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 浪潮下媒介生態系統演化的再認知

原創：喻國明 滕文強等

來源：新聞與寫作

原文標題：《喻國明等丨 ChatGPT 浪潮下媒介生態系統演化的再認知》

圖片來源：由無界 AI工具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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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 帶來的深度智能化浪潮，深刻匹配於“分佈式社會”所帶來的權力彌散與更迭，這種結構性變化將從傳播權力下沉、情感要素深化以及傳播信任的重塑等方面促成媒介生態的深刻變革。自組織湧現範式有助於理解智能互聯時代下媒介複雜系統重塑的內在機制和媒介系統從機械型組織到湧現型組織的核心要義。在這一視角下，我們需釐清媒介生態系統演化背後的自組織湧現機理，在動態開放的媒介協同中，“以人為本”的核心思想形成漲落基核，人與機器之間的非線性相互作用，促成價值實現湧現新質，在媒介生態圈節點的協同演化中實現媒介生態系統和社會文明組織生態的超循環演化。

一、引言

2022 年底，美國人工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開發的聊天機器人 ChatGPT 迅速成為全世界熱議的焦點。毫無疑問，ChatGPT 的出現是人工智能新一輪的增長點，且技術的進步必然會對當前的媒介環境、社會環境和社會生態產生重要的變革與影響。

梳理人工智能的發展歷史，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即計算智能——感知智能——認知智能。在計算智能時代，人工智能開始像人類一樣會計算，能夠儲存和傳遞信息，能夠幫助人們處理海量數據，是感知和認知的基礎；在感知智能時代，機器可以聽得懂、看得見，根據外界環境作出反應，能夠幫助人們高效完成聽、看等相關工作，例如智能語音音響等等；ChatGPT 的出現一定程度上是認知智能的代表，其具有自主行動，能夠像人一樣思考，可以全面輔助或替代人類完成部分工作，甚至開始逐漸學習、感受、體會人的情感傾向。縱觀人工智能時代的變遷，我們可以發現，我們逐步開始從弱人工智能向強人工智能過渡，ChatGPT 可以被看作是邁向強人工智能時代的重要一步，而從弱到強過渡的關鍵是人工智能可否習得人們的心智，習得人們的情感和認知地圖。

與此同時，互聯網從誕生開始就具有自組織的特性。傳統的還原論及機械論都無法解釋互聯網發展背後的底層邏輯，我們需要從整體、協同和動態的視角去理解媒介發展背後的本質特徵，而系統的“自組織湧現”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範式去重新認識和理解發展規律。毫無疑問，技術的應用與進步使得社會空間具有了自身的文化屬性、發展邏輯和生態環境，其自組織的特性愈發明顯。媒介在重構社會結構的同時也在重塑自身的系統場域。無論是互聯網還是元宇宙，再到如今的 ChatGPT，演進邏輯是一脈相承的，它們的出現都是為了解決人類社會出現的某些問題，我們要從整體視閾理解它們。ChatGPT 等都是從交流的角度為人類和未來世界搭建了一個聯結的線索，代表着人類自由度的進一步拓展、社會結構的進一步變遷。因此，我們需要準確把握 ChatGPT 浪潮下媒介生態的新轉向，重新認知智能互聯時代下媒介複雜系統，釐清社會結構空間中多主體的自組織特性，進而深刻把握社會傳播的機制重建，打破靜態平衡，實現人的世界全要素的價值重構。

二、新轉向：ChatGPT 浪潮下媒介生態的重構

保羅・萊文森曾在一次訪談中對技術進化過程進行了總體性觀察，並提出智能化技術重構了媒介生態乃至社會文化。他認為，“互聯網對分散的個體的賦權是一個事實，它正在催生一種去中心的、分散的、多元的文化，這與以往那種中央集權式的、控制型的文化形式是背道而馳的。”ChatGPT 帶來的深度智能化浪潮，深刻匹配於“分佈式社會”所帶來的權力彌散與更迭，這種複雜系統中的結構性變化將自微觀到宏觀，為傳播中的權力機制、情感要素及傳播信任帶來延展性與創新性的影響。

