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起未成年人打賞主播的案件，引發了不小的關注。據報道，未成年人小劉初二輟學在家后，沉迷於網絡直播，70天時間，便將其父母的158萬積蓄全部打賞給一名主播，小劉一家因此把直播平台告上法庭。最終，經法院調解，直播平台全額返還158萬元。
▲央視報道未成年人沉迷網絡直播70天打賞158萬元一案。圖片來源：央視新聞報道截圖
在特定狀況下，未成年人大額打賞主播是可以追回的。《民法典》就規定，八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實施民事法律行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經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認。
此外，最高法也在司法解釋中明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未經其監護人同意，參與網絡付費遊戲或者網絡直播平台“打賞”等方式支出與其年齡、智力不相適應的款項，監護人請求網絡服務提供者返還該款項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此次涉案的158萬元巨額款項，就明顯超出了初二學生的年齡和智力認知，故而在法院調解下，打賞被全部退回。但在此事中，從直播平台到當事人父母，都難說沒有責任。
在平台一方，其是否盡了充分的告知義務？在其相關產品的設計中，是否有針對未成年人的保護性措施？這些都大有可議之處。
而從父母角度看，且不說允許義務教育階段的未成年人輟學已涉嫌違法，將關聯着支付賬戶的手機交由孩子自行使用，且在70天時間裡未能察覺異常，其監護責任方面，恐怕也難免瑕疵。
類似未成年人大額打賞主播的案件，往往是多因一果：平台的疏忽和家長的放任。從媒體報道也能看出，這類事件高發、頻發，如果最後都走到對簿公堂的地步，無論對於當事人家庭還是司法資源，都是一筆巨大的成本。
數據顯示，我國未成年人互聯網普及率已高達99.2%。作為“互聯網的原住民”，今天的未成年人，相比於父母一輩，有着更熟練的互聯網運用技巧、更便捷的互聯網接入途徑。由此，保護未成年人在網絡空間的權益，也應當在未成年人保護的議題中佔據更大的篇幅。
即將於6月1日實施的新修訂《未成年人保護法》，就增設了網絡保護專章，從立法角度為未成年人提供網絡保護。其中規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當提高網絡素養，規範自身使用網絡的行為，加強對未成年人使用網絡行為的引導和監督；同時，網絡服務提供者應當針對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務設置相應的時間管理、權限管理、消費管理等功能。
這就明確了，無論平台還是家長，都是未成年人保護的責任主體，對以往出現的家長指責廠商引誘未成年人沉迷、對其不作區別對待，廠商則反駁家長監護責任履行不到位，對未成年人疏於管教等“扯皮”與“甩鍋”情況，予以釐清，頗具現實針對性。
這種立法精神，也應當貫徹到社會的日常生活圖景之中去。從互聯網服務提供者角度說，增設諸如“未成年人模式”應當成為基本操作，將法定義務作為軟件開發、服務提供的前置考慮。未成年人的權益保護，就應當成為一個背景板一般的存在，成為全社會的自覺。
總之，對於未成年人保護這道綜合考題，必然需要社會方方面面各司其職，切實負起各自不可迴避的責任，將相關工作前置，以高效率、早介入的方式，方能攜手將未成年人保護的藩籬扎牢。
□易之（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