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當代年輕人報告 藏着多少信號?

你知道嗎,在 B 站,繼羅翔之後,魯迅成為了年輕人追捧的“偶像”。70 后和 80 后無法理解,為什麼這個在當年升學考試時,多篇作品被選為背誦篇目的民國作家,會像二次元虛擬偶像一樣,重新被 00 后群體“撿”起來。

在很多人眼裡,這些用 QQ 多過微信,用手機多過電腦的“移動互聯網原住民”,是一群打不得罵不得的“玻璃心”——他們的日常是怒懟老闆、瞬間辭職,他們叫囂着對抗 996,熱衷於做“整頓職場”的“職場紀委”,也將“躺平”和“擺爛”奉為口頭禪。

對於更年輕的一代,人們通常表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要麼稱讚其為敢玩敢活的“後浪”,要麼批評他們是不思進取的“三和大神”——前者帶着一種盲目的樂觀和諂媚,後者則不得不說有種過來人的“爹味”。

所有人都在試圖“定義”年輕人,卻沒有人能真正“理解”年輕人。

張安定創辦的青年志公司,每年都會根據調研發布一份當代年輕人報告,通過觀察和分析現代年輕人的觀念、行為和習慣,來總結其背後所蘊含的趨勢和真相。

在最近的溝通中,張安定告訴極客公園,人們之所以難以理解年輕人的行為和動機,恰恰是因為只將焦點放在了“現象”上,而只有結合對時代背景的剖析,才能真正理解在年輕人表現的“冰山”之下,隱藏的真相。

而這些真相,或許可以用七個關鍵詞來進行總結。以下內容來自這場交流的部分摘要:

01 作為前提的“時代”

后全球化時代,各項紅利逐漸消失,“確定性”變得稀缺。此前摸着“歐美”經驗過河已經行不通,所有人將面對一個增長停滯、高度不確定的時代。

從九十年代至今,人們身處一個這樣的歷史進程之中——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進程,及其產生的全球體系,更重要的是,中國部分地加入了這個體系,並且通過努力獲得了足夠的回報。

大約五年前,這一進程逐步地開始呈現出問題:人口紅利消失,經濟增速放緩,社會貧富差距拉大,技術幻覺在消失,與此同時,對資本和技術的批判和反思上位,這些都意味着底層結構與秩序的變化。

舊的東西摧枯拉朽般崩塌掉,新的格局正在建立,我們應當重新看待現在與未來。

在今天,把握未來的趨勢變得更具挑戰性了,因為這一次,我們似乎缺乏足夠多的未來參照系。從前在國內創業,多可以參照日本與歐美市場的技術發展路徑,以此預估產業的狀況,但現在,全球的市場包括政治與文化背景,都正在變得更加複雜。

轉折其實在 5、6 年前已經發生,這幾年來,從外部看,大國競爭進入新冷戰時代 、中美之間衝突,從內部看,經濟下行,從追求效率到向追求公平轉換,到現在,“風險”大於“機遇”這個趨勢已經被大家,尤其是被年輕人看清了。

最近,無論是年輕人,還是企業家群體,應該都能感知到風險大於機遇的氛圍。對於正處於歷史的轉折點上的我們而言,重新理解時代變得格外重要。

機遇和收入減少,間接導致消費主義疲軟;社交媒體過度連接,導致年輕人從“早熟”到“幻滅”;再到現在於“絕望”中尋找和真實人生的“連接”,這些是理解當代青年的基礎。

要理解年輕人,無法拋開時代背景。在具體的時代背景之下,我們試圖重新理解他們。

02“職場紀委”是怎樣煉成的?

“00 后整頓職場”是如此普遍,以至於成了一個熱議的網絡梗。作為前輩的 80 后和 90 后,對敢於怒懟老闆、旗幟鮮明地拒絕 996 和“畫餅”的 00 后報以羨慕的眼光。

但是,對於“老闆”和“管理者”來說,在職場里逐漸成為主力的年輕人又不容忽視,無奈的管理者紛紛感慨,“隊伍越來越不好帶”。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現象?

過去三十年裡,我們習慣了這樣的進步主義敘事——跟隨時代成長,獲取時代紅利,實現個體價值。個體通過努力能實現自我價值、甚至實現階層躍遷——人們對此堅信不疑。

在有願景的情況下,職場可以是一場共謀的遊戲,但如果沒有願景呢?

