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消息，據外媒報道，富豪通常會把他們龐大財富中的一部分投入慈善事業，但他們這樣做往往有自己的目的，即幫助提升個人聲望。比如，前世界首富傑夫·貝索斯(Jeff
Bezos），他向食品銀行和無家可歸的家庭捐款，同時他還承諾，將會拿出100億美元財富用於抗擊氣候變化。
然而，現任世界首富埃隆·馬斯克(Elon Musk)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近日，他在推特上與世界糧食計劃署官員發生了公開爭吵，並表示：“如果世界糧食計劃署能夠準確描述60億美元將如何解決世界飢餓問題，我現在就賣掉特斯拉的股票，並捐款。”
此外，他發起在線調查詢問粉絲，自己是否應該賣掉10%的特斯拉股份，以便為他獲得的部分財富繳稅。當然，也有人堅持認為，馬斯克在用別的方式在改變社會，包括運營電動汽車製造商特斯拉和火箭公司SpaceX，已經在幫助改善人類生存環境。
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非營利和慈善中心的高級研究助理本傑明·索斯基斯(Benjamin Soskis）認為，馬斯克正在打造“巨魔式慈善”。他指出：“馬斯克似乎對這種新穎的方法很感興趣。他似乎並不太在意利用自己的慈善之舉來討好公眾。事實上，他似乎更樂於利用自己慈善家的身份在某種程度上激怒公眾。”
大多數富人的做法則與馬斯克相反。他們通常會把慈善作為提升自己的形象的一種手段，或者分散公眾對他們賺取巨額財富的商業行為的注意力。超級富豪選擇何時、如何以及為何捐出自己的財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因為如此多的錢集中在他們手中，而在現行規則下，只有很少一部分錢需要納稅。在某種程度上，社會已陷入了依賴富人自願支付的泥潭。
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可持續發展中心高級研究員霍米·哈拉斯(Homi Kharas）說：“新式慈善，即某個人擁有足夠的錢在全球範圍內影響某些事情，這是個非常新的現象。大多數億萬富翁已經積累了他們的財富，因為現在世界經濟已經全球化，但要維持全球化的世界經濟，我們需要有更具包容性的增長。”
也還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捐贈者，比如貝索斯的前妻麥肯齊·斯科特(MacKenzie Scott），她捐贈了數十億美元用於支持多元化和公平；自稱“高效的利他主義者”，比如Facebook聯合創始人達斯汀·莫斯科維茨(Dustin Moskovitz）及其妻子卡莉·圖納(Cari Tuna)，他們參與了一場運動，尋求確鑿證據以便讓他們的捐贈發揮最大作用。還有一些傳統捐贈者，比如微軟聯合創始人比爾·蓋茨(Bill Gates）和媒體巨頭邁克爾·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他們已經建立了專門機構來處理自己的捐贈問題。
馬斯克和貝索斯目前分別以2680億美元和2020億美元的身價成為美國最富有的兩大超富，但兩人回饋社會的方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今年早些時候，貝索斯和聯合國副秘書長阿米娜·穆罕默德(Amina J·Mohammed)一同登台，聽着美國前國務卿約翰·克里(John Kerry）對他的讚揚。後者說：“貝索斯正在以一種很多有能力的人都無法做到的方式挺身而出。”與此同時，馬斯克在回復參美國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推文時稱：“我一直忘了你還活着。”桑德斯此前要求“超級富豪支付他們的那份稅單”。
