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以公益為初心的創業失敗。曾有科技公司找到吾聲快遞，推薦使用他們的文字轉語音或者手語轉漢字功能。“但是沒什麼用，很多聾啞人的語法、語序都是錯的。翻譯過來別人也看不懂。”在大量聾啞人使用的手語語言中，主謂賓常常是顛倒的。“當你和一些聾啞人寫字交流的時候，你會發現看不懂，他們（語序）是亂的。”這與聾啞人普遍的受教育程度有關，“念過大學的能好一些。”
比如，健全人寫，“病好了嗎？”普通聾啞人會寫，“好了嗎病？”
比如，健全人寫，“今天晚飯吃過了嗎？”普通聾啞人會寫，“晚飯吃過了嗎今天？”
那些先進的人工智能技術目前並不能幫助到他們。
一次選擇
顧忠的父母是聾啞人。六年級那年，父母雙雙下崗，月收入加起來不過五六百元一個月。為了貼補家用，父母把次卧租給了號稱“來上海旅行”的一群聾啞人。一次推開門，他們撞見了那伙人在吸毒——白色的粉末放在口香糖的錫紙上，下面一隻打火機在烤。
那天晚上，在卧室里，父母激烈地用手語討論，要不要趕他們走？最終還是算了，為了那 600 元的租金。
“叔叔們”常帶顧忠出門購物，還送了他夢寐以求的“狼牌”旅遊鞋、立體遊戲機等，禮物不輕。終於有一天，他們對父母提出，留下兩萬元人民幣，把顧忠帶走。
那是一個來上海“撈偏門”的聾啞人盜竊團伙。在火車站、五星級酒店、交易所等商賈出現的場合，他們專偷裝有現鈔的公文包。難怪闊綽。90 年代的兩萬塊對顧忠父母來說是天價。顧忠是健全人，既會手語，又能說話，能幫助他們進派出所“撈人”，為犯罪行為辯護。
沒得商量，父母徹底趕走了他們——“這可以說是決定了我的人生。”顧忠靠在辦公椅上，憶及這段往事，猛吸了口煙。“聾人父母收入微薄，小孩很容易走歪路，”90 年代，聾啞人很難就業，“來上海的外地聾啞人里，十有九偷。”
顧忠今年 37 歲，長相端正，也是電視台的手語主持人。大約一年前，他創立了國內第一個聾啞人快遞團隊——吾聲快遞。在此之前，還沒有哪個快遞站點願意招聘有溝通障礙的聾啞人。
顧忠生活照
如何將聾啞人士組織起來，使一個快遞團隊高速運轉，其中是否有科技的身影？這是《極客公園》關注這次創業的初衷。今年 9 月，採訪在顧忠位於上海閔行的公司內進行。
2019 年年底，上海市民政局下發文件，鼓勵慈善超市進行創新，委託第三方機構代運營。顧忠盤下了其中一家，並雇傭了聾啞人作為店員。但 2020 年初，新冠疫情影響了生意。為了給聾啞人店員們謀一條生路，顧忠想到可以讓他們先試着送快遞。
最多時，吾聲快遞擴充到 100 多人。他們大多來自街道介紹、校企合作、聾啞人圈子介紹。其中三分之一的員工“坐過牢”。對顧忠來說，分辨不是難事。
“一聊天就知道。比如問『你之前是幹嘛的？』如果回答很堅定，說廠里上班的，那事實應該如此。如果回答支支吾吾的，那基本是行過竊的。”很多人找到顧忠懇求加入時，表示想要改過自新。
2020年，奮戰雙十一中的吾聲快遞員們
顧忠深知聾啞家庭的困難。從小，他一直領學校的補助，廣播里領取低保的通報常常刺激着他敏感的自尊心。“上初中的時候，我就明白家裡的情況。知道我不可能念大學了。”為了攢上大專的生活費，他自 16 歲開始半工半讀，在物流配送公司做搬運工；在肯德基和必勝客掃地拖地，到深夜兩點；在上海共青森林公園的飯館里，他幫老闆劈柴、通陰溝，干過各種臟活、苦活。