此前互聯網快速發展的十餘年間,成就了一批互聯網公司迅速成長為獨角獸,期權激勵成就了許多互聯網大廠員工的財富神話。2014 年,騰訊發行約 1952 萬股新股用於員工獎勵,從中獲利的員工數達到 4997 名,平均每人可獲股權價值達 38 萬元;同年,阿里巴巴上市,馬雲因此成為當時國內最富有的人,總財富達到 265 億美元,持有阿里股票的一萬多名員工,平均每人可分得 182 萬美元;再到 2018 年,小米上市有近三成員工分到期權,約 5500 名員工平均每人可得到近千萬元。

但從 2020 年 11 月螞蟻集團上市停擺開始,互聯網公司造富神話逐漸破滅,滴滴上市僅 5 個月即退市、股價腰斬……

80 后是伴隨改革開放的一代,坐擁時代紅利,他們跟隨組織很可能可以實現理想;90 后的成長伴隨着各類財富神話和成功敘事,時代紅利的窗口期雖在收窄但仍未結束。而對於 00 后而言,從其邁入職場的那一刻開始,時代紅利在衰退,個體能夠藉助組織成就自身的機會急劇減少。

年輕人們逐漸感到悲觀,他們不再相信組織所訴說的“長期主義”;“只要努力就能實現價值”的進步主義敘事,變成了一種幻覺,不確定性帶來的虛無與匱乏感籠罩在他們頭頂。

在一個動蕩的時代裡面,人首先得保護自己。

年輕人們不再願意犧牲自我,開始注重個人邊界感,要劃分工作與生活的界限,具體表現為拒絕低效內耗、拒絕無腦服從、拒絕洗腦、拒絕權益被侵犯——這些問題一直存在,只是從前被時代紅利所掩蓋。

可喜的是,談論人的權益是必要的,這些原本是正常職場應有的狀態。

03 今天,消費降級了嗎?

在最近大熱的書籍《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里,作者齊格蒙特·鮑曼認為,後現代生活工作意義的缺失,最終被消費主義滿足替代了。

但是,近年來在豆瓣等社交媒體上,“極簡主義生活”、“消費降級”等小組擁有幾十萬的跟隨者,年輕人在其中分享對於消費的抵制和反思,並且互相傳授,如何用最低成本擁有更好的生活。

在“工作不能實現夢想”之外,“用工作換錢買買買”這樣的消費主義思想,在 00 後身上也不再奏效。

張安定認為,每個國家都會經歷一個階段,似乎一切都可以通過消費去解決。無論是個人成就的表達,個人價值的實現,各種解決方案的獲取,一切都變成了消費式的存在——只要掙錢,有了錢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國外的消費主義崛起時,銀行為年輕人大批量地辦理信用卡,儘管這超出了年輕人的支付能力。在國內也一樣,各種校園貸、消費貸,都(客觀上)鼓勵年輕人欠債消費。

很多年以來,中國的商業組織窮盡心思製造慾望、掏空年輕人的錢包。在 2016 年左右,國內消費主義曾高度盛行,網紅經濟以及一系列新消費品牌崛起,海外品牌也變得比以往更容易觸達。比如電商平台的首頁可能會推送冰島的雨傘。來自世界、令人眼花繚亂的商品被帶到消費者的眼前。

而自 2018 年開始,經濟下行已初露端倪。極簡主義、斷舍離的討論出現,對消費主義的反思開始流行。年輕人開始反思,自己其實並不需要那麼多消費。

與此同時,疫情加速了消費主義到達頂點。

以國內的新消費品牌為例,如果沒有疫情影響,可能至少還有 5-6 年的高速發展期。畢竟經濟向好能夠滿足慾望的持續上升。加之中國此前各個品類做得不好,一有新工藝出來,大家都想去買新的,也無可厚非。

但經濟的下滑再加上疫情的衝擊,帶來了理性消費。

此前埃森哲發布的《2022 中國消費者洞察》,指出在中國,一個成熟的消費社會已經出現了,消費者正在從即時滿足轉向長期滿足,消費時考慮的維度也更加多元了。

一個成熟的消費主義社會具有兩點特徵:品類充分競爭;消費者知道自己需要什麼,有尊嚴的有限生活應該是個基本面。以前是想要比別人更牛逼的美好生活。

04 魯迅,YYDS

在 B 站,除了二次元和羅翔,曾經中學課本中必考的“文思革”(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魯迅,與虛擬偶像和年輕貌美的明星,成為了青年心目中的“愛豆”。

