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20年年底開始，關於互聯網行業的“壞消息”不斷傳來，終於在2021年年底以“裁員”這樣的形式讓每一位從業者都感受到了寒意。2021年年末，互聯網業內已經沒有人質疑行業普遍裁員的真實性了。一位早已離開BAT的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自己頭一天還在寫文章質疑行業裁員有被誇大的嫌疑，結果第二天就收到了百度裁員的推送，“打臉來得太快”。
大廠裁員，互聯網降速
“我正在經歷一場肉眼可見的消費降級”。作為一名互聯網公司的技術骨幹，趙軍（化名）感慨，以前約朋友見面總要喝精釀啤酒，現在只能喝連鎖品牌了。
趙軍反問記者，如何看待2022年的經濟形勢？他最為關心的是中概股的頹勢能不能扭轉，他所持有的期權的價值已經在2021年短時間內跌去了一輛保時捷的價格。不過讓他聊以自慰的是“比慘”，“有時候想想房地產、教培行業，會覺得互聯網行業還算幸福，說遭遇寒冬都覺得自己有點兒矯情”。
但是站在互聯網行業門外的人們已經聽慣了從裡面傳來的財富自由故事，多少對於2021年年底的這次行業裁員不太習慣。其實站在從業者的角度，從2020年年底開始，關於互聯網行業的“壞消息”不斷傳來，從以反壟斷為代表的監管趨嚴，再到中概股集體下挫，這些因素相互疊加，終於在2021年年底以“裁員”這樣的形式讓每一位從業者都感受到了寒意。
“這一次是行業裁員”
“30歲之後明顯感受到行業的年齡歧視，如今投簡歷，會覺得自己‘錯了’，發自內心地認為‘低人一等’”。作為一名程序員，趙軍難掩焦慮。
於程序員而言，入行伊始，便意味着接受行業“潛規則”，按照與年齡對應的職級向上攀爬，28歲達到P6，30歲達到P7，32歲達到P8，35歲達到P9，如果他在哪一步踏空，就意味着被淘汰。
每當他們對於年齡的焦慮感無處釋放，“開滴滴”便會成為程序員群體自嘲的話題。儘管說不出身邊有誰真正選擇了這條職業道路，趙軍仍然覺得這是值得認真對待的選項，“你怎麼能把開滴滴當成玩笑？我覺得這很正常。”聽說記者的工作平日不用坐班，趙軍建議不要浪費兼職做滴滴司機的機會，還打聽起來做一名科技記者的門檻，“幹什麼不是賺錢？到時可以算算時薪高低”。
相比轉型網約車司機，報考公務員是更加現實的選擇，成功者被視為“上岸”。
“前年身邊朋友離開大廠后成功‘上岸’，在地級市做公務員，雖然月薪只有3000元，比在大廠工作還要辛苦，不過已經年過30歲的他必然面臨選擇。”趙軍與妻子都是程序員，他們慶幸自己早年在北京近郊買房。“外界顯然高估了大多數程序員的收入，只能說天花板確實比其他職業高一些，但需要晉陞到相當級別才能摸到，大多數程序員只是在‘搬磚’”。
除去已經被反覆討論的年齡焦慮，互聯網從業者在2021年年底還感受到了行業裁員的寒意。
2021年12月24日，平安夜的晚上，在與記者聊天時，王強（化名）的手機不斷傳來信息提示聲，查看片刻后他說，“百度也裁員了，業內早有風聲，回頭再詳細看吧”。他原本預計，2022年春節后，才會有另外一波裁員高峰。
作為一家“中廠”的中層，王強在裁員的同時還在招聘，“招人是招人，裁員是裁員，一邊招人一邊裁員是業內常態，裁員首先指向薪資高與能力較差的員工，但是在裁員過程中一些人會主動離開，因此一些崗位需要補充，但最終headcount（職員總數）一定會下調”。
王強領到的任務是年底前將部門員工數量縮減10％，他自己也有“時刻準備下崗”的覺悟，“業內說的‘開滴滴’確實不是玩笑”。
“你可能早上還在正常工作，上級叫你過去聊兩句，內容就是讓你收拾東西走人，和HR談完后回到工位，發現東西已經被收拾好，電腦也被搬走，因為擔心你拷走公司數據。”即便有過數次被裁經歷，王強認為此前裁員多因個別公司業務出現問題，而這一次則是行業裁員。
“往年當然存在所謂末位淘汰，但業務好的時候招都招不過來。”王強告訴記者，淘汰針對確實存在問題的員工，在淘汰一名員工后很快會有新人補位，而裁員則指上面給下面定指標，要將團隊縮減至何種程度。