家庭貧困、從小自卑、受人歧視，這使得聾啞人家庭的孩子“很容易誤入歧途”，顧忠希望用快遞這份高薪的職業改變殘疾人家庭，“讓他們的小孩不要再走這麼艱難的路。”
“我每天都在努力”
史榮華一米六五的身高，身體結實，留着長發，看上去有點藝術家的氣質。他不是完全聾啞。那隻肉色的助聽器戴在右耳，可以恢復一點點聽力。左邊那隻已經“光榮退休”。他念過大學，能讀唇語，擁有一定的語言能力——但其他快遞員沒他這麼幸運。
他們完全聽不到，也不會說話。為了讓這些“常規”的聾啞人勝任這份工作，吾聲快遞會替他們提前錄製好一段提醒收快遞的錄音：“您好我是聾人配送員，您的快遞到了。”
這並不是個有效的方法。快遞員聽不到聲音，有時按了門上的對講機，錄音循環放了幾遍，他們並不知道對方家裡是否有人接聽。有的小區對講機壞了，又或者，很多收件地址是合租房。
家裡何時有人收快遞、又要把快遞放到哪裡？健全的人一個電話就能搞定，但聾人快遞員只能短信確認，等待的時間更長了。遇到打字不便的老人，或比較着急的客戶，一個電話打過來，就讓無法接聽的快遞小哥手足無措。
無法溝通的障礙，換來圓通公司一張張超時配送、客戶投訴的罰單。短信最早是為聾啞人而設計，如今大部分健全人都習慣發文字消息多於電話。但客戶已不再有耐心等待與聾啞人快遞員溝通的短信。
為了應對這些情況，顧忠聯繫了寧夏的殘聯，將客服工作交給了那邊的肢體殘疾人，所有打給快遞員的電話都被直接轉接到客服的手機上。之後，肢殘客服們將繼續在微信群里，與快遞員溝通客戶的需求。在快遞站點，顧忠請了手語翻譯來傳達健全人主管的指示。
經過三四個月的嘗試磨合，吾聲快遞員每日送單量基本與健康快遞員基本持平。團隊順暢運轉起來了，接着，團隊吸引到了更多的聾啞人，從 30 多人發展到了 100 多人。
每天早上 5 點半，史榮華會出門買上一份煎餅果子，再換一個電瓶，在快遞站點 6 點開門之前趕到。然後從傳送帶上分揀包裹，裝進袋子里，開始一天的配送。
天蒙蒙亮，開門前，等待的快遞員們 | 極客公園攝
路上有人迎面跟他打招呼，他會微笑回應。天熱的時候，總有客戶塞給他一瓶水。他熱愛這份工作。收入可觀，每個月到手接近一萬元——這是大部分聾啞人達不到的收入。更重要的是，送快遞的過程會接觸到很多健全人。他渴望與他們多交流。
還有一天，史榮華就干滿一年了。他負責兩個小區，共 109 棟樓的快遞配送。每一戶他基本都認識了。在他的微信列表裡，每位客戶的備註名是“小區名+樓牌號+戶號”。他記得每一戶的習慣：XX 白天在家，可以送上門；XX 白天不在家，需要把包裹放在快遞驛站、門口或是消防栓。
史榮華微信列表裡的小區住戶編號 | 極客公園攝
晚 7 點，我在史榮華住處樓下的一個大眾食堂里和他見了面，他剛下班不久。我在手機上打字輸入“你好”給他看。
“你可以跟我說話。”他發聲回應我。他喜歡和健全人對話，以糾正自己的發音。就像健全人學英語，能聽見正確的發音，才有機會矯正自己。不同的是，聾啞人發聲更為艱難。說話時，史榮華的聲音很大，吐字並不特別清晰，再加上緩慢的語速，總是引起周圍人的側目。
餐廳有點吵，我用力地抓住他說的每一個音：剛入行時，他虧了不少錢：路線不熟悉，送得慢，被投訴；快遞丟了，被投訴；東西沒放對地方或者客戶沒找到，被投訴。前兩個月的實習期間，一個月送了 5000 多件，原本能有 6000 多元的收入，但因各種投訴被扣了 2000 多元。