（一）傳播權力的下沉：ChatGPT 通過歷時性與共時性的權力賦予，實現傳播權力的“先行一步”

當社會在互聯網的連接與再連接特質中進行微粒化解構，個體在觀念表達與廣泛傳播中形成新的動力與權力，成為未來傳播中更具能動性的要素。在以“關係”和“流動”為特徵的媒介生態下，個體能量的激活將成為推動傳播效果“湧現”的關鍵力量。在深度智能化的媒介生態中，“傳者本位”正在進一步消解，信息與內容的生產、消費與傳播沿着個體幾何級倍數的權力獲取重構為“去中心化”的權力結構，以 ChatGPT 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正帶領社會超越傳統數字化、智能化時代，形成深度智能化社會的生動圖景。這種新權力機制在歷時性與共時性的維度下均以升維構造的方式形成傳播權力的下沉和新的解放。

歷時性的維度下，沿着互聯網發展的時間維度，ChatGPT 構建了人工智能與自然語言相結合的超級系統，實現了用戶權力的再一次下沉。在 Web1.0 時代，以門戶網站為代表的傳播方式形成了以“可讀”為特徵的信息消費方式，儘管用戶具有自主選擇內容的權力，但並未真正參與到具有自主性的內容生產和傳播過程中。換言之，用戶被動接受內容，但缺少實際的互動體驗，權力仍然集中在傳播者的手中。Web2.0 時代，移動設備的使用使得人們能夠隨時隨地接入網絡，信息不再由少數精英群體所掌握，而是由社會公眾共同創造、傳播與共享，並在其中賦予具有個體化特徵的全新含義。在這一“可讀 + 可寫”的過程中，傳播權力格局呈現出中心化與再中心化的狀態，個體在一定程度上被賦予權力，但其信息被集中化到互聯網平台上，用戶作為互聯網生態的重要參與者和貢獻者卻無法“確權”。以區塊鏈、物聯網和人工智能等數字新技術為引擎的 Web3.0 時代到來后，數據和信息不再依賴任何中心組織，而是完全由用戶所掌控，多種微信息、微資源和微內容以用戶的需求為中心進行整合和對接。縱觀 Web1.0 到 Web3.0 的發展過程，是傳播權利不斷讓渡，用戶自由度不斷擴大，以平等的身份參與互聯網建設的過程。作為一種“生成型預訓練聊天機器人”，ChatGPT 有望成為 Web3.0 時代的生產力工具，發揮其作為用戶入口的內在價值。具體而言，ChatGPT 再次深化和改變了交互形式，將形成傳統權力範式的轉移。在這一浪潮下，平台與用戶不再是控制與反控制關係，而是通過人機互動和內容創造的共享實現其價值。個體個性化的需求將得到針對性的信息匹配，傳播內容的門檻被進一步降低，社會公眾在傳播表達與對話參與中具有更為廣泛的平等機會和權力，“先行一步”地參與到媒介生態的整體權力構造之中，媒介生態朝向去中心化、分佈式的共同體性質邁進。

共時性的維度下，縱覽傳播在空間層面帶來的信息接受差異，ChatGPT 則通過“能力溝”的彌合推動傳播權力的流動性演化。知溝假說的前提關聯為，經濟地位高或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會以更快的速度和更有效的方式獲取和使用大眾媒體的信息，這將導致其知識上的領先優勢。即擁有相同傳播物質基礎的個體並非以同樣的程度使用互聯網。其中一個關鍵的問題在於不同社會個體間互聯網使用能力的差異。新媒體技術的快速更迭，也意味着傳播權力中心有較大的流動性。社交媒體時代基於感官的多種傳播方式雖降低了信息理解的門檻，但仍然面臨著社會“能力溝”的制約。而 ChatGPT 將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為更為通用性、普適性的領域，增強了人工智能技術理解自然語言和文本生成能力，使得多種社會背景、文化程度的個體均可通過自然語言與人工智能進行交流，並生產出具有獨特性、個性化的內容產品。“能力溝”的制約有望通過 ChatGPT 的深度智能進一步打破，使得個體權力在其支撐下進行提升，加速社會權力結構的變化。

