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的發展，讓互聯網世界變得“一切皆有可能”。與此同時，網絡也越來越情緒化，被算法左右，被“帶怒黨”引領，被“愛國爽文”收割，被水軍漫灌……在各種對立衝突、粉絲大戰、資本滲透中，我們還能不能好好說話、好好討論？在憑身份站隊、扣帽子、群體跟風越來越嚴重時，資本方、平台方和用戶如何形成良性的互動，構建理性平和的網絡生態？我們需要共同思考。
“捧到天上”或“踩在腳下”：平台和資本扮演了什麼角色
郁風
近日，備受關注的新劇《風起洛陽》在網絡平台上線，但上線時間比預定推遲了一個小時。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未開播的一小時內，豆瓣湧入大批水軍給該劇打出五星或一星評價。劇集還沒播，這些水軍就有了“未卜先知”的能力，着實讓人“稱奇”。
當然，實際上是這些水軍沒有察覺到上線時間變化，按原定計劃完成了“工作”。我好奇的是，如果該劇沒有推遲上線，那水軍刷的評價會不會就堂而皇之地成為“開畫評分”？
眾所周知，豆瓣評分是影視劇口碑的重要參考標準，而豆瓣“開畫評分”也一定程度影響着劇目前期的宣傳和走勢。因此，不少資本方想方設法在豆瓣評分上做文章，劇目製作方、參演藝人及其粉絲、甚至視頻平台都有刷評分的“利益衝動”。畢竟，誰不想有一部高口碑、高播放量的“年度巨制”呢？
根據豆瓣公布的調查結果，《風起洛陽》開播前一小時，出現五星評分6752條，一星評分649條；而開播后一個小時，出現五星評分1687條，一星評分1991條。可以看出，播出后一星差評的數量反而蓋過了五星好評。這是競爭資本所為，還是網友因不滿水軍行為而打差評，我覺得或兼而有之。
從中暴露出的一個令人擔憂的現象是，影視劇評分和網絡輿論的“兩極分化”趨勢越來越嚴重，無論是水軍操縱引導還是網友的情緒化打分，要麼“捧到天上”，要麼“踩在腳下”，擠壓着中性評分的空間。憑身份和粉絲群體站隊，取代了理性中立的評價。
不管是什麼類型的產品，網絡營銷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網絡營銷會影響劇目、產品的成績。互聯網公司紛紛為此設立專門的營銷和公關宣傳部門。那麼，如何在合理營銷和挑動輿論之間作出平衡，是擺在資本面前的一道必答題。
從現實效果來看，挑動輿論對立、引發爭議炒作在某些時候確實能取得一定效果。此前有綜藝節目製作人坦言，請一些德藝雙馨、穩重低調的評委嘉賓可能不溫不火，邀請“話題爭議人物”反而能引發“罵戰”，進而助推節目的曝光量。一些人可能出於“我要看這節目有多爛”“發彈幕罵嘉賓”心理來觀看，或者和這些爭議嘉賓的自有粉絲展開爭吵，“罵上熱搜”。這樣的方式雖然能達到曝光目的，卻在社會輿論上製造對立和撕裂，平日里看似溫和的人群到了網上變得劍拔弩張勢若水火。這種對立心態反過來也會投射到現實中，造成群體分裂甚至仇視。
性別議題就是一個網絡敏感的話題，本來追求男女平等、消弭性別對立是人們的共識目標，但到了網絡輿論中，一些人卻利用性別議題，通過放大男女矛盾、挑動性別對立的方式來獲得曝光、攫取流量。此前有女藝人在脫口秀節目上發表“男人普通且自信”等爭議言論。雖然脫口秀舞台上允許做一些誇張諷刺，我們也難判斷是故意為之還是節目效果，但這些言論“出圈”后被少數女性奉為圭臬，動輒用“普信男”標籤來攻擊、貶低男性。此前某清華大學畢業、月入5萬元的大學男教師因為長相平平，在豆瓣發徵友貼就遭到女性鋪天蓋地的群嘲，從一張照片推斷出他“精神貧瘠”“不善管理”，彷彿相貌不佳者就被剝奪了網絡交友的權利。