每天兩三百件快遞，時常要爬 6 層樓梯。他想放棄，但堅持了下來，“為了賺錢，因為我想換個更好的助聽器。”
每個月有那麼幾天，他會抽空去助聽器店看看，他看中了一款更新的，能打電話，也能連藍牙當耳機用。“我沒有湊夠錢，就一直很期待，那個特別好！特別著急想買！”每次從助聽器店回來，他就更努力地送件。
3 歲那年，因發燒導致失聰。此後直到 14 歲，家裡人一直通過手勢比劃與他溝通。在學校，他上課睡覺、不做作業，老師從不管他。他從沒發現自己與別人有什麼不同。
因為沒有外界信息、語言符號的輸入，他對這個世界幾乎一無所知。甚至不知道別的孩子們都在欺負他。直到學會了手語，去了聾啞學校，“才知道什麼是快樂。”
14 歲時，偶然在醫院，父親得知邢台市有一個特殊教育學校，也就是俗稱的“聾啞學校”。老師告訴父親，如果還存在聽力，可以戴上助聽器學說話。
在聾啞學校，老師告知他，外面也有很多像他一樣的聾啞人。“有小夥伴玩，也知道怎麼溝通了。可以聊天了，特別開心。”
他感激父親沒有放棄自己。成年前，他使用過兩個助聽器，共 8 千元，對於 90 年代的河北農村家庭來說是一筆巨款。父親沒有再外出打工，留在家裡專心教他說話。直到現在，他常常先給父親發文字消息，再發送語音，練習發音。父親會告訴他發音是否準確。兩人一起“練習說話”。
每天洗漱、睡覺時，史榮華會把助聽器裝進盒子里，每兩個月拿去店裡做一次保養。現在這副兩萬七，壞了一個。剩下的單隻已經戴了 7、8 年。通常情況下，一副助聽器的壽命在五六年。如果出汗多、保養不及時，3 年也就到頭了。從小到大，他換了 6 次助聽器。
“這次要買更好的，變成更好的自己。”史榮華說。
“是不是覺得我活得很慘？我每天都在努力（為了說出「努力”這個詞組，他咬字很用力，但依舊和正常語調不同，都是四聲），你知道嗎？我每天都在不斷突破自己，我不想被別人看不起。我想和正常人一樣。有時候，我說不清，別人笑話我。我心裡不舒服。我不想這樣。」
隔絕的世界
顧忠在站點為快遞員們配備的手語翻譯，加上寧夏的殘疾人客服中心，以及承擔快遞員們的罰款——原本這些罰款應該由快遞員自己承擔，但為了不打擊他們的積極性，很長一段時間，顧忠選擇了自掏腰包。相比一個傳統站點，這些都是額外開銷。
曾有科技公司找到他們，讓吾聲快遞使用他們提供的文字轉語音或者手語轉漢字功能。“但是沒什麼用，很多聾啞人的語法、語序都是錯的。翻譯過來別人也看不懂。”
在大量聾啞人使用的手語語言中，主謂賓常常是顛倒的。“當你和一些聾啞人寫字交流的時候，你會發現看不懂，他們（語序）是亂的。”這與聾啞人普遍的受教育程度有關，“念過大學的能好很多。”
顧忠站在桌子上給快遞員打手語開會
比如，健全人寫，“病好了嗎？”普通聾啞人會寫，“好了嗎病？”
比如，健全人寫，“今天晚飯吃過了嗎？”普通聾啞人會寫，“晚飯吃過了嗎今天？”
那些先進的人工智能技術目前並不能幫助到他們。“聾啞人與普通人的世界是隔絕的。”顧忠穿梭於兩個世界，最清楚其中的差別是什麼。
直到上大專，在老師的推薦下，顧忠才去語言學校系統學習了官方手語。但官方手語的使用率並不高。從懂事前，他就從父母那學會了一種“民間”手語。“民間”手語好似方言，上海的與外地的不同，浦東的和浦西的也不同。
在兼職為公檢法做手語翻譯時，他從不使用官方手語，卻總能比別人更快讓嫌疑人交代犯罪經過。