有互聯網行業資深HR告訴記者，當有朋友向她諮詢大廠職業機會時她總會提醒對方，“一定要考察應聘的BU（業務單元）成立時間有多久、有沒有穩定的商業化能力，否則很容易被‘優化’掉”。
程序員本被視為互聯網公司的基石，但是王強卻說，“程序員慘就慘在只會搬磚，除此之外並無一技之長，連轉行做房產中介的機會都沒有”。
在2021年年底，互聯網從業者變得普遍沒有安全感。“有哪家公司不裁員嗎？”在被問及業內普遍的裁員規模時，王強反問道。在他眼中，這一輪行業裁員只有急緩之分。“其實從2020年開始，阿里的一些崗位便只輸出不輸入，也就是一些人離職后，會選擇內部提拔填補崗位空缺，而非對外招聘引入新人，某種程度也在縮編。”
在王強眼中，自己所在公司裁員的方式尚屬溫和。“像快手就是直接按部門裁員，你可能什麼都沒做錯，只是因為你所在的部門屬於被裁撤範圍”。
當然，在年底集中裁員的一方面考量也來自成本，雖然要支付補償，但是相比於年終獎，額度終究要小一些。但有百度MEG（移動生態事業群）人士告訴記者，“2021年MEG員工的年終獎本來就不會很多”，這也是他在2021年年底主動選擇離職的原因。就在他離職后，MEG被爆出是百度這一輪裁員的“重災區”。
下調headcount的同時，互聯網公司的用人成本也在被更細緻地計算。“公司2021年下半年接收的在線教培行業離職人員在談薪時多少都被壓降，行規是起碼與上一份工作持平，但這些人員的薪水往往會被打八折。”前述互聯網行業資深HR告訴記者。
強監管的收縮應對
2021年年底裁員的互聯網企業中，在百度之前，愛奇藝、字節跳動、快手被視為這一輪裁員的典型。
在王強看來，這三家公司恰好分屬三種不同的類型。“愛奇藝屬於業務存在問題，其核心商業模式一直難以成立，只不過之前水漲船高，互聯網行業整體景氣掩蓋了其問題。相當於一個人身體本就不好，遇到氣候異常更容易生病”。
愛奇藝的裁員幅度在30％~40％之間，幾乎沒有業務線倖免。作為國內三大長視頻網站之一，高度依賴電視劇和綜藝節目，2018年上市以來，三年累計虧損264億元。其實從2010年上線以來，愛奇藝從未實現過盈利。
“長視頻網站的商業模式要是能賺錢早就賺錢了，本來就屬於一起風首先就會被吹走的那一類。”有長視頻行業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其實愛奇藝此前一直處於不斷燒錢狀態，目前賬上還有61.47億元，但一年內有46億元債務需要償還，而且仍在巨虧。“國內僅剩的幾家長視頻網站都想燒錢‘耗死’對方，以獲得更大的定價權，高企的版權費用對於它們而言確實是個坑，一部獨家代理的劇集一旦沒有成為爆款，就是在給製作方打工。所以B站為什麼要做UGC（用戶生產內容）模式？就是為了規避高額版權費用”。
儘管2021年10月取消超前點映確實進一步打壓了愛奇藝的收入，但是業內並不認為其受到政策波動影響較大。“字節跳動主要裁撤的是教培業務人員，只留下部分技術人員，這才是純粹監管變化所致。”王強說。
字節跳動旗下的教培業務在2021年經歷過8月與11月兩輪裁員，瓜瓜龍、清北網校、學浪等條線無一倖免，直至徹底放棄中小學業務。儘管2021年7月底出台的“雙減”政策明確規定，不得開展面向學齡前兒童的線上培訓，但是劉佳（化名）仍然認為8月的那次裁員有些突然，她此前供職的瓜瓜龍，正是主打學齡前兒童啟蒙教育。
“裁員進行得比較突然、比較快，‘雙減’政策出台後部門上下都在揣測瓜瓜龍的去留，宣布裁員前的一天只是通報第二天會與員工溝通瓜瓜龍的未來，直到第二天大家才明確得知最終的結局是裁員，基本要求當天辦完手續，所在城市幾乎全部人員都被裁掉，人事在幫我們辦完離職手續后的第二天再把自己裁掉。因為事發突然，只保留了部分服務已經報名學生的崗位”。