當種種對立情緒在網絡平台擴散之時，這些“話題爭議人物”卻享受到流量紅利，成為群體標籤人物，背後的節目及資本方也藉此得利。如果任由這些對立情緒泛濫下去，只會加劇社會的撕裂和隔閡。
那麼，平台對這些煽動對立的極端言論有沒有盡到監管責任？從我的感觸看，一些平台對此類言論的處理難言及時果斷。12月2日，豆瓣再度被約談整改，被罰款150萬元並暫停“小組”回復功能的使用。豆瓣的部分“小組”中，就曾一度充斥大量飯圈八卦、挑動對立的帖子，這類帖子還往往有較大流量。
一方面，豆瓣的影視板塊遭到大量水軍刷評，出現兩極化站隊；另一方面，豆瓣的小組討論板塊又存在扒皮泄憤和煽動對立。以豆瓣的現有體量和技術、人力，如何應對這些水軍資本的衝擊？能否開發出更高效準確的識別水軍技術？有沒有足夠的人力去審核極端言論？這些技術和人力投入如何做到收支平衡？作為一家有十幾年歷史的老牌互聯網平台，豆瓣所面臨的問題也是很多互聯網平台都需要解決的問題。
很多老用戶感慨，我們之前的文藝凈土哪兒去了？還有更多網民感慨，我們還能不能好好說話、好好討論了？在憑身份站隊、扣帽子、群體跟風越來越嚴重的當下，資本方、平台方和用戶如何形成良性的互動，構建理性平和的網絡生態？我們需要共同思考。
批量複製的“愛國爽文”藏着磨刀霍霍
李康尼
這幾年，網絡空間中出現了不少惡意利用愛國情懷“薅羊毛”的怪狀。這其中，有的操作手法拙劣而可笑，比如不同主播站在不同的地方，講述着同一個虛假的“感人”故事，批量複製的統一文案；有的則迂迴而偽善，比如某知名財經“大V”一邊炮製聳人聽聞的“愛國爽文”吸引流量，一邊磨刀霍霍收割粉絲、大搞非法集資。
A面深情，B面狡黠，不難發現，愛國已經成為這些網絡“雙面人”的流量密碼。如此把愛國當生意的做法，往往存在兩個致命問題：一是目的不純，二是內容虛假。
愛國本是一種純潔、真摯而深沉的感情，是“我口說我心”的真實情感流露。若摻雜了個人私利，不僅愛國情懷會變味，愛國行為也會扭曲變形。一些人在“流量為王”的邏輯下，把愛國視為一種用來炫耀、變現的資本，怎麼煽動情緒怎麼來，怎麼能博眼球便怎麼發聲，為此不惜誇大其詞，甚至胡編亂造。
今年年初，就有多個微信公眾號套用《疫情之下的××：店鋪關門歇業，××華商太難了！！》模板發布虛假文章，除了國家名和文內主人公名字不一樣，其他內容完全一樣，被網友戲稱為“一篇通稿供全球”，是“通稿式造謠”。
類似販賣愛國情懷的行為，會造成多重危害。首先，這些賬號可能成為一個個“謠言製造機”。有人就吐槽，在一些“愛國”營銷號那裡，國外股市平均每周崩盤一次，任何一項專業政策都能被陰謀論地曲解為“下大棋”。
如此充滿謊言、毫無知識增量的內容，不僅會誤導受眾對世情國情的基本認知，讓人陷入廉價、虛幻的自我感動，還炮製了一種偏狹、極端化的思維範式。對網絡空間而言，這種看似熱血沸騰、實則精緻利己的內容，也會營造一種輕佻、浮躁、乃至不講常識的反智風氣，因此應當被社會清醒識別和摒棄。
不客氣地說，很多蹭愛國流量的人，都抱有一種投機取巧的走捷徑心態，希望借愛國之名，遮掩自己在專業能力上的捉襟見肘。一些創作者不願意沉下心來深耕內容，便試圖通過批量生產“愛國文案”的方式實現快速牟利；一些人自身缺乏專業認知和深刻見地，於是用誇大、偏激的方式刷存在感，賺取“情緒流量”，消費愛國情感。這樣純粹把愛國當生意的做法，自然無法產生正面的社會價值。
