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后第一批畢業生經歷了什麼?

2021屆的畢業生不太走運。去年的畢業生雖然經歷疫情暴發,但企業以及畢業生最看重的秋招在疫情到來前已經結束。之後,在“碩士研究生擴招”“特崗計劃”等一系列政策的加持下,一批沒有去向的畢業生也被補撈上來。

[第一時間]畢業季看就業 今年1至5月應屆生招聘規模同比增幅達52.5%

記者/文思敏 劉心怡  編輯/孟佳麗

本文刊載於《第一財經》雜誌2021年7月刊

而在疫情暴發一年之後,如今,新一屆畢業生迎來了人生選擇的分叉口。畢業生人數再破新高、擠兌的競爭者、變動的就業市場——今年的畢業生將直面疫情帶來的長尾效應。

還需要畢業生嗎?

每年11月底,復旦大學邯鄲校區北區體育館都很熱鬧。這裡會舉辦當年規格最大的綜合類招聘會,按照傳統,數百家企業會在這裡搭建展位,網羅所需要的畢業生。

對於沒有工作經驗的畢業生而言,招聘會是求職最高效也最可及的路徑。學生可以當場投簡歷,並與企業直接對話,是一個簡單直接的雙向了解的機會。不過,根據智聯招聘的調研,2021屆進入學校開展招聘會和宣講會的企業數量大幅下降。

復旦大學官網的數據顯示,2020年11月舉辦的秋季綜合類招聘會,共提供招聘崗位600餘個。而在2019年11月,這一數據接近1萬。清華大學的官網數據顯示,2021年3月,其校園招聘會提供8000多個招聘崗位,而據2018年和2017年的公開數據,往年提供的招聘崗位均在3萬以上。

“受疫情影響,學校不太適合大量人群的聚集,(活動)落地更難一些。”在廈門一家互聯網公司從事招聘工作的吳麗說。

今年,不少企業將招聘會改到線上。一名來自上海的應屆生對《第一財經》YiMagazine表示,今年其所在學校有類似小程序這樣的第三方線上招聘合作渠道,“8成企業的招聘會都在線上舉辦。”這位同學投了100多份簡歷,其中大多數都通過線上招聘會投遞,只有6份在線下投出。

疫情已經將畢業生就業市場劃分為前後兩段。吳麗透露,在疫情之後,其公司已經停掉了校招,並且今年還沒有開放。但同時,她也表示,企業未來仍然有招聘應屆生的需求。

公司的招聘需求主要跟業務預期有關,這會直接影響公司的人才結構。比如在快速拓展業務期,公司更需要有經驗的人來做補充,那麼這部分人才就要依靠社招填補;而當企業需要持續造血,則要依靠校招生來完成人才培養。“在正常情況下,企業到了一定規模,每年對兩條線的人數需求都會定期滾動。”吳麗解釋道。

但對於受到疫情影響的公司來說,出於經營成本的考慮,會首先削減對應屆生的用人需求。一位大型軟件服務企業的相關負責人告訴《第一財經》YiMagazine,工程師招聘偏好於經驗豐富能直接上手的員工,校招生在業務方面還不夠成熟。從其所在公司今年的招聘需求來看,對經驗豐富的工程師需求仍然不變,但公司校招的名額已經從往年的千人規模縮減到幾十的量,“主要還是跟營收有關,要等營收回暖。”

經濟基本面還未完全恢復,疫情給經濟帶來的負面效應還在持續顯現。智聯招聘調查后給出的關鍵詞是——企業招工量下降了,畢業生的求職周期變長了。

疫情后第一批畢業生經歷了什麼?

根據智聯招聘發布的《2021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畢業生今年的就業意志普遍薄弱,僅有56.9%的大學生選擇畢業后加入就業大軍,較去年降低了18.9%。主觀意願是一方面,客觀壓力也同樣困擾着他們,在沒有獲得offer的原因里,選擇“迷茫”的畢業生佔43.6%,“未滿足用人單位的需求”“獲取工作機會的渠道少”“沒有滿足我的工作”這些客觀因素也成了畢業生們在找工作時碰壁的原因。在主客觀因素的雙重夾擊之下,2021屆高校畢業生正迎來一場考驗。

疫情后第一批畢業生經歷了什麼?