（二）情感要素的深化：ChatGPT 推動物理性媒介向心理性媒介的過渡，深化非理性要素的驅動作用

在媒介生態的發展和演化下，情感要素是不容忽視的重要變量，它在一定程度上發揮着“催化劑”的作用，影響着社會個體與群體的行為趨向。卡斯特認為，網絡是一組相互連接的節點，是開放的結構，網絡化邏輯的擴散實質性地改變了生產、經驗、權力與文化過程中的操作和結果。在互聯網帶來的多種連接下，被微粒化的社會結構和個體需要一種關係性的要素進行聚合，而情感通過心理層面的共振能夠在短時間內凝聚共識，實現理想化的傳播效果。

媒介的變革過程同樣蘊含著情感要素的融入和激活過程。傳統大眾傳播時代，報紙、電視、廣播的使用在拓展傳播時空界限的同時，也將個體與媒介固化為使用與被使用的關係，人們從媒介中獲取資源，滿足自身的工具化訴求，並未產生更深層次的共融關係。因此，傳統大眾傳播時代工具性媒介是更為普遍而廣泛的代表。隨着算法、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引入和運用，傳統的媒介使用關係向著更具融合特性的方向發展，人—機器—環境的三元交互關係得到更深層次的演化。具體來說，媒介技術改變了原有的傳播環境，個體與個體之間的信息流動逐步超越了邊界化的限制，形成分佈式的延展模式。這種改變拓展了傳播的關係性結構。正如麥克盧漢所言，媒介進化的趨勢指向越來越符合人類需求和便於人類使用的規律。新媒介能夠更加準確地把握個體需求，實現個性化的信息傳播。此外，傳播媒介對於個體的感知進一步深化到體溫、脈搏等生理性層面，拓寬了人機關係的發生場域。與之類似，ChatGPT 拓展了人工智能的智能化程度，能夠實現特定場景下的情感補償。例如，對於老年人等特定群體而言，ChatGPT 能夠通過跟機器交流幫助他們打發時間，減少內心的孤獨情緒。智能媒介的生態具有了更強的人性化特質，媒介開始從一種物理性媒介範疇進入到生理性的媒介和心理性的媒介範疇。

傳播權力的下沉也在加速非理性要素的崛起。傳播與權力的關係受到人類心靈的影響。如果權力通過信息傳播對人類的心靈產生作用，那麼我們就需要理解人的心靈如何處理這些信息。不同於傳統依據血緣、親緣的差序格局，當下媒介生態中更多是通過趣緣而形成的網絡圈層，這成為網絡共同體構建過程中的一種微觀縮影。圈層的產生和解構均與非理性要素有着密切的關係。情感性、關係性要素進入傳播系統是非理性要素的重要表徵，驅動圈層內部價值的締結。“圈層”通過情感關係的定位決定了群體歸屬，它在形成壁壘的同時也體現出當下對話協商的重要價值。ChatGPT 的對話式傳播能夠激發個體參與傳播的意願，通過交流和溝通激活內心的情感訴求，而這種深度智能化的情感驅動是以往初級人工智能的機械化所無法比擬的，以直覺、情感、經驗為主要動力的傳播路徑在 ChatGPT 的浪潮下有望進一步升級，成為未來傳播的重要抓手。從傳統時代的單向價值構建到當下主體間的平等協商，在協商中化解分歧和矛盾，重構意義共同體，亦可能成為深度智能化媒介生態下構建社會認同的新方式。