身為一個蓬勃發展大國中的一分子，我們的愛國情懷應該是平和、寬廣而理性的，既不必妄自菲薄，也不應盲目自大。只要有心，不難發現：不管是博大精深的優秀傳統文化，還是如今國家欣欣向榮的發展現實，都有許多值得被發現、等待被講述的動人故事。
脫貧攻堅戰中，活躍着一個個埋頭苦幹，用智慧和勤勞帶領鄉親們走向共同富裕的扶貧第一書記；抗擊疫情的過程中，湧現出無數勇敢逆行，用實際行動寫下人間大愛的青春身影；90后、00后也用自己多元的年輕化敘事，訴說著對國風舞蹈、“非遺”的熱愛……這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真實素材，才是更值得被挖掘的內容，足以成為激蕩愛國情懷的底氣和自信，又何鬚生拉硬拽、強行煽情的偽愛國情懷？
愛國是具體的、現實的，它應該體現在紮實做事的具體行動中，而不是沉溺於虛幻的“口頭愛國”泡沫里。把愛國當流量密碼，為了熱度無所不用其極的行為，實在可以休矣。
為什麼情緒總能引爆網絡
陳武
“寶寶，你不能總是吃肉，也要多吃一些蔬菜。蔬菜有營養，對長身體有好處。”假設一位年輕的媽媽如此勸說只愛吃肉的孩子，孩子會因此而多吃蔬菜嗎？很明顯，一般這樣講都沒什麼用。對小孩子而言，好吃是最直接的，可以引起積極的情緒，“營養”則有些太過理性了。正如嬰兒生下來就會哭，但什麼道理都不懂，情緒最容易引起人注意，也是人產生行為的直接驅動力。對於人來說，最原始、最本能的東西便是情緒。我們常常說：聽過許多道理，卻依舊過不好這一生。人的情緒與認知，就像汽車的油門和剎車一樣：情緒讓人躁動，認知使人冷靜。情緒，是誘發人產生改變的底層邏輯，在線下是如此，在網絡空間更是如此。
在《瘋傳》一書中，作者總結了傳播力的六項原則，“情緒”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則。要使一件事情像病毒一樣傳播，就一定要讓這件事情充滿情緒。這也成了許多視頻博主的一條“金標準”：在視頻前幾秒內，最重要的是激發觀眾的情緒。比如，許多短視頻的頭幾秒往往會把整段視頻中最能引起人情感共鳴的部分剪輯出來，或引起驚恐，或引人大笑，或令人意外，或引發同情、緊張、焦慮……
網絡空間的情緒傳染也被稱為“后真相”現象，即情緒對輿論的影響超過事實的影響力。2016年，“后真相”被《牛津詞典》選為年度詞，用來形容一種不健康、不正常的輿論生態，主要指媒體信息依靠煽動情緒、強化偏見來引起廣泛傳播，其所產生的影響遠遠超過客觀事實對人們的影響。
網絡空間，更容易產生后真相現象。主要原因有：其一，網絡空間的匿名性特點，使得責任相對分散，在網絡上製造、傳播情緒化的信息，不像現實生活中那麼容易承擔責任，個體可以更加大膽地在網絡中表達不滿、憤怒。其二，互聯網上海量的信息，讓我們越來越沒有辦法關注各方面的事實，於是網絡的過濾功能開始啟動，幫助我們找到那些最需要關注、最有用的信息。這聽起來似乎是一件好事，但同時也讓信息越來越同質化、越來越窄化，以至於使人更自以為是，甚至偏激化。其三，網絡中，更容易遇到“志同道合”的人。當越來越多的人受到同樣一種情緒的感染，便可以在短時間內形成各種網絡群體，併產生群體極化。在群體作用下，人們會比個體決策時更加放肆、冒險和極端。