為什麼?單單“閏土”和“猹”這樣過氣的流行梗,顯然不是讓大文豪“再次偉大”的流量密碼。

既然今天的問題非常有挑戰,非常困難,那年輕人如何去處理?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他們可以擴大自己的歷史尺度,通過回望過去,從過去去吸取力量,以此來理解與面對今天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因為在歷史的不同年代裡面,也有其他的人面臨不同的狀況,他們面對和處理的方式,可以在今天拿來作為借鑒。

比如說這次俄烏衝突,年輕人可能沒法討論這件事,但他們會討論蘇聯解體、秦朝的政治,討論很多歷史上的問題。因為他們之前的經驗里,沒有見過這些事,就可以通過回到歷史邏輯裡面去理解問題從何而來,吸取到一些靈感與啟發。

還有很多年輕人在 B 站看魯迅,通過看魯迅面臨的時代狀況,看他作為一個個體如何去激發自己和他人,然後從中獲得一些力量。

一份當代年輕人報告 藏着多少信號?

B站上以魯迅為主題創作的視頻

對於更早的文化娛樂內容的重新消費也是一樣的邏輯,比如《我愛我家》。年輕人為什麼要去看《我愛我家》?因為他們發現在那個時代,表達更自由。那個時代的所有的劇集都可以有批判性地討論當時的社會問題,而且裡面還有一些好的價值觀,他們從這些裡面會發現什麼才是正常的,應該有的東西。

05 Up 主背後的真實和連接

B 站知名 Up 主巨靠譜的老蔣,曾經分享過這樣一個洞察,作為 90 後生人,自己和 80 后的朋友類似,在鏡頭面前有種天然的緊張和尷尬——畢竟還是文字的一代,相比於露臉拍視頻,將邏輯變成文字更令人感到安全。

但 00 后截然不同,作為“移動互聯網一代”,他們在鏡頭面前沒有任何心理負擔,能夠自由地表達自己。

在豆瓣、B 站、抖音、甚至小紅書等社交媒體平台上,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地年輕人用文字、圖片、視頻等種種形式來分享和表達自己。

他們並不是想享受安迪·沃霍爾的“15 分鐘”,而是在嘗試和真實的世界發生連接。

無論是年輕人還是其他年齡的人,在面對今天的狀況時,都要回到人本身,要去關心所處的真實狀況。

這種關心、關懷可以從一些很小的地方去着手。從這個角度來看,年輕人的一些變化是他們在嘗試解決問題。

他們去連接身邊的人,身邊的世界,把人的基本的善意和尊嚴的看得很重要。只有當你關心具體的人,理解人的真實面,才會有抵抗各種意識形態的力量。

那些活躍的年輕人在幹什麼?在書寫記錄和思考。

比如疫情期間有人就在寫方艙日記記錄和思考,還有很多藍領、普通人在小紅書、在微博記錄真實的生活和思考,在播客里討論各種社會問題,這些都是行動。

在這一點上,全球的年輕人其實都是一樣的,因為全球也在面臨轉折點。全球的年輕人都在行動。就像很多韓國炒幣的年輕人,換一個角度去看,可以理解為在韓國財團統治下其實沒有什麼上升的社會空間,但他們還是努力想去顛覆財富階層,想進入到技術或者新領域裡面,去把握最後的機會。

面對問題去行動,才能有力量。系統再強大,你該做的事你還得做,這是你的生活。而且,做一切能做的事情,其實會促進整個系統的變革發生。

06 玻璃心

“不可以批評年輕人,明天他們就不來上班了”,某部大熱日劇里的一句台詞,可能是 60、70 和 80 后對於年輕人“玻璃心”鄙視的“最好說明”。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歐美,通常被認為大大咧咧更皮實的歐美年輕人,同樣被貼上了“雪花一代”(Generation Snowflake)的標籤。

00 后就是抗壓能力差的“玻璃心”,這個事情背後的真實原因是什麼?