（三）傳播信任的重塑：人與技術的信任互構，形成場域開放性、內容匹配性的全新媒介生態

信任是人類交往和信息傳播過程中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它影響着個體能否接受信息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傳播信息。信任是一種心理狀態，包括一方對另一方意圖或行為的積極預期，以及願意接受損失的意願。而人與技術的信任，實際上蘊含著多維度的機制，影響着二者間的互動狀態。學者萊恩（Ryan）將人工智能的信任歸納為理性信任（rational trust）、情感信任（affective trust）和規範性信任（normative trust)。其中，基於情感的信任取決於個體的關係和親近程度。學者瓊斯（Karen Jones）指出，信任是個體對他人能做出積極回應的期待。ChatGPT 對於個體需求的積極回應達到了更為全面的狀態，為理解深度智能化時代的信任機制提供了視角。

學者芒福德（Mumford）曾在《技術與文明》一書中指出，在機械設備的推動下，個體之間可以隨時進行溝通和交流，傳播正在回歸原點。深度智能化時代的技術信任成為人際信任形成的重要因素。人與技術的相容相生、互相形塑為人的行為邊界擴展與自由度提升乃至於個性的解放提供了可能。有學者認為，對於智能化技術的信任，有待於從非工具性、非依賴性的理性社會規範意義上，滿足意向、能力、善意、心理積極等需要，從信任語境的規範理解出發，尋求信任關係的建構。當下，ChatGPT 成為人工智能技術進入社會生活進而廣泛影響媒介生態的鮮活案例。ChatGPT 的技術邏輯中包含着開放性與關係性的雙重特質。一方面，ChatGPT 加強了機器與人的對話能力，減少了不恰當回復，打破人工智能與自然語言的邊界，融入到內容創作、編程、知識生產等諸多人類實踐領域，以更為開放性的內容帶來了內容生產的巨大革新。以個性化、專業化內容為導向，個體的智能技術使用有望達到更為多元和頻繁的高度，這將進一步提升人類對於技術媒介的信任。另一方面，ChatGPT 的核心能力在於運用 RLHF 技術（Reinforcement Learning with Human Feedback，即基於人類反饋的強化學習），解決生成模型的一個核心問題，即如何讓人工智能模型產出和人類的常識、認知、需求、價值觀儘可能匹配的文本。這一底層架構將個體的需求置於重要位置，以深度學習的方式不斷為文本的生成注入“以人為本”的關係要素，進而提升了文本表達的結構價值。這種關係性的優化將提升人與技術的黏性，在結構層面重塑社會信任。

三、再理解：智能互聯時代下媒介複雜系統的重塑

媒介生態的變革需要我們採用更為精細化的行為與結構分析框架，審視 ChatGPT 與外部環境間持續進行的相互作用，進而分析媒介系統在何種程度發生了變化，以期對媒介系統中涉及信息傳播、社會治理的領域實現整體把握。這也就意味着，我們對於 ChatGPT 的理解，不應僅將其局限在信息技術領域，而應以此來窺探其在結構性、全局性層面對媒介複雜系統的改進和推動。因此，需要從歷史與當下、微觀與宏觀的不同角度分析 ChatGPT 在媒介系統自組織過程中的機制與構建過程。

（一）自組織：理解媒介複雜系統演化的本質

自組織並非一個新興的概念，它是理解系統演化過程的基礎性視角。具體而言，自組織指遠離平衡的開放系統在外界輸入物質、能量或信息的條件下，內部各組分之間發生非線性交互作用，自發地從平衡、均勻的完全隨機狀態走向有序的系統內在機制。從效果和功能上來說，社會系統或生態系統的自組織化程度越高，其就越具有可持續發展的能力，進化也就越快。深度智能化下的媒介系統，具有個體、技術與環境多維交織的複雜狀態，符合複雜系統的基本特徵。在不斷自組織的過程中，可以湧現出前所未有的新性質，這也是無序中自我出現有序的原因。

