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最後一天我在羅馬住進了Airbnb，接待我的房東是一位老太太，她很和藹地向我講解了房間里的各種電器和設施的用法，並且祝我新年愉快。隨後在這趟旅程的終點，我住在特羅姆瑟一片高坡上的半地下室里（見題圖），眺望着厚厚的積雪，房東跟我說，屋邊的滑雪板都可以用——可惜我那時還不會用。
在民宿門口眺望對面的晚霞
從歐洲回來后，我在上海靜安住進了一套弄堂里的房子，而我清楚地記得那筆訂單我仍舊是用visa卡支付的——它要在兩個月後才迎來“愛彼迎”這個一度被嘲諷的中國名字，並接入支付寶的支付方式。至於微信支付——2019年9月聯合創始人柏思齊在接受《潛望》採訪時表示，中國的業績增長之快超出預期，但他們還未意識到這個支付方式如此重要。
在大廠仍然欣欣向榮、網紅店還沒有遍地都是的當年，這些在外企工作或開起了咖啡店的房東們，以及背包旅行的“文青”和學生房客們，構成了它在國內的種子用戶，並用這樣一種不算便利的方式，開始分享起自己的生活。
二
2020年12月10日，Airbnb終於上市，股價開盤飆升翻倍，最後收於144美元/股。今日“撤出中國”的消息公布后，股價收漲0.65%報113.28美元/股，但較歷史高點還是跌去了40%。
當時我正住在一間30層上的民宿里，從陽台拍到的晚霞
這趟上市旅程無疑是坎坷而傳奇的，13年的時間在如今的獨角獸們看來大概太過漫長——巨無霸抖音出現至今也還不到六年。起始於08年金融危機期間，又被投了無數“共享經濟”項目的孫正義錯過，它的增長曲線顯得如此“自然”而非催熟。
疫情到來之後，Airbnb也不得不面對寒冬。2020年第二季度后，它陸續裁員2000人，佔到當時員工總數的1/4。然而如此規模的裁員卻未帶來任何名聲的損失——四個月的遣散費，股票照發，如此優渥的條件也映照出它對員工一貫“良心”的福利，畢竟那時大家對它能否上市已經幾乎失去了信心。
就在不到一個月前， Airbnb還宣布，其員工將可以永久性在任意地方遠程辦公，並且無論工作地點在哪，員工薪酬都不會發生變化。在硅谷各大公司都急着召喚員工回辦公室的趨勢下，這股“清流”為它的招聘頁面帶來了百萬訪問量。
三
然而即使在這樣的節奏和文化下，Airbnb所面臨的問題也並不少。
儘管在疫情到來之前它已經在華站穩腳跟，並且做到了相較於其競爭對手更快的增長速度，但這也有賴於它做C2C、輕資產的模式，而這一模式帶來的“副作用”則是艱難的品質控制、房東與租客的矛盾協調及政府關係問題。
民宿理應是一門慢節奏的生意，“cozy”這個關鍵詞在房源描述中反覆出現。但隨着規模擴張，Airbnb越來越難以對它的房東和房源進行仔細的審核與管理；而它也需要那些職業化的“二房東”，批量化地為它供給更多的房源。於是打掃不幹凈、與原房東的租約問題都接踵而至，甚至還多次出現過“在房間里安放攝像頭偷拍”的惡劣事件。
在中國市場最主要的一線市場，上海的人均住房面積不大，房價房租上漲勢頭卻正猛；而核心市區又有許多幾十年歷史的老房子，即使在改造之後也很難避免結構、隔音等方面的瑕疵。質量不夠，濾鏡來湊，為了與日益紅海的酒店業相競爭，房東們被迫發揚起老上海“螺絲殼裡做道場”的精神，竭力做出一點“特色”來。
於是，衝著“便宜”來的住客們多少都有過失望而歸的經歷。與此同時租客質量也難免下降，輕則不講衛生、半夜蹦迪打擾鄰居，重則損壞物品、偷走傢具電器，甚至有劇組未經告知就租用民房進行拍攝，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而Airbnb的協調申訴流程也不甚嚴謹，經常是採信某一方的一面之詞，之後再要追討就溝通不暢。
如此的野蠻生長不但讓Airbnb成為一些小區內的“不受歡迎者”，被寫進小區公約，更引來了監管的矚目。2017年開始，雖然Airbnb與諸多地方政府簽署戰略備忘錄，但對房東的要求、身份登記等條件總在變化之中。而疫情之後，各地更是紛紛收緊；一旦遇到突然的封閉和隔離，住客也很可能陷入身份尷尬的境地。
四
儘管如此，比起那些完全商業化運行的民宿平台——尤其是各家OTA試圖做的業務線，Airbnb的房東中仍然保有為數不少的“理想主義者”，或者說，那些更符合它原本給出的用戶畫像的人。
在我的體驗中，只有Airbnb真的有那種“共享”的氛圍，而非一門單純的生意。你有可能遇到一個生活方式極為有趣的房東，住到別墅區一家私人club的閣樓上；或者遇到在浙大讀博的南美老外，和他交流風土人情或他的調酒技藝。
上海老房東的布置充滿了本地和DIY元素
作為一個Lv.4用戶，我曾經在長三角多地往返而不租房，因為在平江路老街區的幽靜角落裡住一晚只需要七八十元；而在上海環球港旁邊，老教師夫婦打理的裝修頗為用心的房間，半個月均價僅需120。疫情開始之後Airbnb就開始頻繁地進行服務費優惠和減免，但也或許正是這樣的策略讓它在這片市場更加無利可圖。
Airbnb所許諾的是一種自由、多樣化、充滿探索性的生活方式，它鼓勵人們走出自己熟悉的區域，去與更多的人接觸、去了解和嘗試更豐富的生活狀態。然而這種生活方式的諸多前提顯然在後新冠時代的當下越來越難以成立了。那個“沙發與背包客”的故事隨着用戶們的成長和財力增長逐漸變得fancy，卻也像一個膨脹的彩虹色泡泡。
平江路民宿外的幽靜小巷
在我為它感到惋惜的朋友圈發出后，我發現點贊的絕大部分都是我的大學同學（而其中大部分又都有海外經歷），以及一些媒體行業的工作者。這其中隱而不發的“身份認同”可見一斑。或許我們對它撤出業務的不舍，更多的是對過去時間的懷念。
最後，衷心希望它“保留出境游業務線”，會是一項正確的判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