從瓜瓜龍此前的布局不難看出字節跳動對於教培業務的野心如何迅速崩塌。“其實瓜瓜龍起步時間晚於競品斑馬，但是後期已經在市佔率上完成反超。”一位接近瓜瓜龍的業內人士告訴記者，瓜瓜龍雖然以線上課程起步，但其實線上課程只是幫助讓家長與學生對其形成品牌認知，字節跳動原本希望將瓜瓜龍打造為一個IP形象，類似於迪士尼的卡通形象，甚至已經舉辦過一些線下活動，以此為基點拓展線下業務。這使得當時主打線上課程的瓜瓜龍依然在線下擁有人數不少的團隊，主要是銷售與輔導老師。
在劉佳的印象中，2021年上半年瓜瓜龍還曾經歷急速擴張。2021年春節前，瓜瓜龍在她所在城市的僱員數量不到100人，年後在三四個月之內急速上升至近千人，這屬於最後一批布局的城市。“其實就在‘雙減’政策出台前，公司已經聽到監管收緊的風聲，將語文、數學、英語課程分別改名為人文、思維、口語課程，跟家長溝通的方式也進行了調整，防止販賣焦慮，不過終究沒有逃過幾近全員裁撤的命運”。
與字節跳動的教培業務類似，一些公司的遊戲業務也在經歷了2021年下半年密集出台的監管政策后收縮，哪怕相關監管政策並未像“雙減”政策一樣徹底“殺死”一個行業。
在2021年年底爆出的百度MEG部門裁員的信息中，百度遊戲幾乎全線被裁。“平安夜當天HR找到我談話，百度遊戲整個部門都已經被砍掉，被裁人員總計有幾百人。”有原百度遊戲人士告訴記者，他並不認為這次裁員是因為百度遊戲團隊自身出現問題，畢竟百度重啟遊戲業務的時間並不長。
2021年7月ChinaJoy期間，百度遊戲曾召開發布會，宣布成立新品牌，重組業務團隊，並一舉公布了23款休閑及重度遊戲產品，9款重度遊戲中大部分為自研自發。但就在百度重啟遊戲業務后，恰逢監管升級，8月出台的《關於進一步嚴格管理切實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網絡遊戲的通知》進一步壓縮未成年人每周的遊戲時間，從此前規定的近十個小時壓縮到三個小時。
此外，有遊戲產業人士向記者透露，自2021年8月以來，遊戲版號已停發數月，遊戲實行前置審查，如果拿不到版號就意味着無法上市，加之一款遊戲，特別是重度遊戲本身的研發周期就比較長，因此版號停發對於騰訊、網易這樣的頭部公司影響尚小，反而對於一些新興團隊影響較大，“監管之下遊戲行業的變現不再像以前那麼容易”。
“遊戲一直不是百度的核心業務，百度此前幾次想嘗試遊戲業務，但都沒有收到好的結果，其實為什麼在2021年年中重啟，外界此前就有一些困惑。”前述遊戲產業人士告訴記者。
王強認為，行業的普遍共識是，無論是字節跳動裁撤教培業務，還是百度砍掉遊戲部門，更多還是出於監管政策變化對於某項具體業務影響所作的調整，並沒有觸動其根基。“除去愛奇藝那樣自身商業模式成疑，以及純粹受到監管政策影響的情況，其實大部分互聯網公司在2021年年底在經歷‘快手式裁員’”。
資本信心與“快手式裁員”
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梁萌視互聯網行業為“不穩定工作”的代表，“過去20年，中國互聯網行業一直在急速擴張，其實團隊發生變化非常正常。疫情之後，監管政策帶來影響，加之宏觀經濟波動，很多領域在投入后短期內沒法見到效益，而互聯網公司對於項目的規劃經常以3個月、6個月、一年為時間節點，搞不定就要改變。”梁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削減headcount是互聯網公司應對股價下跌的常規操作，“國內某家大廠歷史上裁員的時點可以與股價下跌、華爾街對其產生詬病的時點相對應，2021年年底行業裁員更多是因為監管政策、宏觀經濟波動與股價下跌三者相互影響併疊加所致”。
“其實過去一年多對於互聯網行業從業者內心影響最大的並非類似‘雙減’、社區團購設限這樣的強監管政策，而是螞蟻金服暫停上市以及滴滴上市后遭到審查。”王明（化名）告訴記者。
“對於互聯網從業者，特別是程序員而言，兩極分化明顯。”在王明看來，坊間流傳的財富自由故事更多屬於“倖存者偏差”，達成的手段更多是靠“賭”，而非緩慢地晉陞加薪。王明見證了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到來，當時有一批人離開百度，他便是其中之一。“身邊有朋友身家過億，也有朋友一步踏空，所謂‘賭’指押寶期權變現，依靠這一途徑實現財富自由的可能只有去到字節跳動、快手的一批人”。