比如溝通的開場白，你叫什麼名字？官方手語是右手比成三，左手食指依次劃過右手的中指、無名指和小指；顧忠通常只用左手比成三，晃動中指、無名指和小指。“聾啞人一看就知道，你是懂我的，我騙不了你。”
現有的聾啞人教育體系與現實社會仍存有脫節。聾啞人學校里常設置一些烹飪、設計類的課程。但設計類業務一旦進入企業就存在障礙。“比如甲方說，你把這個東西做得炫一點。什麼叫炫一點？萌一點？可愛一點？手語裡面是沒有這些表達的。聾啞人的世界缺少形容詞，很單一。”
由此帶來的管理難度是顧忠此前沒有預料的。多數聾啞人的思維簡單，非黑即白。一次，一位聾啞人夜晚 11 點半給站點的手語翻譯打視頻電話，稱自己的電瓶車沒電了，讓手語翻譯幫忙送電瓶。這本不是翻譯的本職工作，但他還是去了，原來這位快遞員在外喝酒，翻譯罵了他一頓。這名快遞員第二天就辭職了，“因為不高興。”顧忠的語氣充滿無奈，“我當時跟他好說歹說，你在這裡可以賺一萬，去其他地方哪裡可以？他還是不聽。”
而更致命的問題是，顧忠的合伙人姜野（負責現場管理），在今年 4 月卷錢跑路了。
“靠譜的老闆”
最初，周邊快遞站點不願意合作，沒人願意多付出成本幫助聾啞快遞員融入。這不是划算的買賣。顧忠因此與快遞站點的老闆喝酒拉關係。和姜野就是這麼認識的。之後，經過協商、試點，才終於把合作敲定。電話轉接客服的成本交由顧忠承擔，快遞站點只要允許聾啞快遞員在那裡上班就行。
起初，和快遞站點的合作吃了虧。“其他健全快遞員是送一件獲得 1.5 元報酬，而且包住。但聾啞快遞員每送一件包裹只能獲得 1.4 元報酬，不包住；”不僅如此，他發現快遞員會接到圓通公司各種名義的罰單，“結果就是扣錢”。顧忠覺得，幫別人干，還不如自己干。
於是，他親自投資了站點。在創業之前，顧忠的工作經歷都不太愉快。此前在一家專做政府項目的公司，老闆將資產轉移到澳洲，但工資拖欠了三個月，他把顧忠的工資悉數發放，並囑咐他“不要作聲”。但身為辦公室主任的顧忠選擇替 60 多位員工申請勞動仲裁，老闆很不高興。
“既然自己改變不了老闆，那麼我自己做一個靠譜的老闆吧。”
算上買分揀線設備、租賃貨車的成本，加上初期的人力人本，顧忠投了 3 個網點，投入總共 300 萬，7 年創業積累的家底兒都搭進去了。
直到合伙人捲款跑路，顧忠在快遞站點呆了1個月才算清，此前每個月投入的二三十萬，究竟去了哪——作為加盟站點，顧忠公司並不能直接收到來自圓通公司結算的快遞員工資。錢會被打入一個賬戶，每月只有 3 個提現日。在提現之前，快遞公司判發的罰單可以生效，直接扣除賬戶中的餘額。等到提現時已“不剩多少”。
“相當於你的錢包在快遞公司手裡，他還做法官，可以隨意取你錢包里的錢。”
顧忠後來才知道，前一位承包站點的老闆因為各項罰單沒有繳清而跑路，已經欠了圓通公司二十來萬——合伙人姜野串通前老闆，將這個虧損站點賣給顧忠，拿到分成。前任老闆的虧損被算在吾聲快遞的頭上，每月從賬戶里扣錢。不知情的顧忠去找圓通理論，對方遲遲不給回復。顧忠稱，期間，一位圓通上海區業務排名前三的領導，在微信上發來信息：“新出的華為手機不錯”。
解決問題無果，2020 年 10 月 21 日，顧忠向上海的媒體曝光了自己的遭遇。
媒體曝光后，圓通道了歉，但更大的問題接踵而至。原本每月 2 至 3 萬的罰單變成了 6 至 8 萬。顧忠掏出手機，向《極客公園》展示了公司七八月份收到的來自圓通的罰款賬單。
