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慰劑效應”（placebo effect ）是眾所周知的現象，是指一個人在獲得了沒有藥理療效的治療方法后，“預料”或“相信”治療有效，從而身體或精神健康得到改善的現象。雖然安慰劑效應的確切生物學、心理學和遺傳學基礎並不十分清楚，但一些理論指出期望是主要原因，另一些理論則認為病人與醫生關係中的非意識因素自動緩解了癥狀。然而有時安慰劑效應也會造成傷害–所謂的“反安慰劑效應”（nocebo effect）發生在一個人在獲得沒有藥理作用的治療后出現不愉快的副作用，例如噁心或疲勞等癥狀。
在一項新的隨機、安慰劑對照的COVID-19疫苗試驗的薈萃分析中，貝斯以色列女執事醫療中心（BIDMC）的研究人員比較了接種疫苗的參與者報告的不良事件比率和接種不含疫苗的安慰劑注射者報告的不良事件比率。雖然科學家們發現接種疫苗的試驗參與者報告的不良事件明顯更多，但近三分之一接受安慰劑的參與者也報告了至少一種不良事件，其中頭痛和疲勞是最常見的。該團隊的研究結果發表在《美國醫學會雜誌》網絡版上。
“安慰劑治療后的不良事件在隨機對照試驗中很常見，”主要作者Julia W. Haas博士說，他是BIDMC安慰劑研究項目的調查員。“在疫苗試驗中收集有關這些安慰劑反應的系統性證據對全世界的COVID-19疫苗接種非常重要，特別是因為據報道，對副作用的擔心是對疫苗猶豫不決的一個原因。”
Haas及其同事分析了來自12項COVID-19疫苗臨床試驗的數據。這12項試驗包括來自22578名安慰劑接受者和22802名疫苗接受者的不良反應報告。第一次注射后，超過35%的安慰劑接受者出現了全身性不良事件–影響全身的癥狀，如發燒–其中頭痛和疲勞最為常見，分別佔19.6%和16.7%。16%的安慰劑接受者報告了至少一個局部事件，如注射部位的疼痛、發紅或腫脹。
相比之下，在第一次注射后，46%的疫苗接受者經歷了至少一次全身性的不良事件，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報告了至少一次局部事件。雖然這組人接受了藥物活性治療，但至少他們的一些不良事件可歸因於安慰劑–或者在這種情況下，“反安慰劑效應”，以及鑒於這些效應中的許多也發生在安慰劑組。Haas及其同事的分析表明，“反安慰劑效應”占疫苗組所有不良事件的76%，占報告的所有局部影響的近四分之一。
在第二劑量后，安慰劑組的不良事件下降到32%，報告了任何系統性事件，12%報告了任何局部影響。相比之下，接種疫苗的參與者報告了更多的副作用，其中61%報告了系統性不良事件，73%報告了局部不良事件。研究人員計算出，在第二劑疫苗后報告的副作用中，“反安慰劑效應”佔了近52%。雖然無法證實這種相對下降的“反安慰劑效應”的原因，但研究人員認為，疫苗組第一次的不良事件發生率較高，可能導致參與者在第二次時預期更多。
“像頭痛和疲勞這樣的非特異性癥狀–我們已經證明它們對反安慰劑效應特別敏感–在許多信息傳單中被列為COVID-19疫苗接種后最常見的不良反應，”資深作者、BIDMC安慰劑研究和治療性接觸項目主任、哈佛大學醫學院醫學教授Ted J. Kaptchuk說。“有證據表明，這類信息可能導致人們將普通的日常背景感覺誤認為是由疫苗引起的，或者引起焦慮和擔心，使人們對不良事件的身體感覺過度警惕。”
Kaptchuk及其同事利用了大量且不斷增加的證據。這些證據顯示，完全公開的安慰劑治療，即他所說的”開放標籤的安慰劑”，實際上可以改善常見的慢性病，而沒有任何安慰劑效應。雖然一些研究人員認為，告知患者不良反應可能會造成傷害，但Kaptchuk認為，從倫理上講，完全告知參與者疫苗的潛在不良反應是必要的。
“醫學是基於信任，”Kaptchuk說。“我們的研究結果使我們認為，告知公眾可能出現的反安慰劑效應可能有助於減少對COVID-19疫苗接種的擔憂，這可能會減少疫苗接種的猶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