當時一家新興的社交平台定向邀約王明入職，面對對方給出的百萬年薪包，王明可以選擇其中工資與期權的比例，“一般會選擇三七開，期權佔七成，至少也是五五開，不然為什麼選擇入職一家新興的互聯網公司？其實就是在賭它上市后將期權變現實現財富自由”。
將實現財富自由的途徑寄託於期權變現，意味着將其維繫於供職的企業能否上市，以及上市后的股價表現。
“2020年時有一批年過30歲的互聯網從業者轉投在線教培，當時尚處風口的教培行業被視為下一個實現財富自由的機會。他們多在30歲出頭，在35歲‘退休’前想要抓住最後一次機會，在設計薪資包時通常會把工資壓得很低，甚至只夠在北京支付租金，同時索要更多期權，但沒想到在2021年一敗塗地，甚至原本價值幾千萬元的股票直接貶值到幾萬元。”王明也承認，其實這樣“賭”的風險並不小，即便公司順利上市，也要熬過禁售期才能變現。
對於大多數在大廠工作的人而言，他們無法獲知資本的心思，而股價高低不僅丈量着他們與財富自由的距離，也被視為資本對中國互聯網行業信心的晴雨表。
“2021年眼見各家公司股價都在腰斬，甚至腳脖子斬。”王明說，“這種情緒從資本市場蔓延到管理層，以前是家裡養着幾個孩子，其中一個敗家，現在老子也沒錢了，自然要花一分錢是一分錢，而且一些公司是真的沒錢了”。
“快手裁員的邏輯很簡單，上市后股價一路下跌，資本市場不看好，再融資能力受挫，沒錢的話自然要省吃儉用，自然無力擴張新業務。”王強認為，2021年年末大多數互聯網公司裁員的邏輯與快手一樣，股價下跌，意味着資本市場信心不再，開源節流成為必然選擇。
2021年2月初上市后，快手股價一度達到410港元以上的高點，但在年末已跌至70港元以下。
“資本信心不足，無力做國際化生意，而國內業務團隊已經滿員，為什麼還要養着國際化團隊？”有快手人士反問記者，在缺少資本支持的情況下，無疑要優先砍掉利潤做不上去的業務，只保留核心業務。
受到股價拖累的肯定不只是快手一家。“百度確實在投資愛奇藝、快手、作業幫上損失不少，2021年第三季度在美國通用會計準則下凈虧損165.59億元，肯定與投資對象股價波動關係極大，包括像騰訊也可能面臨相似的問題，即業績表現受中概股集體下跌拖累。”有接近百度的人士表示。
百度的市值也從年內一度超過1000億美元到如今重回600億美元。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百度MEG部門迎來裁員。在前述接近百度人士的眼中，在2021年年末行業裁員的分類中，百度與快手、字節跳動“去肥增瘦”的邏輯一樣，都屬於裁員瘦身的那一類。
“搜索、AI、自動駕駛屬於百度最為核心的部門，搜索是現在，AI和自動駕駛是未來，不會輕易調整。開源節流時會拿直播、遊戲這樣的邊緣業務開刀，這些業務不僅邊緣，而且在細分領域中也不是第一名，比如像百度網盤並非主流業務，但牢牢佔據市場第一”。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一次關注百度裁員，我在一些平台發貼收到回復稱，百度房產也遭遇裁員，我有些震驚，百度什麼時候拓展了房產業務？百度這一次就是要砍掉這樣的枝節業務。”
除了百度遊戲，百度直播業務也是此次裁員的重災區，但是去年百度才完成36億美元收購YY，而在這一輪裁員中，YY事業部在北京的人員全部被裁掉。
“我們都認為百度收購YY這筆錢花得太冤了，如果不是秀場直播行情看跌，YY也不會被出售。”一位秀場直播平台人士告訴記者，自己所在的公司早已過了密集投入營銷成本換取DNU（日活）增長的階段。
對於互聯網公司To C的流量生意，增大營銷開支無疑是換取DNU的關鍵，直播、短視頻等莫不是如此。2021年前三季度，快手的銷售和營銷開支共計330億元，超過去年全年的266億元。
