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間，朋友圈幾乎都被“二舅”刷屏。一則《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內耗》的視頻，讓大家認識了一位身體落下了殘疾、但在很多領域富有天賦的農民。在轉發“二舅”的人群中，該有相當一部分人，聯想到了自己認識的哪位親友，或是自身熟悉的某種環境。
作者/路遲
他們大概過着與二舅很相似的人生。由於出身底層，抵禦風險的能力始終很低，早年經歷過一些不幸，但不足致命；也可能得到過一些上天垂憐，卻不足改命。漫長的生活，讓人活得像一頭牛，低頭沉默耕耘終生，慢慢變老。
他們的人生，談不上“成功”，但也談不上“失敗”，不算光鮮，但絕不能說是無意義。最重要的是，在勞動本位和傳統美德的框架中，他們是值得尊敬的。
二舅坐在門口
《二舅》的爆火具有偶然性。
嚴格意義上，它不屬於文學創作，用今天的話來說，它應該屬於非虛構敘事，它也不是新聞報道，因為沒有呈現超出常人經驗的非規律性新鮮事態。
從新媒體與傳播學的角度，《二舅》的成功“出圈”，與作者本人的文學素養及敘事技巧分不開。不論在視頻拍攝方面，還是旁白的講述方式、對應關係，以及後面專門整理出來的文本，《二舅》都是一篇閱讀體驗感極佳的，具有文學啟迪性的作品。真實而不缺戲劇性，簡凝而流暢。
得承認，當城市人和現代生活方式分走了太多聚光燈和討論，當有鏡頭再次對準鄉村和底層，從審美角度而言，《二舅》也是新奇的。
截至7月27日，視頻播放量已超過2000萬
當人們看倦了流量明星的一地雞毛，對充斥着“kpi”、人際關係、各式行業潛規則的快節奏生活不堪重負，“二舅”猶如一股清流，你不認識他，他不認識你，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那11分鐘視頻讓我們靜下來，三四千字的文字讓我們思考，像一針溫柔注射的肌肉鬆弛劑。不僅緩解了“精神內耗”，也緩解了身心疲勞。
據悉，視頻作者是一位歷史老師，他以一種輕鬆、隨意的心態去對準一個自己熟悉的人，一個來自原生環境的安靜平凡的人，且用自己在“現代文明”里積累的視角，去進入一個鄉土人物。即便，這個人物其實多年來一直在那裡，十年前的二舅和今天的二舅沒有什麼不同，不同的只是探望他的視角和心態。
視頻爆火后，視頻作者在微博稱希望讓二舅和姥姥安靜生活
因此也可以說，《二舅》是一次城市文明視角對鄉村的窺視，即便這窺視是善意的、柔軟的及尊重的，它依然是一種窺視。
二舅自己也許知道自己被千萬次轉發，卻永遠不會知道為何自己的生活忽然就“火了”。
但這同樣不重要，人們關心二舅是否申請到了殘疾證，但更關心自己精神里那個殘缺的“二舅”。它扮演着一種反向勵志的角色，給這兩年普遍面臨一定困境的我們，帶來了一份慰藉。
“很苦很善良”
余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寫完的《活着》，直到今天仍然高居華語文學暢銷榜首。不論在豆瓣書單，還是大中小城市的書店暢銷榜單上，一本《活着》定被擺在顯眼位置，像一劑主流敘事的定海神針。
文學評論家許子東認為，《活着》受到幾代人青睞，自有一種苦難敘事的文化基因：“只有厄運，沒有壞人。很苦很善良，因為很苦，就有無盡的共鳴；因為很善良，就有無窮的希望。”
希望並非來自苦難本身，而來自對苦難的悉數接受和忍耐，並對自身心態的漫長調整。
二舅的一生，就是典型的“很苦很善良”的一生。
早年天資聰慧，但不幸因村醫打錯針造成了身體殘疾，被唯一的上升渠道——高考排除在外，二舅只好繼續當農民，照顧着生活不能自理的老母親，兼顧着村裡幾百位老人的物品維修工作，他忍受貧窮，卻願意掏空十幾萬積蓄給養女買房。
“只有厄運，沒有壞人”的敘事調動起了公眾的同情心，而對主觀能動性的充分發揮，則調動起了大家的佩服和讚歎。
不過，後者本質上是依附於前者的。
要提到生長在農村的殘疾人，生活在貧瘠環境里的“堅強意志”者，仍然不得不提余秀華。余秀華筆下的鄉土與李子柒鏡頭裡的村莊，自然有着雲泥之別，甚至彷彿並不存在於同一個世界，但她們的共同點是，都以一種解構具體的方式，傳遞了一種抽象的“詩意”。
