷，其中相關日記的一些描述，的確令人不悅。
比如去程抵港期間，他在參觀九龍島大陸中國人聚居區后寫道，“勤奮、骯髒、愚鈍的人民……在餐館前面用餐並不是坐在長椅上，而是蹲着吃，就像歐洲人在綠林中大小便一樣……甚至小孩看上去也無精打采，麻木遲鈍”。
數天後抵達上海，他寫道，“即便是那些像馬一樣工作的人也沒有給人留下痛苦的印象。一群沒有主見的奇特民眾……很多時候，與其說像人不如說更像機器人”。
1923年元旦當日，他從日本返程途經上海，又寫道，“中國人骯髒、飽受折磨、麻木遲鈍”“涉及商業技巧時也一致同意他們智力低劣”。
類似這樣的描述讓愛因斯坦被扣上了“種族主義者”的帽子。“愛因斯坦不是完人，他不可避免地會帶有文化偏見。他的一些話確實不中聽，但由此認定他是種族主義者，有失偏頗。”作為一名研究愛因斯坦已有三十六載的科技哲學學者，方在慶認為愛因斯坦的天性中有詼諧的一面，說話尖刻，充滿了嘲諷。
事實上，愛因斯坦日記中用調侃甚至惡作劇式的語氣描述遇到的人和事的地方隨處可見。即使對熱情款待他的日本人也並非一味讚揚，認為日本人的祖先沒有科學意識，日本的飲食“像魔鬼的祖母煮的”。
挖苦最狠的是那些他在亞洲遇到的傲慢的歐洲人， 甚至連他的猶太同胞也不放過。看到那些在面對哭牆來回搖晃、大聲禱告的“愚鈍的同族兄弟”，他認為他們是“只有過去，卻沒有現在的人”。
他還諷刺當時英國對香港的治理“值得讚賞”，警察由外來的身材魁梧的黑皮膚印度人擔任，從來不讓中國人干。“可憐的歐洲人”不知道如何用寬容消除民族反抗運動的危險。
“不能因為日記里一些諷刺挖苦的言論，就判定愛因斯坦是一個種族主義者。應該通過一個人的實際行動來判定他。”方在慶說，無論是在德國還是美國，愛因斯坦都敢於反抗暴政，公開為受到迫害的人群說話。
愛因斯坦與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和愛國人士的書信往來也凸顯他“和藹可親”“關懷人類命運”“捍衛世界和平”的一面。
例如，1927年，他與宋慶齡、高爾基等共同組織成立國際反帝大同盟，發起和指導世界和平運動的活動。之後，宋慶齡也因其“對全世界勞苦大眾的同情心”，致信愛因斯坦請他支持中國福利基金會。
1928年，在就暴力和恐怖主義問題回復當時在歐洲的中國共產黨員廖煥星的信中，愛因斯坦寫道：“建立一個獨立的中國絕對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所有公正的歐洲人都希望中國人自己能做到這一點……反對暴力和恐怖主義行為是一項普遍的義務，無論這些行為是由誰發起或由誰實施的。”
1932年，愛因斯坦曾在一些外國學者向蔣介石發出的呼籲中加上自己的名字，要求從監獄中釋放陳獨秀。
1938年，曾在普林斯頓大學與愛因斯坦有過聯絡的物理學家周培源給愛因斯坦寫信，描述了他回國后在戰爭期間的感受和經歷，把愛因斯坦看成是同情中國事業的人。
1946年，華西協合大學文學院院長羅忠恕曾拜訪愛因斯坦，在憶及兩人通信時，他表示愛因斯坦在信中還讚揚了中國人民團結抗日的精神。
“他的人非常好，生活也很隨便。他穿的衣服還沒有我講究。他沒有一點脾氣和架子，給我的印象非常好，我們侃侃而談，沒有任何架子。他不是講話滔滔不絕的人。”語言學家周有光曾在1947年兩次訪問愛因斯坦。
“他（愛因斯坦）在上海短暫逗留期間，主要拜訪了居住在那裡的歐洲人，但也見到了許多中國人，有富人也有窮人。他對那些為生計而掙扎的農民和城鎮勞工特別同情，儘管他所居住的德國本土正進入經濟蕭條期。他很難接受大規模貧困的現實，正如他在旅行日記中所記載的，他內心的想法有時會很嚴苛。”
即將出版的中文簡體版《愛因斯坦百科》的作者愛麗絲·卡拉普里斯、丹尼爾·肯尼菲克和羅伯特·舒爾曼在該書中譯版的序言中寫道，“如果他現在訪問中國，肯定會對他訪問之後中國在技術和經濟方面實現的巨大轉變、中國社會的積極影響，以及中國對世界作出的貢獻留下深刻印象。”
思想紮根需“沃土”
愛因斯坦在日本六周的訪問，不僅促進了相對論在該國傳播，對其物理學的發展產生了直接的影響，還改變了日本人的科學觀，間接促進了日本科學研究的制度化，更重要的是對一代日本青年的熏陶和啟蒙。
2001年，日本出台了第二個科學技術基本計劃。該計劃雄心勃勃地表示，要在50年內拿30個諾貝爾獎。目前已有27人獲獎，物理學領域最多，達到11人。