在流動化的媒介系統中，自組織的開放性與邊界性得到相當程度的顯現和激活。凱文・凱利曾在《失控》一書中對當下的媒介系統作出簡要描述：互聯網的中心化優勢開始減弱，表現出以自組織為中心，扁平化、流動性的結構特徵，而邊界則超越時空，連接一切。ChatGPT 通過個體賦權更進一步地將傳播的整體範圍擴張，成為媒介系統自組織的推動力量。若從自組織的視角理解 ChatGPT 浪潮下的媒介系統，則可以發現其在以下兩個方面具有自組織的特質：第一，ChatGPT 在更大範圍內促進了信息的流動與環境的開放，使得社會個體擁有更多信息參與的權力，適應了自組織的宏觀環境。在傳統傳播時代，文字等傳播形式塑造的精英邏輯築起了信息向普羅大眾傳播的壁壘，在傳者邏輯下，難以將輕量化、個性化的內容囊括其中，整個社會傳播系統從“量”的層面並未產生實質性的變化，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會傳播活力的發揮。當社交媒體時代來臨，視頻表達方式加上移動化的基礎設備，極大降低了信息傳播的門檻，越來越多的個體參與到信息傳播與社會互動過程，但較低的智能化水平仍然制約了多元化、精細化內容的生產和傳播。當下，ChatGPT 帶來的智能化浪潮滲透進社會生活的多個領域，並以“個人助手”的方式進行獨特性的內容傳播，通過個體參與形成自我完善的人機交互動態結構，契合了自組織開放性的特徵。第二，在自組織視角下，任何系統的演化並非是線性的，而是處於部分與整體、要素與要素間的動態平衡狀態。ChatGPT 通過打破傳播系統的平衡，以局部的深入變化推動自組織“湧現”生成。巴克（Per Bak）曾提出自組織臨界性（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SOC）的內在規律，從時空結構的角度對湧現現象進行了解釋。他認為，緩慢驅動的非平衡系統具有擴展的自由度、高度的非線性特徵以及最終的能量耗散。也就是說，系統中的各個要素在自組織的過程中相互作用，推進整個系統的演化過程，當達到臨界狀態時，系統內部任何一個微小的變化都將刺激整個系統產生創新性的“湧現”。人工智能正經歷從弱到強的發展歷程，ChatGPT 作為創新性技術，無疑具有變革性意義。因此，其實際上形成了推動系統演化的“強刺激”，通過臨界態的打破帶來媒介系統的深層次創新。

（二）連接式共生：媒介系統從機械型組織到湧現型組織的核心要義

在深度智能化時代的媒介系統中，連接是其本質屬性，媒介系統中多要素在連接的作用下以共生為目標，進行着自組織化的演進。共生常用來表示多元異質主體與要素在特定環境下的交互關係。微粒化社會下的個體呈現出原子化、分散化的存在，個體與個體之間儘管存在信息連接，但由於缺乏核心要素的推動，難以形成價值的共振。這種機械型的組織系統限制了傳播正向社會價值的生成和效果的疊加，其中需要創新性技術要素的推動，使自組織群體在“和而不同”的氛圍中創造“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的價值。

共生的概念可分為共生單元、共生模式、共生環境三個方面。其中，共生環境已隨着 ChatGPT 帶來的傳播生態變革發生變化。組織共生的邊界條件與場景基礎變化使得面向數字化影響的微觀邊界向縱深發展。遵循這一邏輯可以發現，媒介系統從機械型組織到湧現型組織仍需把握連接式共生的核心要義，即在形式上形成個體連接的進一步深化，在整體上形成媒介系統自組織要素的共生與協同效應。其中，“質參量”(Quality Parameter）和“象參量”(Image Parameter）是理解共生單元的概念。一方面，質參量反映共生單元的內在特徵變化，共生單元的屬性特徵通過內在質參量集聚形成宏觀湧現效應。相應地，ChatGPT 浪潮下的媒介系統通過連接、互動與協同凸顯了系統內部諸多要素的屬性特徵。於個體而言，其針對自身個性化的需求得到闡釋，更具獨特性的內容得以進一步開發，更加強化了個體的不同屬性。於媒介而言，ChatGPT 的高層次進化使得智能化程度成為其重要特質，加之其進一步內嵌於社會的關係結構，媒介的力量在無線連接中聚合，形成“湧現”性的傳播能量。另一方面，象參量則體現共生單元的外在屬性特徵，強調外部情境變化對共生單元的交互塑造。媒介系統中的開放性、非平衡性、隨機漲落等自組織特性構成了外部情境的複雜機制，ChatGPT 通過刺激性要素的引入，推動系統內部平衡與非平衡態的博弈，在動態性的發展過程中促使媒介複雜系統的有序運行，最終使得湧現型的媒介系統得以形成，進而在未來傳播中達成階梯式的螺旋上升過程。