“如今公司已經對DNU增長不抱希望，基本認為已經見頂，而且資本也無力支持較高的營銷投入。2021年業績相比往年跌得稀里嘩啦，在如今的經濟形勢下，誰還會給主播打賞？”前述直播平台人士表示，自己所在的公司同樣在經歷裁員，只能固守原有的盈利點。
“試錯邏輯”over了
“中國互聯網公司本質都是在做流量變現的生意，但流量總會見頂，只是流量見頂后公司的增長曲線應該持平，而非下跌。一般而言一家公司如果在某個業務領域見頂，就會跨界進入其他領域，比如滴滴此前切入金融、社區團購；或者通過競爭搶奪更多市場，比如拼多多搶奪淘寶、京東的市場，甚至出海搶奪國際市場”。王強並不認為這一輪行業裁員與流量見頂間存在必然聯繫。
2017年11月10日，“雙11”前夕，浙江杭州市的阿里巴巴作戰室內，備戰的程序員有的喝茶、有的在帳篷里打盹，更有人直接敷起了面膜。圖/IC
“其實越是流量見頂，按理說各家公司應該越是陷入軍備競賽，打下競爭對手的山頭，而非像當今這樣裁員、收縮”。他更願意將這一輪行業裁員理解為監管施壓與背後資本失去原有信心后發展邏輯的調整。
“中國與美國的互聯網行業並不一樣，中國的互聯網企業更偏體力勞動，而美國的互聯網企業可能還有一些創造性工作，因此經驗在中國的互聯網企業價值有限。”趙娟（化名）在2020年初回到國內大廠工作前曾在美國多家互聯網企業任職，她的感受是除了Facebook，美國互聯網企業並不過分看重KPI，“作為前端工程師，更多時候在國內互聯網企業被當作美工使用，在國內大廠說白了就是一個字，干”。
為了刺激員工積極性，常用的辦法是設置A、B團隊，一個團隊拿全部年終獎，另一個團隊“白乾”，再干不好就面臨裁撤。
這可以被用來解釋國內互聯網從業者的年齡焦慮，也可以被用來理解商業模式驅動下大廠曾經的發展邏輯。
“百度與字節跳動雖然被統稱為‘大廠’，但其實是不同意義上的大廠。當中國的互聯網行業從PC端轉移到移動互聯網，不僅僅涉及終端的轉變，更重要的是範式轉換，從更為依賴技術驅動轉變為更多依靠商業模式創新。”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梁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樣的轉變大概發生在10年前，“當時BAT在某種意義上已經退後為投資者，他們所投資的企業隨後完成了中國互聯網產業的代際更迭”。
這一輪代際更迭帶來了平台經濟，梁萌稱其遵循的邏輯為“試錯邏輯”。平台經濟的商業模式發生了本質變化，特點就是全面出擊，迅速佔領一個個細分市場，不斷拓展自身的利潤池，形成一種“羊毛出在豬身上但是由狗來買單”的多邊盈利模式。但是“全面出擊”可能意味着投入某項業務時對其前景並不明晰，而是小步快跑，全面試錯，如果遇阻再裁撤相關業務條線。“當然，這也是由於當時監管環境相對寬鬆，而且競品更多”。
“在競爭激烈的情況下，不止是比拼‘燒錢’，也自然會帶來整個行業擴編，原來是一家公司提供一份崗位，現在是五家公司提供五份崗位。”王強說。
“之前國內互聯網行業更多不是在想，而是在看，比如看到直播火了，並不會更多思考直播這件事本身，而是短期內通過大量的資本、人力投入佔領市場，共享單車、手游莫不是如此。但是在共享經濟之後，其實市場始終沒有迎來同等量級的‘大風口’，只剩下了一些可以追逐的‘小風口’”。儘管王強“鄙視”社區團購這樣的業務，但也不得不承認這是行業內近年來不多見的風口之一。
但是在2021年，隨着監管政策升級，特別是反壟斷執法趨嚴，過往的邏輯正在悄然改變。如2020年年末監管對社區團購劃定的“九不許”邊界中，首先便是不得通過低價傾銷、價格串通、哄抬價格、價格欺詐等方式濫用自主定價權。
“這種跨領域試錯的邏輯基本上over了，行業會變得更加謹慎，因此會砍掉更多枝枝節節的業務。”趙軍感慨。
“未來整個行業已經不再可能延續過去的增速”。
本刊記者/陳惟杉
發於2022.1.10總第1028期《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