特別是愛因斯坦曾經發表演講的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名古屋大學等幾所大學獲獎者最多。方在慶認為，這與愛因斯坦思想的熏陶與傳承不無關係。
愛因斯坦對整個日本社會的思想和文化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看到日本快速步入現代化、非常勤奮地學習西方這種亦步亦趨的潛在風險，他警告日本不要受西方過度影響，更不要屈服於西方的影響。
雖然愛因斯坦並未訪學中國，但他的科學思想在中國仍然具有影響力，並影響了許多中國人及華裔科學家。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和李政道都受過愛因斯坦的影響。上世紀50年代初在普林斯頓大學期間，愛因斯坦對兩人合寫的兩篇關於統計力學的論文非常感興趣，就讓助手請兩人到辦公室暢談了一個多小時。
楊振寧對此曾表示，愛因斯坦沒有大師的架子，只把他們作為學術探討者看待，誠懇地拋出自己的主要觀點，還用畫曲線的方式予以解釋。
“最後，他站起來和我握手，並且對我說：祝你未來在物理學中獲得成功。我記得他的手大、厚而溫暖。”李政道曾回憶說，愛因斯坦的祝福使他深深感動。
在中西學術合作與文化交流方面，愛因斯坦在與羅忠恕的來往信件中也表示，“徒吸收外來文化”並不可取，能否與本國文化傳統的精神相調和是關鍵。
有趣的是，在上世紀20年代，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在許多國家不乏爭議，包括諾貝爾獎延遲頒發也是對相對論的懷疑所致，但相對論在中國卻被很快接受。
數學家魏嗣鑾研究過這一問題。他認為中國傳統的時空觀使得對相對論的接受避免了通常對時間相對性產生的爭議，因為中國學者不受牛頓的絕對時間等概念的制約。因此，中國物理學家比西方物理學家能夠更快地理解愛因斯坦的思想。
事實上，有多位中國第一代理論物理學家把自己的研究重點放在廣義相對論上，比如中科院院士、物理學家胡寧在引力波發射導致的雙星系統衰變方面的研究，束星北在上世紀30年代對統一場理論的研究，都對中國物理學在二戰後的繁榮局面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遺憾的是，與日本相比，中國本土至今未誕生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方在慶認為，這與科學思想沒有紮根不無關係。
“人類高級智慧之花得以盛開的條件似乎非常苛刻。”1922年12月31日晚，愛因斯坦從日本返滬後到一位猶太女主人家做客時寫下了他的觀察所感，意思是科學並不會在任何社會文化土壤里成長。
他認為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項偉大成就為基礎的，即古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和文藝復興時期發現的或蘊含因果關係的系統性實驗。而中國沒有這些基礎。
“只有將愛因斯坦所認為的這些西方文化最優秀的部分紮根在中國文化里，使其成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科學文化才有活力。”遺憾的是，方在慶說，由於歷史原因，中國這一傳統斷了，日本則一直傳承下來。
在中科院物理所王鼎盛院士看來，從愛因斯坦到李約瑟，都講到科學的發展需要土壤、環境。如何在中國造就好的環境，讓高科技在中國發展起來，很值得思考。
“100年前，早稻田大學的學生能夠摩肩接踵地去聽愛因斯坦的講演，他們追的是什麼星？現在，我們只有歌星、演員到學校才有這種反應，哪個科學家的報告有這樣的情況？這是100年的差距。”近日，在方在慶於北京泰康燕園舉行的“愛因斯坦訪問東亞100年”報告會上，王鼎盛聽完報告后對《中國科學報》說。
“如果下一個愛因斯坦來了，我們有實力歡迎；但來了之後，有沒有成千上萬的人去學習和努力，這也很重要。”王鼎盛補充說。
《中國科學報》 (2022-04-15 第4版 文化 原標題為《愛因斯坦“快閃”中國：英名與罵名背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