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城市思辨：元宇宙，未來還是已來？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朱恬驊，繫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陳涵洋，系互聯網行業從業者

2021年10月，扎克伯格宣布，將Facebook母公司名字改為“Meta”，大力宣傳其“元宇宙”商業規劃。“元宇宙”由這樣一些關鍵詞構成：在場（Presence）、虛擬形象（Avatars）、個人空間（Home space）、瞬移（Teleporting）、可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隱私安全（Privacy and safety）、虛擬商品（Virtual goods）、自然界面（Natural interfaces）”。他宣稱，元宇宙不僅將為所有現實中的生活場景提供在線的數字版本，而且還可以提供現實中無法滿足的全新交互可能，能夠滿足人們的各種願望和欲求。

2020年10月，上海虹口待拆遷區域，牆上掛着關於未來的效果圖。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批評意見指出，“元宇宙”的商業願景存在諸多弊端：它讓公司捨棄了原有的核心業務（社交網站）而走向了虛無的幻境；“元宇宙”的治理模式更值得懷疑：推特公司聯合創始人傑克·多西公開稱，“元宇宙”意在建立一個“異托邦”；甚至，“元宇宙”的技術基礎也是一筆糊塗賬：當人們將虛擬現實、移動通信、人工智能等諸多信息技術熱門領域全部與“元宇宙”建立關聯時，“元宇宙”的熱度和期望一再升溫，卻未能呈現出一條具體路徑，以統合如此之多的技術領域。人們並不清楚，“元宇宙”究竟會否到來，將在何時到來？

元宇宙，一種“營銷話術”

11月23日，某知名歌手花費約12.3萬美元購買了三塊“虛擬土地”，“虛擬炒房團”一石激起千層浪。不過，理性的人看到“幾天瘋漲1000倍”的“致富”神話，所感知到的卻是幾乎與電信詐騙無異的“套路”——現實土地的稀缺性，在“元宇宙買房”並不存在，卻人為用“買房”類比，而製造出一種稀缺假象，從而抬高“虛擬土地”的價值。但仍有人樂此不疲。

與此相映成趣的，是同月韓國首爾市政府的一則通告。該市政府宣稱，將在2022年底前入駐“元宇宙”，通過一個新的平台，提供各種公共服務和文化服務，居民可在虛擬的市政廳中，和當地官員的虛擬化身見面，要求他們提供服務或向他們提出投訴。通告稱，將建立首爾市在“元宇宙”中的“虛擬市政廳”，建構居民與政府機構“無接觸的交流”。

“元宇宙買房”和首爾市政府的構想貌似背道而馳。一方面，由商業公司推行的“元宇宙”，至今所呈現的，幾乎成為“鬱金香狂熱”的翻版。這很難容許我們對“元宇宙”的未來抱有太大希望。另一方面，首爾市政府的計劃試圖將城市的公共功能復刻到網絡上，從而賦予其公共價值。但這兩條在公共價值上看似背離的道路，本質上殊途同歸。正如彭博社評論所指，對“元宇宙”的應用與設想，目前都還只是“我們在物理世界中生活方式的數字摹本”。作為一個“摹本”，它勢必將一些事物“生搬硬套”地加以延續，渾然不顧這一“數字摹本”已喪失了過去賴以生存的物質性基礎。

“元宇宙”不因為具有“虛擬市政廳”就能成為公共交往的“城市”，也不因為“虛擬土地”和“房地產”的買賣就能給人安身立命之所。目前來看，與其說“元宇宙”如扎克伯格所描繪的那樣，是滿足人們各種需求的“終極城市”，不如說，它更像是圈地謀划而功能缺失的“衛星城”，其運作無時不刻指向的終究是那個已存在的、物理世界的“中心”。目前，“元宇宙”與“在場”“形象”“空間”等關鍵詞的聯繫主要是修辭性的。無怪乎埃隆·馬斯克評價：“元宇宙”是一種“營銷話術”。

2021年7月，上海地鐵。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虛擬分身、遠程在場與已到來的“元宇宙”

如果我們深挖“元宇宙”修辭中的幾個關鍵詞，也許更能理解，它為什麼會一夜之間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將其視為一種虛擬的社交平台，那麼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說這樣的“元宇宙”早已到來。1999年，比爾·蓋茨就提出：“我們要開發出一個軟件，能讓處於不同地方的人一起開會——該軟件能讓參與者進行交互，並讓他們感覺良好”。20多年之後的當下，人們已對在線會議再熟悉不過，而蓋茨對“雲服務”的敘述——“未來的記錄將都’在雲端’，在互聯網上，不斷地得到備份和同步”，也都一一成為現實。蓋茨並沒有提及“元宇宙”，但扎克伯格所描繪的“元宇宙”，事實上同蓋茨的設想十分相近。