四、全激活：自組織湧現範式下社會傳播的機制重建

（一）媒介生態系統的自組織湧現環節

ChatGPT 作為一項劃時代的智能互聯技術，它以無界的方式全面融入人們的實踐領域，以深度學習的方式不斷為語言的生成注入“以人為本”的關鍵媒介要素，提升了媒介結構價值。誠然，每一次技術的進步都給媒介生態系統的進化提供了新的動力。媒介系統的演化變革是在更高層次上的自組織，在整體視閾的框架下，媒介系統自組織與社會外部環境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互塑造，以從舊質產生新質、低層次到高層次、機械型到湧現型的動態演化為中心，自組織化的程度越來越高，媒介系統越來越先進，進而產生可持續向前發展的動力。基於此，本文總結出 ChatGPT 浪潮下媒介生態系統的自組織湧現機理以及框架模型。

1. 動態開放的媒介生態系統。縱觀媒介生態系統的每一次進化，我們都可以發現媒介技術和人的邊界也在不斷拓展，從媒介技術機械組成的“小系統”拓展成深度媒介化的“大系統”。在這個大系統中，數字媒介已然下沉為整個社會的“操作系統”並浸透在社會的結構之中，將一系列斷裂的、分割的要素按照傳播的邏輯和法則整合成新的組織體系和聚合性承載空間。從“跑馬圈地”到“精耕細作”的互聯網發展、微粒化社會的湧現，從橫向裂變到縱向聚變的價值新方式，這都是媒介生態系統自組織程度不斷提高的典型表現。從 PC 互聯網時代到移動互聯網時代，場景構造成為媒介生態系統的關鍵任務；從移動互聯網時代到智能互聯網時代，價值構造成為發展新階段的重中之重。我們把傳播看成一個複雜的動態系統，而且是由大量結構性功能要素有機組織起來的整體，傳播的運行法則是對信息進行加工、傳輸和貯存的動態過程。基於此，媒介生態系統中信息保持流動、技術不斷更迭、組織隨時開放。在這個過程中，用戶的需求也不斷變化，“人”的要素和媒介要素時刻都處於流動與聚散的過程中，而這也有效避免了媒介生態系統的“熵增”，它們時刻處於關聯互動的非線性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在深度媒介化的進程中，技術扮演着重構社會結構的核心序參量，“核心序參量”是具有“革命性”的，系統的改變總是從它開始，而它的變化又總是支配着其他子系統的變化。因此，媒介生態系統的變革，不斷在媒介技術的推動下聚散，符合“耗散結構”，不斷地與外部社會環境交換物質與能量，在一個動態升維的過程中引發漲落，使媒介系統發生非平衡相變，新的媒介生態不斷湧現。