激烈競爭下的學歷戰

成苗同時參加了秋招、春招和公務員考試,她的一個感知是,今年海外回來的碩士變多了。

成苗是某211財經大學金融專業的碩士。對於金融專業的學生來說,常見的就業出路有兩條:要麼去做投融資,要麼去做財務相關的工作。成苗清楚相較於清北復交的金融畢業生,她的背景沒有優勢。券商、基金類的工作夠不上,銀行是她和身邊大多數人的選擇。銀行不僅能提供大量的崗位吸納批量的畢業生,而且工作還算體面。這對她來說,是條不錯的出路。

成苗自認為是一個不太出眾的人,在班級里不算默默無聞,但也不是最優秀的那一撥,她形容自己“不容易被發現”。因此,從去年秋招開始,她就做起兩手準備。一方面準備考公務員,一方面準備去企業求職,求職方向主要是銀行。投出去的簡歷有近20份,但有1/3沒有通過初選。

去年年底的秋招,成苗面了五六家銀行,她發現,高學歷是面試者的標配。“基本上沒有本科生,全是碩士。”成苗說,“小的銀行我會投管培崗,大銀行就只能投營銷崗,但大量營銷崗也基本全是碩士來競爭。”她周圍的幾個朋友,也都在秋招向地產、互聯網行業求職失利后,轉投了銀行。

在一家中小型股份制銀行的管培生面試中,成苗進了二面,與另外4個候選人共同競爭。這4個對手中有3個是海歸碩士,另外一個是985碩士。成苗發現,自己的211碩士學歷在所有人中最不顯眼。

成苗並不是唯一一個感知到應屆留學生多起來的人。多名受訪者均表示在面試過程中與留學生相遇的次數不低。另外一位金融專業應屆生提及,在一場十幾個人的面試中,留學生人數佔了一半多。

數據更直觀地反映了今年留學生歸國的情況。根據智聯招聘今年1月發布的一份《2020中國海龜創業就業調查報告》,2020年留學生回國求職的比例環比增長67.3%。中國的疫情管控能力以及經濟形勢比幾個主要留學國家更好,這是吸引留學生在完成課程后迅速回國的重要因素。

戴姝蔚就是眾多歸國留學生中的一員。戴姝蔚本科在一所普通的211學校讀小語種,為了拓寬自己的就業路徑,她選擇去小語種國家讀了一個商科學位。原本,她打算利用小語種加商科的複合背景優勢留在國外,但海外的疫情時時反覆,就業形勢更為艱難。春節前後,她回國了。

根據智聯招聘的調研結果,互聯網和金融行業仍然是留學生回歸的熱門領域。戴姝蔚在上學的時候有一些互聯網和自媒體相關的實習經驗,於是她把目光鎖定在了互聯網公司的運營崗位。戴姝蔚記得,自己2019年本科畢業的時候,去互聯網行業的腰部公司,甚至頭部公司,都不是特別難的事——她的同班同學,沒什麼實習經歷就進了一家不錯的互聯網公司做運營。

但等她讀完研究生歸國,她發現“整個世界都變了”。

留學生的身份並沒有給戴姝蔚帶來太多優勢。在一次群面環節,戴姝蔚發現自己小語種國家的學習背景是所有人中最差的一個,倒數第二差的是上海幾所頭部學校的畢業生。經過幾輪面試的觀察,戴姝蔚稱如今互聯網公司的市場和運營部門是“卷王之王”。在她看中的互聯網公司中,候選人的標配是985以及全球排名前30位或者前50位的碩士學歷,他們畢業於美國、英國或香港的頂級院校,並且普遍有三到四段大廠實習的經歷。那場面試中,戴姝蔚不出意外地被刷掉了,10個人最終只過了1個。

在採訪過程中,畢業生們時常會提及“學歷”這個詞。他們的明顯感知是競爭對手普遍學歷高,且邏輯清晰、受教育程度良好,這給他們帶來很大的競爭壓力。

智聯招聘高級顧問王一新分析,求職市場變相變成“學歷競爭”與高校擴招有關。大學畢業人數的增多,造成企業選擇空間大,在同等條件下傾向於提高崗位的學歷門檻。智聯招聘從2019年起連續觀察了3年後發現,企業對應屆生的學歷要求逐漸遞增,“學歷不限”的公司從2019年的24.2%下降到15.8%,要求本科學歷的則從16.7%上升到28.4%。“這是外部畢業生增量和企業相互促動的結果。”同時,王一新也提醒,實際上,對於企業來說,學歷並不是挑候選人時最看重的資質。

疫情后第一批畢業生經歷了什麼?

