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逃離”似乎又成了一二線城市打工人的關鍵詞。尤其是對於互聯網行業的從業者來說，這樣的感受可能更加強烈，一方面是在反覆的疫情之下，一二線城市的生活體驗不再和五環外有着明顯差距，生活在別處反倒成為了新的風尚。
文/牧歌
另一方面則是不確定性加大的行業環境，互聯網企業跌跌不休的股價說明了一切，這種自上而下傳導的寒意，可能不知道就會在某天落在某個普通人身上。
和互聯網巨頭們一樣，“出海”和“下沉”也成為了互聯網人們試圖做出改變的方式。
一部分人開始轉戰海外，新加坡成為了熱門標的，甚至於一些剛剛走出校門的年輕一代也開始奔向這座花園城市。
遁入縣城也是很多互聯網人的新選擇，尤其對於很多出身大廠又有創業夢想的人來說，回歸縣城創業，也是一種更低成本的試錯方式。
熱鬧的新加坡
新加坡的走紅也是一場自上而下的遷徙運動，最先聞風而動的投資機構和富豪們，國內知名投資人張穎前不久甚至在朋友圈表示：“我認識的投資人/頭部企業家感覺7成都在新加坡了,有點可怕…”
而對於互聯網打工人們來說，他們來到新加坡，可能並不是因為地區政策和市場環境，而是可以擺脫國內越來越卷的職場生態，以及相對歐美更容易融入的生活習慣。
當然，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是近些年國內互聯網巨頭紛紛在新加坡職場加大投入，過去寥寥幾人的“海外辦事處”已經搖身一變成為數千人的“國際總部”。
目前，字節跳動的亞洲地區（除中國外）總部和騰訊的東南亞區域中心都已落地新加坡，此外，還有Lazada、Shopee、Sea Group等眾多中資互聯網公司坐落於此，這使得新加坡相較於其他海外國家展現出對於中國互聯網人更親切的一面。
但相較於國內職場，新加坡職場更為友好的還是高薪和低工作時長，最起碼準點下班不會是一種奢望，而且薪酬福利相較於國內也更優，還有這讓不少經歷過996工作制的互聯網人來說，無疑是最具吸引力的。
此外，由於新加坡出眾的醫療和教育條件，使得很多來此工作的外國人是抱着能夠長期定居的想法，尤其對於國內互聯網圈的精英階層，或許也是個不錯的人生選擇。
國內的互聯網人能夠在新加坡獲得高薪職位，很大一部分也是來自於新加坡本土的人才環境，在新加坡，金融和管理類的專業人員較多，但科技互聯網領域的人才較少，尤其是高階的程序員和開發工程師崗位，往往都要依賴“進口”。
新加坡對於海外務工人員的湧入也在保持着審慎態度，一方面對於高端人才的招募放寬了條件，新加坡政府在9月曾表示，正在對簽證規定做出徹底改革，為每月收入至少30000新元（約合人民幣15.14萬元人民幣）的外國人頒發新的為期五年的工作簽證，允許他們到多家公司工作，並允許其家屬在新加坡尋找工作。
但另一方面，新加坡也在積極保障本土員工優先就業，對於企業的外籍員工比例有着嚴格限制，此外新加坡還規定，海外公司在新加坡創辦公司，必須有一個新加坡籍董事。
縣城也開始卷了？
相比較出海去新加坡，很多互聯網人也開始回歸了縣城，尤其在近兩年縣城經濟成為熱點之後，回到縣城開店創業，或者是考編上岸，也在一種新的人生選擇。
以往回歸縣城的互聯網人，似乎帶着同樣的人生標籤：本身出身於小鎮，因為互聯網行業留在了大城市，但是在面臨成家立業這樣的人生命題時，又難以攢足在一線城市安家立命的本錢，回到縣城成為了一種無奈但又是最優的選擇。
但在近兩年，這種故事似乎又有了新的背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也不再願意繼續“卷”在大城市。
一組直觀的數據顯示，2016屆“小鎮青年”畢業半年後在一線城市就業比例為21%，到了2020屆，這個數字已經降到了15%。
更為具體的案例是，在今年5月，位於浙江省麗水市遂昌縣的24個基層工作崗位吸引來了博士4人，碩士19人和本科1人。其中不乏中科大、浙大、復旦、同濟、上海交大等名校畢業生。
而之所以這些名校畢業的驕子們願意選擇這個人口不足二十萬的小縣城，也是源於該縣豐厚的人才引入獎勵，根據該縣出台的政策，本碩可獲獎勵45萬元，博士獎勵75萬元。
宏觀層面，關於縣城也有利好消息傳來，今年5月，《關於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的意見》正式下發，文件中指出，縣城建設是擴大內需的重要引擎，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這也讓年輕一代回歸縣城，多了更多的使命和意義。
而對於已經在大城市掙扎了幾年的互聯網人來說，在中年危機到來之前，縣城也似乎在成為最後的退路。隨着遠程辦公的興起，也讓很多互聯網從業者在小城鎮也能完成日常工作，尤其對於一些自媒體和短視頻博主，不考慮家庭等因素的情況下，留在大城市似乎只會徒增創作成本。
甚至於一些互聯網公司，已經開始集體撤出五環外，今年，原本位於上海的SaaS公司鯨奇SCRM停掉了他們在上海的辦公室，開始全員永久遠程辦公，技術團隊保留在上海，而顧問團隊則舉家搬到離上海2800公裡外的雲南麗江。
忙碌仍是底色
無論是飛往新加坡，還是隱入縣城，其實都反映出了一個趨勢，那就是對於互聯網人來說，過去自帶光環的北上廣深杭，已經不再是唯一選擇。
這背後的原因其實複雜多樣，難以歸結為幾條具體的結論，行業寒冬、疫情反覆、房價高企、Z世代步入職場等，都可能是造成這種現象的潛在因素。
但另外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互聯網人逃離北上廣之後，也並不一定就能安然躺平。
新加坡固然有着優渥的職場環境，但也並非是養老之地，尤其是國內的互聯網巨頭進入之後，中國的互聯網戰事也大概率會在新加坡重新上演一次，甚至於已經開始醞釀。
今年Shoppe的毀約事件也許就是一個信號，作為東南亞的明星電商公司，不少越洋而去的互聯網人都做好了潤在新加坡的打算，但一下飛機，率先收到的卻是offer取消的短信。
回歸縣城的年輕人們也不都是一帆風順，這裡的競爭確實不如一二線城市激烈，但並不包括考公和考編。2022年的國考，在招錄繼續向基層崗位和應屆生群體傾斜的情況下，平均報錄比依然高達68:1，再創歷史新高。
如果你的家鄉還在江浙，那麼回到縣城甚至都不能逃避高房價，包括永康、溫嶺、樂清、桐鄉、江山、德清這些並不算太出名的縣城，平均房價已經爬上了2萬/㎡。
所以，無論是真的想“逃離北上廣”，還是期望“生活在別處”，生活的底色依然是不會改變的，忙碌依然是主旋律，和卷不卷沒有太大關係。
不過有一點值得肯定的是，互聯網人口的流動也讓互聯網不再只是一線城市的遊戲，也能夠帶來互聯網思維和互聯網+的傳播，倘若流動停滯，也許還會有更深的割裂和停滯。
但對於每一個流動中的個體來說，在互聯網行業打工已經夠苦了，在還能夠自己做選擇的時候，給自己多一些備選項，終究是不會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