8月份的部分賬單明細
從 5 月份開始，顧忠每天都待在快遞站點，算清一筆賬：如果自己每天都在站點，公司每個月能賺 2 萬；可只要自己不在站點，月虧 6 萬。“這事情我不能做了。”他搖搖頭。想起兩歲的女兒，他還有養家的重擔。
把那輛雷克薩斯 SUV 緩緩停在家門口，顧忠又點上一根煙。家裡是不能抽煙的。老婆不喜歡，一身煙味兒對孩子也不好，他說。過去五個月，顧忠每天要抽掉兩包煙。
新家距離辦公室大約半小時車程。房子是前年買的，是上海內環的一套兩居室，裝修講究，看起來像星級酒店。九月的最後一天，他邀請我去家裡做客。
8 月中旬，顧忠徹底關停了吾聲快遞，把站點轉讓了出去。顧忠把煙掐滅，準備進屋：還差 5 萬塊，就可以把拖欠員工的工資發掉了。
決定將站點轉讓的時候，下一家老闆並不打算繼續雇傭手語翻譯與微信客服團隊。他受到了員工的指責——“員工說我不負責，說我不幫他們。我原來幫他們做過很多事，他們沒有記得我的好。”在飯桌上，顧忠承認自己一人的力量無法實現當初的願景，一度眼眶含淚。倒是妻子在一旁顯得冷靜。
第二天在辦公室，他指着一份清算賬單對《極客公園》說“我之前還有 9 萬元押金被圓通壓着，本來等着今天結算給我，堵上 5 萬塊的工資缺口。沒想到他們全都給罰沒了。財務說不清楚每一項罰款的原因，但就剛好把賬戶里的錢給扣完了。”
最後一班崗
5 月是顧忠最崩潰的時候，他稱之為“眾叛親離”。
為了填補工資空缺，他不得不問父母借了 20 萬元發工資，父母是聾啞人，視頻時，一直責備他“有 300 萬做什麼不好？”他打着手語說，“你們再說我我就從這裡跳下去了（指着窗口）。”
另一面，自己的公司“心工坊事務所”的主營業務也丟了。開會時，事務所的員工突然集體要求加薪，否則就辭職。這些員工都是從公司創立時加入的。這番舉動傷了顧忠的心。但他也能理解：員工們覺得，公司辛苦產生的效益都被投入到快遞業務，主營業務受到了很大影響。沒有精力去開發新客戶、維護舊客戶。
沒錢加薪了，5 月，公司員工就剩下 3 個人，九成員工離職。
吾聲快遞的大部分員工也不買賬。2021 年 5 月份之前，顧忠每月會為快遞員墊付 6 至 8 萬的罰款，罰款原本應由快遞員自己承擔，“我跟他們講要守規矩，他們不聽，從 5 月份開始，我就說誰的罰款誰承擔，大批人離職了。”
“說我黑心。”顧忠很委屈，他原本希望通過快遞這個行業，讓聾啞員工可以和健全人同工同酬，讓社會將他們當正常人看待，“你拿的錢跟正常人一樣，你工作的標準也該一樣。自強不息嘛，不是求照顧、求憐憫。”
顧忠的辦公里擺放着不少來自寧夏的手工藝術品，有蛋雕、刺繡、編織藝術品等等，都是由殘疾人製作。這也是他最近新開發的助殘項目，幫助企業異地用工殘疾人，殘疾人可以從事兩類工作：在線類工作崗位或回饋企業定製的手工藝品，為殘疾人增加收入。
心工坊事務所內，來自寧夏身體障礙者親手製作的手工藝品 | 極客公園攝
他介紹，企業用工殘疾人在做公益（CSR）的同時，還可以享受稅收減免優惠政策，心工坊事務所便與西部地區省級政府部門簽約，組織培訓殘疾人從事此類手工藝勞動或者在線客服。
2013 年起，顧忠創立的“心工坊事務所”做了不少公益項目，比如組織盲人看電影，無障礙電影進社區（讓社工趁着旁白的時候，描述電影里的畫面）、殘疾人電競大賽、聾啞人家政等等。每年推出一個新項目。
現在，他正努力地回到原來的軌道上。