馬斯克的非傳統捐贈方式並沒有阻止像世界糧食計劃署署長大衛·比斯利(David Beasley）這樣需要馬斯克捐款的人尋求其幫助。索斯基斯說：“馬斯克可以支配的資源是如此巨大，而且可能會產生重大影響，如果我們想要對他施加一些壓力，塑造他在某種程度上尚不成熟的慈善優先事項，我們就必須與他接觸，並接受他的某些挑釁。”
但是，“捐贈有助於提高聲譽”的想法可能只是部分正確的。捐款者有時會受到讚揚，但高知名度往往意味着他們的動機和行動會遭到質疑。
《為慈善辯護》(In Defense Of Philolopy）的作者貝絲·布雷茲(Beth Breeze)說：“如果你把你的頭放在慈善欄杆上方，說‘我對環境感興趣’或任何慈善領域，人們就會開始質疑這一點。”布雷茲反駁了最近批評慈善家的趨勢，她說，慈善家經常被描述為“逃稅、自負、令人惱火”，批評他們可能會得到回報，但她認為對更大利益有用的評論卻幾乎沒有。布雷茲說：“我關心的不是富人是否能承受住這些批評，他們應該能照顧好自己。我擔心的是善款會不會枯竭。”
巨魔慈善家可能更容易成為批評的目標。但是，慣用的捐贈方式也並不能打破大眾的質疑。
針對不同類型的捐贈者，有幾種不同的批評流派。有一種觀點認為，慈善事業是利用財富鞏固權力和影響力的另一種手段。大額捐贈經常與捐贈者的總凈資產進行比較，以表明捐贈在其財富中所佔比例看起來比其絕對值要小得多。向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和常春藤盟校等文化機構捐款現在經常遭到抨擊，因為它們助長了現狀。甚至在巴黎聖母院發生火災后，為重建該教堂而收到的捐贈也受到了強烈質疑。
技術官僚機構為捐贈設定了嚴格的基準，並對如何使用自己的錢設定了嚴格的限制，這些機構被貼上了控制和等級制度的標籤。相比之下，不受限的捐贈資金，被許多人稱讚為最佳方法。
今年2月，《慈善紀事報》（The Chronicle Of Philolopy）將貝索斯列為2020年“50大慈善家”榜單的榜首，儘管其大部分捐贈是因為他向貝索斯地球基金(Bezos Earth Fund)承諾提供100億美元，該基金剛剛啟動運營。這有點兒像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在擔任總統不到一年時意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因為它似乎加強了批評，而不是削弱了批評。
但在經歷了緩慢的捐贈后，貝索斯開始看起來像是個好學生。他向美國食品銀行捐贈了1億美元，並向奧巴馬基金會捐贈了1億美元。資金從貝索斯地球基金流出的速度也更快。就在過去的一周，他宣布向致力於氣候正義和保護等問題的團體再提供44筆贈款，總價值4.43億美元，這是100億美元承諾的一部分。
馬斯克自己最初似乎採取了一種看似有點傳統的捐贈方式。他在2002年創建了馬斯克基金會，並在2012年簽署了不具約束力的“捐贈誓言”，承諾將捐贈半數財富。截至2020年6月，馬斯克基金會向九個組織捐贈了略低於300萬美元的資金，其中大部分與教育有關，並向富達慈善(Fidelity Chartered)捐贈了2000萬美元。富達慈善運營着捐贈者提供建議的基金，批評人士稱這種基金可以作為慈善資金的停車場。而到本財年結束時，馬斯克基金會可用資金接近10億美元。
從那時起，馬斯克已經宣布了1.5億美元資金，其中包括1億美元的碳減排創新獎和3000萬美元給南得克薩斯州格蘭德河谷的非營利組織。這可能是因為法律上的要求，也可能是一種新的慈善方式。稅法要求私人基金會每年撥付大約5%的捐贈。
慈善評論員羅德里·戴維斯（Rhodri Davies）說：“科技背景的捐贈者面臨的特別障礙是，他們不僅認為自己的天賦讓他們擅長正在做的工作，他們還認為自己的商業行為也讓社會變得更好。”例如，馬斯克曾表示，通過SpaceX讓人類登上火星是一項重要貢獻，並堅決反對億萬富翁稅。
與此同時，哈拉斯認為，需要積極解讀馬斯克與世界糧食計劃署官員的交流。他可能真心想知道這筆錢將如何使用，並在推特上公開發布盡職調查工作。布魯金斯學會的卡拉斯在談到馬斯克時說：“我認為他願意參與的想法真的很好，回應也是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