“企業在篩選人才的時候,要求學歷的大多是涉及研發類、高精尖行業的崗位。如果是通用型崗位,學歷與求職結果之間沒有很高的必然聯繫。”王一新對《第一財經》YiMagazine說,“學歷只是一個初篩選項,企業更多是期待看到候選人的持續學習能力、數字化轉型的技能、抗壓能力等等軟性素質。”

與此同時,智聯招聘發布的報告中提及,今年高學歷人才對疫情影響以及競爭壓力的感知更為強烈。而這一結果也很好理解,因為在學習上花費的成本更高,因此對工作的期待也更高。這種心理預期往往會影響高學歷候選人的求職走向。“學歷較低的求職者會更願意多做嘗試,比如用工作的前一兩年去試錯也是可以接受的。”王一新說。

預期降低了

根據智聯招聘的報告,2019年應屆生整體的期望薪資聚焦在6000元至8000元之間。而到了2020年和2021年,這一峰值則分佈在4000元至6000元,整體下降了一個區間。王一新認為,從大環境來講,經歷疫情過後,畢業生的期望薪資與企業的給付薪資出現同頻下跌的趨勢,市場就業環境普遍情緒低迷。

疫情后第一批畢業生經歷了什麼?

到12月秋招尾聲時,很多畢業生會簽下一份保底的工作。但成苗沒有簽,她對當時拿到的offer都不太滿意。另一方面,公務員的考試也並不順利,成苗決定放棄。在春招期間,她選擇繼續投遞簡歷。

除去來自海歸留學生的競爭,今年還有上一屆未被就業市場消化的學長學姐。在成苗參加的近10場春招和秋招的面試中,基本每場都會碰到一兩個上一屆沒找到工作的畢業生,這無疑又增加了競爭壓力。

春招過後,成苗有些喪氣。在收穫的一個銀行offer里,她沒有過體檢這一關,被刷了下來。於是,快“上岸”的她又變成了待業狀態。“現在沒幾個人是滿意的,但因為春招量太小,大家也都挺躺平。即使是保底工作,也有同學會接受,不會再過多糾結了。”成苗說。

與成苗一樣,梁瑋瑋同樣在公務員道路上折了戟。

梁瑋瑋是中山大學某社科專業應屆碩士。去年,她放棄了秋招,準備華南一城市的選調生考試——對於她所在的專業,企業的大多數崗位並不對口。因此她和同學們的求職大多是公務員、事業單位和老師等方向。

4月底,她的一項體檢指數沒有達標。在意識到可能入職不順利后,梁瑋瑋開始給國企投簡歷,但收穫並不多。而此時,已經快到了應屆生求職的尾聲。她準備放低要求,轉投一些中小型民營企業,“要接受自己,把那種本來就莫須有的光環擯棄掉。”

曾經,梁瑋瑋的理想工作大多去體制內,它們往往穩定、社會聲望高,並且得到父母的支持,但這類崗位也在近兩年不確定的宏觀環境下迎來了最多的競爭者。根據國家公務員網站統計,2021年國考報名人數達到157.6萬,平均招錄比為61:1。而根據智聯招聘的調研數據,國企是今年畢業生的首選,意願佔比從去年的36%上升到42.5%。在求穩心態逐漸增強的情形下,體制內崗位激烈的競爭已在所難免。到了求職後期,梁瑋瑋的標準已經變成了“只要符合自己的預期就行,不一定要所有人都滿意”。

大學期間,梁瑋瑋沒有給自己安排實習。不過,她的支教經歷和不錯的學歷背景幫她在兩個月內收割了四五個offer,公司或許看中她曾經擔任公益項目負責人的經歷。拋來的橄欖枝中,有專業相關的——做的是公共政策諮詢的內容——也有教育行業管培生這樣的崗位。然而身處廣州,突如其來的疫情讓她無法參與外地的面試,她沒有再折騰,選擇了一個獵頭職位。