2.“以人為本”的核心思想。人是媒介發展的“元尺度”。媒介的每一次發展進步都是人的自由度提升、社會連接的進一步擴大。伴隨着虛擬社會與現實世界的邊界逐漸消弭，人不再是一個割裂的個體，而是具有了更多的社會意義。ChatGPT 的出現，是對人的又一次重大賦能賦權。人是部落化的動物，ChatGPT 從交流的角度為人類和未來世界搭建了一個聯結的線索，是人類自由度的進一步拓展，幫助實現重新部落化的新手段。從媒介資源的分配上看，ChatGPT 在理論上以一種社會平均線之上的語義表達及資源動員能力進行社會性的內容生產和傳播對話，它打散互聯網的信息壟斷與層級，使之更加扁平化。讓所有人和知識母體直接連接，消除知識的壟斷與隔閡。從媒介效果的實現上看，ChatGPT 技術的進一步成熟掃清了諸多障礙，走出了關鍵的第一步：語言的交互。ChatGPT 將極大降低人類的學習門檻，令普羅大眾跨越“能力溝”的障礙，有效地按照自己的意願、想法來激活和調動海量的外部資源，形成強大、豐富的社會表達和價值創造能力——這是又一次社會活力的重啟。在這樣的變化過程中，媒介要素資源被重新結構，重組成為新的組織力量，服務於人的尺度、人的需求、人的發展、人的實踐半徑的擴張，人的健康發展和社會的良性循環伴隨着組織的生態價值不斷協同上升。

3.“人”與“機器”的交互共生。個人媒介使用與社會時空之間存在一種“嵌入 – 分層 – 同步”的關係，其本質上闡述的是個人會通過調整機器的使用來控制自己與外界的連接關係。在人機關係的初級討論階段，將其放置到“分化對立”的矛盾關係，認為人工智能和自主智能系統的高度依賴會從根本上削弱人在認知和決策上的主導地位。隨着人機互聯從原本的物理級連接升維到心理級連接，機器成為人與媒介環境之間的連接，具備為人提供某種行動的可能性，人機界限逐漸被打破，人與機器通過持續的相互作用合為整體，促進人的價值實現。人的價值實現是在人機的關聯互動中產生，雙方主體都是“雙價值循環”和“多價值循環”中的一個節點，進而媒介生態系統的整體價值也隨着主體間交互作用的進行而不斷提升。雖然人與機器是不同的兩個要素，但通過價值概念，二者背後的統一要素顯現出來，並為人與機器的進一步整合提供了基礎和條件。此時，人與機器可以看作是“人的價值”的不同表現，“人”的知識作為主體的內容，可以物化為計算機客體的知識含量。當人們使用 ChatGPT 提問時，反向這也是機器在學習人類行為的一個過程。人與機器的共生既是“應然”也是“必然”。當人與世界融為一體時，技術隱而不顯，這也是對當下人機關係的最佳闡述。傳播主體和媒介技術主體為“共同主體”，相互協調、共同行動。機器對人產生多維感知，人則通過機器展現自我行為。人和機器並不是割裂的個體，而是共生的雙方。

4. 價值實現的雙向創新機制。媒介生態的進化是一個價值整合、價值創造的流程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各個主體都是利益相關者，技術、環境、個體等各個主體之間的交互程度也在不斷加深，他們創造價值的同時也在實現自身的價值。而媒介生態演化過程也是社會價值由淺入深、由表及裡的發展過程。無論是元宇宙還是 ChatGPT，它們的出現是為了解決人類社會出現的某些問題，它們幫助整個社會由最初的信息互聯過渡到價值共享。在價值實現的過程中，各媒介要素主體形成“利益共同體”，固有角色被打破重組，各主體都演化成為媒介生態系統中的一個“價值節點”，它們需要以價值建立牢固、持久的聯繫，即價值交換與互惠提供了部落中的個體建立共生關係的機會。當價值產生后，社會連接落地，人與社會之間的壁壘開始打破，認知信任開始強化，人們在新價值交換體系中真正實現對等，這又會通過價值共享反向塑造原有的媒介生態系統。