情緒分為很多種，並不是所有情緒都容易得到傳播。研究發現，那些心理喚醒或激活程度高的情緒（比如驚奇、快樂、焦慮、憤怒）更容易引起人們分享、轉發和發表評論，攜帶高喚醒情緒的事件更容易在互聯網傳播。人是社會性動物，人們喜歡與他人分享各種信息，尤其是帶有情緒性的信息，激發和激活他人的情緒本身就是自我對他人產生影響的最佳途徑和方法，也是自我價值感的重要來源。情緒共鳴、情感共振是人際聯結的直接表徵，因為它能夠證明自己的感受被看到了，自己與他人因為情感的聯結而變得更加親近。情感越濃烈，“我們”的感覺就越明顯。因此，對於特別好笑的段子，特別意外的故事，我們總希望轉發給身邊的小夥伴。一旦展開分享，人與人的聯結就開始了。
在諸多情緒中，憤怒和焦慮最容易引爆網絡。備受關注的網絡輿情事件，往往都帶有強烈的憤怒或焦慮情緒，例如性別歧視、醫患關係、住房問題、教育公平等。這些話題所牽涉的社會問題，積壓了一定的社會情緒。因此，在一個關鍵事件出現之後，網民會藉此把原本就有的情緒表達出來，以至於有時事實本身都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某件事情是否攜帶了相應的問題線索和情緒特徵。
憤怒是一種內心不快的反應，它是由感到不公和無法接受的挫折引起的。而焦慮則是一種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網民在網絡輿情事件中，比較容易把自己等同於事件中的弱者或受害者，會聯想到自己可能會在將來的某一天，遭受類似的不公，有同樣的無助感。因此，在網絡社會治理中，要高度重視情緒問題，尤其是要及時疏解群體憤怒和焦慮情緒。
（作者系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發展與教育心理研究所教師）
社群小圈子讓多少人畫地為牢
楊鑫宇
從誕生之日起，互聯網就寄託着人們對“互聯互通”的一切美好想象。人們曾經堅信：現實世界的社交障壁在網上毫無意義，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隔膜與界線終將成為過去。
當互聯網剛走進普通家庭時，人們只能用以每秒幾十KB的速度和網友交換信息。渠道的難得、交流的喜悅，讓許多網民並不在乎屏幕對面的人究竟是誰，和自己又有多少共性與交集。儘管每個人最喜歡的聊天室和BBS都不相同，也沒有哪家平台擁有支配地位，但總體而言，那時的網絡空間更像一個寬闊的廣場，容納着眾多“衝浪者”。
伴隨着信息技術的進步與網絡用戶規模的擴張，網絡空間的社群格局也不斷發生蛻變。眾多形態更新、規模更大、內容更豐富的網絡平台宛如一座座摩天大樓拔地而起，原始的“廣場式”社群秩序分崩離析。匯聚着早期網民共同回憶的老平台，也一個接一個地在時代浪潮中走向蕭條。
但是，不管網絡生態怎麼變，用互聯網消弭隔閡與對立的夢想，不應該從此被人們遺忘。
在微博等開放性網絡平台上，每天都能看到秉持不同信念的人群，在網絡空間的“前線”列隊結陣、爭執不休。而在“前線”的後方，更多的是一個個高度分眾化的網絡平台，它們形成自我循環的社群生態，將具有相似身份背景、共享同一價值光譜的網民匯聚到一處。
不同平台以不同的調性和定位起家，因此吸引到的人群也各有不同。於是，針對同一件事，不同平台的用戶會發生截然相反的“主流反應”。譬如，在事涉性別的議題中，豆瓣的小組熱帖和知乎上的萬贊回答幾乎永遠針鋒相對；而在與“代溝”有關的話題里，B站和抖音的熱門評論所站立場也絕不會相同。