紀錄片《搖搖晃晃的人間》中的余秀華
建立在苦難之上的“詩意”，如二舅與余秀華，是一種精神性的慰藉，只是兩者對待和消解命運的方式不同。
二舅前半生是被偶然“毀掉”的。一次誤醫，終身殘疾，如此大事，在作者鏡頭下和語氣里只是輕描淡寫的略過，事實上在大多數鄉土苦難文學里亦如此，因為不論是作者還是讀者都知道，諸般命運，在廣袤鄉土，並不稀罕。
看似命運弄人，但細細扒開，又不僅僅是命運，不僅僅是偶然。
村醫不會治，打錯了針，他們生活的時代就是如此簡陋；因為身體殘疾而無法再繼續回到“讀書改變命運”的路上，彼時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水平與今天是雲泥之別；用今天的城市視角來打量，上面幾代人的真實生活已經陌生得令年輕人難以理解，看到過去可以反思今天……每一樣都必須“向後看”，而不僅僅是樂呵呵地“向前看”。
落下殘疾前，二舅也是村子里的天才少年
可因為二舅不僅苦，而且善良，或是無知，讓他選擇受着，按照自己剩下的能力去努力生活，他受着，生活着，本質上是一種被時代洪波推着走的浮萍宿命。
可恰恰因為這股勁，將他從現代人置身的功績社會洪荒脫離出來。
瞧瞧今天大行其道的“內卷”“躺平”學，各種充滿無奈自嘲的“做題家”，普通人對自己的未來和生活充滿了迷茫，十年前的勵志雞湯不再管用了，在大大小小的考場上鉚足勁往前沖，是否還有意義？
人們需要另一種版本的故事來自我解釋。
當然，“二舅”們當中也有少數幸運兒，同時擁有運氣、天賦，也足夠努力，走出原生鄉土，一路升學奮鬥，克服“做題家”的自卑心理，進入大城市工作，甚至博出一番事業天地。
從功利主義的角度，我們稱他們“成功”“勵志”，點個贊，但沒轉發的必要。
那是已經過時的敘事了。是十年前的《中國合伙人》或今年的《奇迹笨小孩》，又或是，前段時間上過熱搜的一篇博士論文，論文作者來自大涼山貧困地區，一路艱苦求學，自強不息，克服萬難，最終一步步走出大山，進入名校，追尋星空夢想。
字字飽含熱淚，但並不控訴，不埋怨，這是能為大多數人所共情的。
但這些都不是《活着》。“活着”敘事模板之所以暢銷經年，必有着更持久、隱秘的原因。在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有一個罅隙，在那裡，沒有“出人頭地”的苦難，可能挑撥出一些同情，一些惻隱，一些感喟和一些“慶幸”。
“無為”的阿甘
人類的歷史，主要由苦難構成，如果把艱難也視為小型苦難，那麼人的生活亦復如是。
就像愛情一樣，“苦難”是全世界文學敘事的重要母題之一。而對中國文學而言，“苦難”更有一份創傷性反思的歷史厚度和精神譜系傳統。
從中學生必讀的路遙，到六七十年代一批作家孜孜不倦的鄉土敘事，農村沒有祥林嫂，但有沉默的福貴。
不論城市如何發展，技術如何進步，始終存在一些遠離輿論中心的地方，在那裡，人們活着，就僅僅是為了活着。
脫離文本回到現實，二舅也許同樣會幻想，會無奈，會渴望奔跑，或許也曾想方設法為自己謀取正當權益，比如弄到殘疾證。
但短短十分鐘的視頻呈現不了那麼多具體而微的“生活”，它只能呈現一個相對靜態的“活着”，不為了什麼，“不為”，即“無為”。
或者說，他的“有為”都是建設性的，是在有限的生命里發光發亮，為他人奉獻，對於自己承受的，則雲淡風輕，繼續承受。
一個相似的人物，出現在近日上映的電影《隱入塵煙》里的主人公馬有鐵身上，這號人物唯一招致的批評和質疑，就在於其真實性：現實中，真正被生活所困的底層，可能這麼無條件、無盡頭地單純善良嗎？
如果二舅被搬到大熒幕上，不知是否也會成為一個馬有鐵式的人物——不像一個有憤怒和慾望的真實人物，而是更像受苦受難的聖人，為民間敘事提供某種土地信仰的原型。
電影《隱入塵煙》中的馬有鐵和曹貴英
有朋友說，二舅傳遞出來的精神力量和阿甘有相似之處，乍聽似乎與“無為”哲學大相徑庭，但轉念一想，二舅的確是一種“反向”的阿甘：都是用主觀的精神力量去對抗並不如意的生活，即他寫在日記本里的那句：“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不過，這句振奮人心的“爭取勝利”，是作者對二舅的升華和敬仰，卻未必是二舅本人指導自己人生的精神準則。