過去的年輕人的自我其實蠻簡單的,就是你面對外部的時代機會要努力,你要建立一個獨特的自我,更早地實現自我價值。

但是,如果你去跟一些心理學家聊,會發現中國人的自我其實非常脆弱。中國年輕人的自我,尤其是 95 后 00 后,他們生活在一個高度壓迫、高度競爭的教育環境里,而外部的環境又充滿競爭與不確定性,所以他們會經常面對高度的挫折。

在一個惡劣的外部環境里長大的年輕人,他們看到的自我,要麼是消費主義下構建的自我,要麼是一個高度競爭后的自視甚高的自我,一旦受到外部環境的衝擊,就會變得高度脆弱。不過一個好的變化是,外部環境變得不確定后,他們對向外證明自我價值,也變得不那麼執着了。

他們開始轉為向內關愛自我,重新探索自我。在國內的文化語境里,這是長期被忽略的一件事。西方教育背景下成長的人很多都會愛自己,但是中國人不會愛自己,一旦有挫折,就會是個大問題。

所以,在一個轉折的不確定的年代裡面,尤其要重視從內在滋養與愛護自我。

另一方面,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出現,不僅讓年輕人“早熟”,也打亂了他們的“成長周期”。

如果在從前沒有社交媒體,沒有移動互聯網的時候,所謂的年輕人的“不變”體現在階段性的生命經驗的類似上,也就是按部就班地上學、工作、戀愛、結婚、生子,所謂的什麼年紀做什麼事。

但在當下,所謂的按部就班已經改變了,因為在社會資源的變化、媒體文化的變化的衝擊下,同樣是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在成熟度上是有差異的,他們對社會的殘酷會有不同的認識。

我們(70 末)剛畢業時,對社會是沒有認識的,但今天的大學生畢業時對社會是有認識的,進任何一個公司,就要說我的權益在哪裡。這些就是代際之間的不同。

而且現在年輕人很慘的。為什麼慘呢?就是以前年輕人不知道很多東西,因為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是被保護了。社會給年輕人設了一個很清楚的路徑,每個年齡階段處理每個年齡階段的問題就行了,按部就班地上學、工作、戀愛、結婚、生子就行了。每個階段,其實都是可以藉助前輩的經驗的。

但現在很多東西都變了,沒有太多經驗可以借鑒了。因為個體社會化過程中一些關鍵的參數、影響力因素都變了,家庭的、媒體的、學校的、同伴的影響都變了。

比如同伴,從前同伴可能是學校里和住的地方認識的人,今天的同伴可能是十萬里之外的一個外國人。這些東西變化之後對年輕人的成長曆程是有影響的。

說好聽點,是讓他們的眼界更開闊,不好聽的話就是其實也給他們造成了極大困擾,不同階段要做的事情交錯在一起,可能會讓他們在每個成長階段里都沒有處在一個完全準備好的狀態,會變得比較混亂。

尤其現在的年輕人,超越了原來的成長路徑、社會化路徑,更早地面對世界和自我,可能的確更快地成長了,但是自我期待也更高了,而不幸的是這個世界在過去十年裡變得越來越糟糕。

所以在今天,年輕人生存真的很艱難,也更有挑戰。

07 做人,做有尊嚴的普通人

過去幾十年,社會的快速發展,讓人們自然而然地嚮往成為中產階級或者企業家,實現自我價值,創造社會價值。

而現在,人們,其實不僅是年輕人,嚮往成為一個“普通人”。

過去幾十年來,中國年輕人的嚮往從來都是成為一個不普通的人,比如成為一個企業家,不斷創造自我價值、社會價值。

但在今天,不管是年輕人還是中年人,很多人的嚮往都變成了,想要做一個普通人,好好活着,重新紮根重新安頓自我。

可以說,中國人正在第一次真正面對現代意義上的安身立命,不只是關心車房問題,而是關心在一個后物質主義時代,如果掙錢不再那麼容易或者重要,應該如何安頓一個人的尊嚴?

我們都是普通人,在一個不確定的混亂的時代裡面,需要意義,需要故事,需要精神與情感的支撐力量。我們更要明確自己犧牲什麼、得到什麼,要為自己重新做定位,要在有限的資源下學會應對長期生活的不確定。

我們不應當再進入消費主義的陷阱,應該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過得有尊嚴,到達一種有尊嚴的有限生活,重新發現生活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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