很多時候，並未浸淫於特定社群中的“中立”網民見到這些衝突，常常會有是非莫辨的感覺。而且，一旦有人想在對立雙方之間說些不偏不倚的話，試圖為共識尋找基點，很快就會被雙方同時扣上“理客中”的帽子，落得一個“裡外不是人”的尷尬下場。
在各個彼此隔離、分化的社群之內，內部的主流觀念難免日益向純粹、極端的方向發展，最終走向無法理解甚至無法“聽到”不同意見的地步。對習慣了這種社群環境的網民而言，只要不離開自己熟悉的“同溫層”，網絡空間便是已經實現的烏托邦；就算暫時離開“同溫層”，與其他人發生觀念交鋒，他們也不難找到“出身”相同的網友並肩作戰。
網絡空間曾經是一整片“廣場”，而隨着網民和平台的數量都變得越來越多，人們很難繼續“擠”在一個缺少分區的空間里。於是，“廣場”上漸漸出現了版圖與疆界，餘下的公共空間，就此成為衝突頻繁的“前線”。不同群體圈下地盤，各自逍遙，也掉進了“畫地為牢”的陷阱，逐漸失去了登高遠眺的能力。大多數人來到網上，原本是為了拓寬視野，在信息海洋中見識更多原來看不到的東西。然而，邊界分明的網絡社群，讓人太容易找到一大群“知音”，進而停下探索的腳步。身處“舒適區”，又有多少人能保持求知的慾望，主動傾聽那些“不合心意”的聲音呢？
在網民總數還不那麼多，單一平台影響力還不那麼大的時代，雖然也有形形色色的“小圈子”，但它們畢竟太小，無法做到“自給自足”。網民想要滿足社交需求，免不了要橫跨多個平台，對整個網絡環境有整體性把握。隨着網絡“信息爆炸”取代了信息不足，哪怕是對網絡社交重度依賴的年輕人，也完全可以只靠一兩個熟悉的平台獲得滿足。各個平台出於商業考量，製造阻礙信息互通的技術壁壘，也讓網民們的視野變得愈加偏狹。種種因素疊加生效，共同造就了當下的無奈。
社會的進步，在某個側面上正是由一場場觀念交鋒推進的。然而，日益極化的網絡社群催生的衝突，很難衍生出言之有物的建設性交鋒。儘管問題的解決難以一蹴而就，但每個網民不妨都從自己做起，在已經變成前線的“廣場”上放下執念，以觀察者和傾聽者的姿態，重建健康理性的網絡公共空間。
算法無限擴張 帶來自由還是枷鎖
李巨星
交談中提到某種商品，不久即會收到相關的產品鏈接；購買同樣的商品或服務，不同產品顯示的價格竟然不一樣……隨着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的日臻成熟和廣泛運用，這樣的算法場景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我們身邊。
算法，是一種依託海量內容、多元用戶和不同場景等核心數據信息，進行自主挖掘、自動匹配和定點分發的智能互聯網技術。當前與人們生產、生活緊密相關的算法類型多種多樣，既包括長於新聞創作的自動合成型算法、適用線上購物的個性推薦型算法，也包括精於語句識別的檢索過濾類算法和契合網絡約車的治理決策類算法，等等。算法社會的到來勢不可擋，從信息傳播理論和實踐的角度來看，算法在為公眾提供極大技術便利的同時，對網絡生態的發展亦產生了深刻影響。
算法極大降低了公眾篩選有效信息的社會成本。算法的核心價值是利用對用戶的年齡職業、興趣愛好、網絡行為與時空環境等關鍵信息的統計分析，致力於在信息內容、產品服務等多元層面實現對用戶的追蹤推測、精準分發和有效供給。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既往技術語境下公眾付出的高昂時間與經濟成本，讓人們能夠從以往單一重複的信息、產品和服務篩選行為中得以解放，滿足了公眾對於信息和服務的分眾化需求。