9 月 30 日，是史榮華在吾聲快遞的最後一天。他是最後一位離職的快遞員。這天，我陪他站了最後一班崗。
史榮華的電動車裝的貨比多數快遞員要多 | 極客公園攝
在上海普陀區的一處老居民樓，他盯着 LED 屏，在門禁上按下 301，3 秒，5 秒，10 秒，屏幕上的紅色數字沒有變化，應該是家裡沒人；再輸入 601，3 秒，5 秒，變了！數字變成了一條橫線。他迅速把單元門拉開，拿着包裹循着樓梯衝上 6 樓，把包裹放在 601 門口。轉身，衝下樓，一躍跳上電瓶車，腳後跟向後一彈，剛好精準地把停車腳架收起。
換擋倒車，車把一轉，奔向下一戶。這一套動作再熟練不過了。
“我原本計劃在這裡做三年，攢些錢然後再做一點小生意。”他告訴我，他清晰地記得 8 月 22 日那天，他最後一次和顧忠吃飯，顧忠告訴他，“快遞我不做了”。史榮華難掩失落，“以後我要去哪裡找工作呢，特別著急，也沒有別的賺得更多的工作了。”
前些天，史榮華在微信告訴我，他要去南京一家火鍋店打工，工資 5000 元，包吃包住。
“有的廠子說給聾啞人開五六千元都是騙人的。”顧忠說。他見過不少這種事，往往是把聾啞人騙到當地，實際只給兩三千元薪水。聾啞人經常受騙。儘管他稱自己不會再碰“和直接管理聾啞人有關”的項目，但談話間，還是流露出對這個群體的內疚與責任感。
“我父母是聾啞人，而我是健全人，可能沒有人比我更懂他們，又能幫他們發聲了。”
顧忠提起兩位坐過牢的快遞員，“他們和我說，『老顧，我們現在過得不太好，你什麼時候再干，我們還回來跟着你。』”說到這兒，老顧忍着眼淚，“我覺得很對不起他們，沒能照顧好他們。”
史榮華的微信頭像是邰麗華獨舞的照片。2005 年春晚，邰麗華作為領舞，帶着 20 個平均年齡 21 歲的聾啞演員表演了“千手觀音”的舞蹈。舞台上震撼的視覺衝擊力，是在聽不到舞蹈背景樂的情況下完成的。
這位剛畢業的大學生，此前的夢想是跳舞，但老師告訴他，舞蹈的就業不會有平面設計好。他放棄了，現在的夢想是當一名模特。反正是模特就行。
他給我翻看了一年前在學校時的青澀照片，“你看我這個氣質可以做服裝模特嗎？有的話，你幫我找找。”前些天，他在網上諮詢了一家模特培訓機構，還發了份自我介紹。
他不甘於現在的工作，內心仍舊渴望舞台。還想再試試。每天晚上從火鍋店下班后，會跑步三公里回到宿舍，來保持身材，“我接下來要好好護膚，恢復到以前。”
“自我介紹”是這麼寫的：
你好，老師。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是聾人，我戴助聽器可以聽到的，會說話的，但是說話發音有點不準確。
我剛買下最好的助聽器了，下個月就去領助聽器了。
可以招聘我，我身高一米六五，體重 60。今年大專畢業。
隨後，他發來一張助聽器的購買憑證。
編者按：
如果說二十年前的互聯網還是一個襁褓中的嬰兒，高速發展過後，科技互聯網已經成為一個肌肉發達的年輕人——人們從嚮往、希冀到警惕，甚至恐懼它的巨大力量——科技除了在歡快的奔跑中改造着舊世界，也迎來了需要對新世界承擔更多責任的時代。
科技不應該只是一次次精準推送、一個個創造時間黑洞的消費產品，其使命也不該是無限的“增長遊戲”和對用戶數據的“竭澤而漁”，而應該回到“人”本身。
作者 | 趙維鵬
編輯 | 詩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