說白了，普通人，誰想這麼多。
需要注意，二舅本人不屬於這副文本的創作主體，他只是創作素材。在創作者和受眾共同搭建的“阿甘式”語境里，二舅的主觀能動性指導了他的絕大部分生活，因為“不回頭看”，因為樂觀和接受（也可以忍受），即便這麼難，卻也“活出了我們嚮往的飽滿人生”。
二舅會做很多修理工作
可是，他真的“飽滿”嗎？
作者和讀者對“飽滿”的定義，依然是一種唯心的精神意志。“第二快樂的人就是從不回頭看的人”，這是二舅得以“治癒”大部分人的精神內耗的關鍵哲學，它“不回頭看”依然是一種“無為”，也是一種無奈。
結合二舅足夠有長度的人生經歷，這話乍聽醍醐灌頂，勝讀十年書。
可是，如果要“不回頭看”才能“快樂”，且不說首先預設了每個人的過去都不堪回首，沒有回味和依存，只有無奈和苦楚，更重要的是，它實實在在就是一句鴕鳥式的歸因——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
但二舅本人可能壓根沒想過什麼“準則”，他腦海里裝的，只是每日柴米，是天公和地母，是“活着”。
二舅和寧寧
本子里大部分的內容，都是生活的柴米油鹽，分分角角。這些對二舅而言是生活的主體，但對觀眾而言，並不能構成精神寶藏予以取用。
二舅不是救命草
最後談談《二舅》成為爆款的必不可缺情感要素：治癒了大多數人的“精神內耗”。
所謂的“內耗”，在心理學上而言，是與“外化”相對應的精神狀態。專業術語里的迴避型人格障礙、自閉症，都屬於內耗型人格，但日常人們常用來自嘲的，“什麼也沒幹卻身心俱疲”，總是想太多、焦慮、抑鬱……
被二舅治好“精神內耗”的那批人，是與“二舅”相對應的，城市寫字樓里的“Cindy”和“Jackson”，是流連都市職場卻發現生活並不遂意的白領藍領，或僅僅是滄海一粟的北上廣漂泊者，做着底層的工作，渴望更多的成就與尊嚴。
二舅曾在北京混得風生水起
這幫人的“精神內耗”，是置身異鄉的漂泊迷茫，是為了應付龐雜的人際關係和工作壓榨而感到力不從心，是物質與信息膨脹時代帶來的情緒堵塞，總而言之，是對當下生活的暫時性厭倦與疲憊，以及衍生出來的逃離的慾望。
注意，是“暫時性”的逃離慾望。如果有條件，人人都想去探望一次二舅，跟着他一起乾乾活兒，在鄉村的田野上走一走，用帶着牛糞味道的天然空氣，洗滌一下你被城市濃煙污染的內心。
但這依然只是你自己人生的一次短暫調劑，是一種迴避式的緩衝。
當你從二舅那裡汲取了些“無為”“淡然”的精神營養，還是得回到自己的生活，去應付那些真正讓你焦頭爛額的情形，比如考試失利，應聘落榜，“35歲危機”，買不起房，或者買到爛尾樓……
這些都是因為有機會，所有才有苦惱。二舅沒有機會，他不再能參加考試，沒有文化，不會經歷失戀，也不考慮買房。
六十六歲的二舅和八十八歲的姥姥
說真的，有幾個人願意與二舅交換人生？
治好他人“內耗”的二舅，也一定不懂“內耗”是什麼。
他的確呈現了一種平靜而不假思索的生活，能予人鼓舞，傳遞了一種向外延展而非向內損噬的精神狀態。
只是，這份平靜所能倚賴建立的重要根基，還是“沒得選”。
我們很難否認，二舅帶來的“治癒”里包含着大量同情，甚至包含對自身生活的“降維慶幸”——你看，他那麼苦，都能從苦難中提煉精神力量，相較之下，我的生活幸福多了，還有什麼可抱怨的？
這種公共情感從來不新鮮。
維特根斯坦告訴人們：“只有我知道我是否真的疼，別人只是推測”，我們沒辦法代替具體的“二舅”去消解或是感受內心的苦結，同樣不可能用抽象的“二舅”去虛化必須面對的屬於自己的人生。
在一種“小布爾喬亞”的窺視語境里，人們一面致敬，一面同情，一面回望自身，感到慶幸。
這份平衡達成的必要條件，是主人公的境遇繼續，如果他的處境變好了，甚至好於大部分人，或許就會變成令人厭惡的祥林嫂，或是充滿諷刺意義的華老栓。
平凡而樂觀，落魄而不潦倒，守着一方天地，不必為房價、裁員、戀愛苦惱，這是當代人自己給自己注射的鎮魂針，是另一種形式的雞湯。
“躺平”和“佛系”哲學從城市小中產圈層的自嗨蔓延到鄉村，入侵了那部分“沒得選”的人生，這不夠真實，也不夠有力量。
世間有千千萬萬個二舅，但沒有一個是人們想象中那個樣子。
（文中配圖來源於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