算法不斷建構和重塑着既有的網絡群體關係。算法場景造就了公眾的數據化和標籤化，在強化了既有群體邊界的同時，也促進了新的共同體關係的形成。以往網絡群體互動關係的形成，大多是公眾自發性主動找尋、相互選擇的結果。而算法社會下，無論是信息內容的分發還是產品服務的送達，作為中介的算法在進行一對一的關係匹配或資源分配時，首先要對用戶進行標籤化甚至評分制的“全面數據化”處理。
在此過程中，主要是依據用戶接收到相關信息和服務后的點擊次數、停留時長、舉報屏蔽以及轉評贊等各種反饋行為，對其主要觀點、情感傾向和媒介消費行為進行精準的圖譜畫像。進而通過後台信息匹配、技術調節與資源控制等方式，幫助用戶發現、連接起具有相似觀點或共同興趣的其他共同體關係。
毋庸置疑，技術驅動的算法紅利越來越廣泛而深刻地影響着人們的生活：網絡購物離不開“算法比價”、商業運營離不開“算法宣傳”、日常出行離不開“算法導航”，甚至求職姻緣也需要“算法匹配”等。但看似理性、中立的算法背後，也存在着一定的技術偏見：大數據“殺熟”“欺生”、算法侵犯隱私乃至引發群體極化等現象時有發生。算法盛行給網絡生態帶來的一系列衝擊，值得警覺與深思。
一方面，算法盛行容易造成“把關人”角色弱化，人淪為算法“囚徒”的可能性急劇增加。算法雖然帶來了個人信息、服務水平的大幅提升，但在算法技術主導下，個性化分發力度得到空前強化，而信息、產品與服務編輯審校等“把關角色”卻經常遭到弱化甚至缺位。一旦算法的設計與應用失當，個體在認知判斷、行為決策以及價值取向等多個方面，很可能會受到單一算法的鉗制乃至禁錮，成為算法的“囚徒”。馬斯克通過腦機接口發現人腦90%的算力都在忙着關於“性”的計算，雖然相關結論有待考證，但其引發的“算法勝利后，人的自由意識去向疑問及其引發的價值迷失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另一方面，算法盛行容易強化“信息孤島”效應，網絡生態失衡、失真的風險可能不斷加大。算法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着人們與某類信息的快速連接和匹配，但也自動過濾掉了其他潛在有效信息。信息窄化下的公眾容易形成“很多人都是這種想法和價值取向”的錯覺，這種“選擇性”的接觸、過濾與相信，不僅會閉塞與不同意見群體的交流溝通，更會造成在自我重複和自我肯定中的視野受困與故步自封。同時也會為偏見滋生、黏性缺失的網絡輿論場埋下被操控的巨大隱患，甚至陷入惡性循環、誘發線下群體性事件，破壞網絡生態的晴朗穩定。
簡單粗暴、一刀切式的“算法抵制”並不可取，建立更加完善的法律法規監管體系、公開推行更加透明的行業技術準則，已迫在眉睫；同時，必須摒棄“算法崇拜”，進行更加全面專業的算法設計者素質培訓，強化對算法使用者的素養教育。總體而言，從認知與關係的維度看，算法深刻影響和改變了既有的網絡生態，也把自由與枷鎖的張力推向了極致。算法場景的無限擴張，快速推動着人們的“全面數據化”，也引發了一系列的法律和倫理爭議。有意識地對算法技術進行價值反思，始終是我們必須直面的現實問題。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學新聞與新媒體學院講師，本文獲得2020年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