戴姝蔚也從原來只對互聯網行業感興趣變得開始動搖。在實習過一年還被刷下來之後,戴姝蔚對互聯網行業產生了懷疑,反思自己是否真的適合互聯網。她稱自己討厭那種35歲可能會被優化掉的不確定性,儘管這份工作看起來光鮮亮麗,且競爭性強,挑的是“最厲害的那幫子人”。她開始嘗試回到老家東北,找普通外企的實習,不過她感覺到有明顯的心理落差——同事的能力、學歷以及業務水平都不在同一水平線。幹了半個月之後,戴姝蔚選擇了離職。目前她將公務員考試作為自己的新目標,是否能上岸,她心裡也沒底。

秋招、春招雙失利后,成苗偶爾也會看一下求職信息,不過目前的招聘信息已經很少了。成苗和班上同學溝通后發現,班裡40個人中,有接近1/4的同學也處於同樣的狀態——從起起伏伏到逐漸“躺平”,但無論如何,6月底,他們都將徹底與學校告別。

疫情后第一批畢業生經歷了什麼?

一場多方困局

隨着教育行業的監管變動,一批拿到offer的應屆生還沒畢業就已經嘗試到了失業的滋味。6月,據多家媒體報道,隨着針對教培行業的新一輪監管啟動,高途、學而思、作業幫、猿輔導等一批在線教育企業迎來了大規模裁員,其中受影響最大的是剛簽署第三方協議的畢業生。這輪大裁員來得毫無徵兆,有人臨時被通知從原本的老師崗位轉為地推,有人甚至已經簽好了一年的租房協議……“先從剛入職的新老師開始裁,要求強制放棄,或者要等到明年才有可能辦理入職。”一位在線教育行業的從業者透露。

教培、房產中介、銷售崗位如今已經成了每年吸收大學生的主要崗位,“但這些崗位實際上並沒有很好地發揮大學生4年裡學到的專業技能。”在王一新看來,產業與教育的矛盾仍然突出,很多大學生都存在所學專業和目標崗位不匹配的狀況,就業質量沒有明顯提升。這也導致了這類崗位在面臨風險時的脆弱性,儘管每年的需求量大,但由於可替代性較高等特性,它們往往會成為暴風雨到時來的重災區。

成苗後來反思,最終一無所獲跟自己不明智的求職策略有很大關係。成苗曾在一家國企實習,期間有其他公司向她發出offer,也不乏一些她心儀的公司邀請她去二面和終面,但考慮到手頭有實習轉正的保底,成苗都沒有去,把希望都寄托在這一家公司上,“我身邊也有實習了一年多的同學,最後什麼都沒有簽。春招的尾巴也沒趕上,現在沒一個着落。”

大學生覺得求職難,企業HR則感嘆招人也不容易。“我們作為用人市場的需求方,發現人並不好找。”吳麗所在的公司接觸到的生源主要是以廈門為圓心的三本學校。很多畢業生家裡條件不錯,也不急着找工作。今年5月,在應屆生離校的最後階段,她去一所高校為今年的畢業生做講座,當吳麗請已簽三方協議的同學舉手時,現場無一人示意。大家的反饋普遍是:沒有找到合意的。

在大公司、國企競爭激烈的背後,是無數中小型企業招工難的困境。“大家都扎堆要去大的企業、去國企,但實際上這些企業的招工量相對穩定,並不是大規模擴張的狀態,可能上百個人競爭一個崗位,而民營企業卻面臨招不上的問題,這些都會加劇就業難度。”王一新說。

梁瑋瑋已經定下來接受那份意外到來的獵頭工作,與在準備公務員考試的同學背道而馳。“我感覺大家好像已經被社會的浮躁氣息帶得有點看不清楚未來的方向,也找不到個人的價值。”梁瑋瑋說,“我會覺得這個世界的價值是多元化的,有各種各樣的可能性。畢竟人生不是一份答卷,它不需要你答出一個標準答案。”

(應採訪對象要求,吳麗、成苗、梁瑋瑋、戴姝蔚均為化名。實習記者陳愛梅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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