5. 媒介生態圈節點的協同演化。媒介生態系統的演進是在技術、社會與人的交互作用中進行的，未來媒介的進化邏輯也將在多種傳播要素的共同作用之下重塑媒介生態。在價值實現的視角下，媒介生態系統中的每個主體都是一個價值節點，而每個節點的資源整合能力和價值創新能力決定了媒介生態圈的演化進程。如果把每一次媒介技術的進步都看成是一次價值節點的整合，在“1+1>2”的作用機制下，媒介在深度媒介化進程中以“自組織湧現”為核心思想，充分解構自身特性，按照新的媒介環境進行重組再造，從一個個“初級節點”進化到“中級節點”再到更高層次的“超級節點”。每一個媒介主體要素在媒介生態圈中相互催化、協同創新，進而共同實現和創造新的價值體系，如此往複循環，實現超循環演化。以 ChatGPT 和元宇宙為例，技術的進步將“物”再次納入傳播系統，成為媒介生態圈的重要價值節點，改變了人們對於媒介形態的基本認知，為“新範式”的出現與“舊範式”的轉型創造了機遇，也為媒介與人之間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從表面上看，ChatGPT 和元宇宙是技術成熟和資本大力推進的產物，但從深層次上看，它們是數字技術支撐下媒介生態圈協同演化的結果，更是一種全新的數字文明正在加速形成的必經之路。

（二）媒介生態系統的自組織湧現機理

ChatGPT 帶來了一個全新的智能互聯時代，在這樣的背景下，媒介生態系統的演化路徑可以概括為“動態開放的媒介生態系統”“以人為本的核心思想”“人與機器的交互共生”“價值實現的雙向創新機制”“媒介生態圈節點的協同演化”五個核心環節，各個環節協同前進構成了一個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共同體（如圖 1 所示）。在這個共同體中，數字文明的崛起是一種進化，也帶來了一場革命，這對於個體來說，也增加了另一種行動空間的可能性。“以人為本”的媒介核心思想，“擾動”了傳統的媒介思想，提供了媒介生態演化的“漲落基核”和“觸發因素”。它認為人既是“社會人”也是“媒介存在的表徵”，這表明媒介研究從“功能主義”向“人文關懷”的研究範式轉型。這一思想將人、機器、媒介環境看作一個完整的生態圈，用動態的觀念去尋找人機關係建構的平衡點。人機關係互為尺度，協同共生的過程也是媒介生態系統要素持續交互的深化過程，這不僅為“價值實現”提供了具體標準，也為媒介生態系統的運行提供了動力來源。隨着交互共生作用的進一步循環，價值實現的創新機制也開始顯現，價值創新一方面來源於媒介技術進步催生的“新質”，另一方面也來源於“新質”對原有系統的反作用，催生各個媒介生態系統要素的創新與變革，進而產生湧現機制。媒介生態系統各個“價值節點”的協同作用促使媒介生態逐漸趨向一個結構合理、穩定向上的系統整體，在進化的過程中持續進行自組織與超循環演化。而人的價值在媒介每一次的變革中都會呈現新的屬性，從“以人為本”到“價值實現”構成了一個螺旋式上升的循環過程，在媒介生態圈中通過打破圈層、建立新連接、組織協同、激活效能完成“超循環演化”過程，進而尋找社會最大公約數。

五、結語

誠然，ChatGPT 的出現是人類從弱人工智能時代邁向強人工智能時代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大步，開啟了社會與傳播的全面智能化進程。在自組織演化的視角下我們需要準確釐清底層邏輯，這種全面智能化進程並不是在原有的媒介結構中進行單一的技術升級，而是一種“超循環演化”的結構性改變。在改變的過程中，媒介生態系統從“小系統”進化為“大系統”，媒介組織從機械型過渡到湧現型，媒介權利與媒介信任的關係發生重構，傳播範式從功能主義升維至人文主義，媒介生態圈也持續協同演化。媒介的演進伴隨着社會結構的變革，而其最終意義是幫助人們全方位地認識世界、融入世界、改變世界，沿着“以人為本”的方向迭代，拓寬人們的自由度，滿足人們的多樣化、個性化需求，實現人的價值，最終實現媒介生態和社會文明組織生態的超循環演化。

喻國明：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新聞史學會傳媒經濟與管理專業委員會會長；滕文強：北京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郅慧：北京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原載於《新聞與寫作》2023 年第 4 期，註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