當今，技術的限制使我們不可能全“身”心地抵達一個虛擬場所；網絡會議往往只能帶來有延遲、不時卡頓或因操作失誤而中斷的視頻與音頻。與此同時，如果視頻就是我們所能獲得的關於“遠方有某個人”的全部證據，那我們也就不得不仰賴這一重證據，才能避免陷入無休止的懷疑（比如說，對方是一條狗，而非來自人工智能的合成視頻）。

這樣一種視頻與音頻流，也塑造了另一種在場的方式。就像對不同專業、職位、年齡段的網絡會議參加者，我們幾乎是下意識地預期他們具有不同的視頻與音頻效果。網絡上的音視頻事實上已成為人的又一張“面孔”。

另一方面，比爾·蓋茨的目光並沒有局限於網絡會議，而是投向更為廣闊的領域，也就是他所說的“遠程在場”（telepresence）。

當然，這種“遠程在場”究竟在何種意義上，能超出技術限制而達成猶如“面對面”交流的流暢，同時又摒除“面對面”交流時的某些尷尬，比爾·蓋茨並未作出具體論述。但他觸及了光鮮亮麗的技術暢想背後，更為惹人爭議的方面：互聯網上的活動將積累下海量個人數據，讓說過的言語不再如煙雲飄散，偶然的駐足也變得有據可循。蓋茨宣稱，這些數據將“在雲端”構成人們的“數字生活記錄”。

我們不妨將這種“數字生活記錄”和蓋茨對“遠程在場”的追求放在一起考慮。今天，從消費到上網瀏覽到聊天，任何一種數據痕迹的記錄，也在不斷將我們描繪並分類為不同的“人”，從而在事實上創造出了我們在服務提供商那裡的“遠程在場”。

它們雖然不如音視頻那樣直觀，那樣接近人們“現實”中的社交經驗，卻在分類上更為“有效”，可以更直接地服務於記錄者的權力和有權者的記錄。對於電商平台，你就是你經常購買的商品、曾經反覆瀏覽卻下不了狠心“剁手”的興趣熱點、在某個紀念日附近會產生的大額消費；對於即時通信軟件，你就是你的聊天記錄，就是由你日常通訊的家人朋友所構成的一個關係網絡。

在這樣的“遠程在場”中，“人”被功能化為“視聽的人”“消費的人”“聊天的人”，這個“遠程在場”的分身，是服務提供商24小時不下線的記錄行為所塑造，最終，在我們收到平台提供的種種“推薦”之時與它照面。

2020年8月，上海徐匯跑道公園那行空間，讀書的母子。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可以說，“遠程在場”不僅是一種通過技術系統而達成的在場，還是一種在技術系統之中的在場。就前者而言，“遠程在場”終究是一個隱喻，因為它並沒有帶來原本字面意義的“在場”；而就後者而言，它是通過數字化手段，通過數據產生出的對“在場”的替代。

如此看來，推特公司的多西嘲諷扎克伯格，也頗有“五十步笑百步”的意味——扎克伯格畫下的這隻“元宇宙”之“餅”，不過是將互聯網企業已在進行的描繪“用戶畫像”、生產“遠程在場”“分身”的商業活動加以具象化。

回到未來：“元宇宙”的價值可能？

這樣看來，真正能夠作為一個概念自足，而具有創新性價值的“元宇宙”尚未到來。因此，與其說它是一個有待“認識”的新鮮事物，不如說它是一個有待“構建”的領域。

如果我們以這樣一種立場介入“元宇宙”相關議題的討論中，重要的或許就不是扎克伯格、比爾·蓋茨等人說了什麼，抑或科幻小說曾如何描繪“元宇宙”的“異托邦”，而是借這樣“元宇宙”這一尚未到來之場域的名義，在現實技術的可能範圍內，賦予其可追求的價值。

哲學家弗魯塞爾指出，人類所建構的城市，正從一個“地理”的時代轉而進入“拓撲”的時代。其標誌是，傳統上對於私人空間、公共空間及理論（神聖）空間的區分已隨技術的普遍介入而模糊：“由於電視電纜的存在，公共空間侵入了私人空間；由於汽車等設備的存在，私人空間滲透到公共空間。而理論空間已經滲透到了這兩個方面，以至於它不再能被識別。”相對地，我們應當把城市理解為一個信息洪流中的“波谷”，它是“思想、情感、意圖或知識等信息”在流動中匯聚的場域，人與人之間的信息流經此地而匯聚、共振。

“元宇宙”的出現，恰好可以為我們描繪和實現這種新的城市圖景提供一個有待填充的“容器”。相比人為製造的、數量上的“稀缺性”（加密貨幣和“虛擬土地”是其中代表），更為持久的價值仍來自思想、情感等的匯聚，在於建構質性的稀缺——就像藝術中創意的稀缺那樣。

由此，我們需要的也不再是“分身”鏡像式地給出的“推薦”，而是在於一種真正的個性化，即體現自我決定的意圖與責任的個性化。“元宇宙”不應該只是現實世界的翻版，更不能是現實中讓人不滿的部分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