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輪班、沒老闆、無約束”。這應該是很多人嚮往的工作模式。從Uber打出這一口號招募司機開始，眾多零工經濟公司紛紛使用這一廣告招募零工。“寧願送外賣，也不進工廠。”張林洲是無數秉持這一觀念、加入送外賣大軍的一員。他是90后，從二本建築類大學畢業后，由於不願意去工地常駐，創過業、送過快遞，最後選擇了當外賣騎手。
本刊記者/蔣芷毓
發於2022.4.18總第1040期《中國新聞周刊》
在中國，隨着平台經濟的興起和新生代工人對靈活、自由工作倫理的看重，“靈活就業”逐漸被人們所關注。
今年年初，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目前我國靈活就業人員已經達到了2億人左右。靈活就業涵蓋的不僅是家政工、餐飲服務員等傳統服務行業的零工，還有新業態工種如眾包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網絡主播、遊戲代練等平台零工。靈活就業的興起，背後既有經濟形勢變化帶來的衝擊，也有企業彈性用工的需求和部分勞動者對於靈活就業的追求。
國務院印發的《“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明確提出，鼓勵個人利用社交軟件、知識分享、音視頻網站等新型平台就業創業，促進靈活就業、副業創新。一方面，靈活就業被看作是就業市場的“蓄水池”，為低收入者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對企業來說則是降本增效的方式。它也意味着對傳統雇傭模式的挑戰。另一方面，脫離了傳統的雇傭模式，零工經濟勞動者也面臨著保障缺失、不穩定性增強和經濟風險加大的困境。
去年7 月，多部委連續出台文件，要求加強對平台零工權益的保護，例如強化職業傷害保障，以出行、外賣、即時配送、同城貨運等行業的平台企業為重點，組織開展試點。如何維護零工權益，正成為關注的焦點。
零工經濟不再是邊緣的二級市場
斷斷續續時間算下來，張林洲已經送了兩年外賣。他曾有朋友到工廠打工，雖然有社保，但是他覺得“那像牲口”。“沒有休息的機會，沒有尊嚴，上廁所都要打報告，而且每天只能上一兩次。”張林洲說，“進廠像坐牢一樣，即使我再落魄可能都不會考慮。”
他即將年滿30歲，稍有門檻的技術工種已經不好找，外賣則相對門檻更低。他也送過快遞，但經歷了隨意罰款、單價壓得極低后，選擇了外賣這份“當時單價比較高、相對靈活自由”的工作。
張林洲的選擇並非獨樹一幟。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勞動關係與人力資源學院院長聞效儀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背後是勞動力從傳統生產製造業向服務業、尤其是平台工種流動的趨勢。“現在零工經濟已經不是過去邊緣的二級勞動力市場，它已經變成一級勞動力市場，甚至成為一種主要的就業方式。”
根據國家統計局近年來公布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農民工從事第二產業的比例，從2013年56.8％下降到2020年的48.1％；而從事第三產業的比例，從2013年的42.6％增長到2020年的51.5％，形成了“剪刀差”效應。
“靈活就業興起與中國勞動力產業結構轉型有非常大的關係。”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孫萍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中國曾經被稱為世界工廠，以輸出廉價勞動力為主，但隨着過去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東南亞、印度、非洲等地，過去存留的大量勞動力則流動到了其他行業。
00後趙娜在去年底到今年1月短暫地做過家政工。她從高中畢業就開始打工，沒上大學。由於進廠做普工需要熬夜值班，她進廠沒幾個月就辭職了。之後，她一直靠做家政鐘點工維持收入。
聞效儀認為，在面臨結構性改革的轉軌階段，不可避免地會對傳統正規就業帶來影響。靈活就業介於正規就業和失業之間，起到了就業“蓄水池”的作用。
“如果作為‘就業蓄水池’，零工經濟是相對正規就業而言的一種補充就業形式，也是承接實體經濟就業狀況不佳時的一種兜底手段。”聞效儀說，從這個角度看，國家政策應支持靈活就業發展。
另一個有關靈活就業興起的背景是企業所採取的“輕資產化”管理方式。聞效儀說，企業經營的目標越來越追求在金融市場中獲取高市值，相應地希望避免勞動者的要素對企業績效形成約束，盡量追求一種彈性勞動關係。
孫萍也認為，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量化寬鬆政策導致了通貨膨脹，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一大筆熱錢，最終落在了互聯網產業。國際金融資本的投資讓互聯網產業傾向於使用“輕資產”的運營模式，即通過勞務派遣、平台合作等形式將部分勞動者“外包”，從而減輕企業的勞動力成本。
另外，數字化也使得兼職機會更為便捷。移動互聯網的誕生讓人們擺脫了傳統台式機，找零工更迅速。勞動力從確認勞動關係、繳納社保的部分製造業流動到平台零工。“這背後有傳統行業吸引力下降的問題，也有農民工難以在城市紮根、不在意社保的問題。”聞效儀說。
眾多因素使得靈活就業群體數量上升。根據美團財報等數據，通過美團平台獲得收入的騎手總數從2017年的220餘萬增長至2021年的527萬。根據《2021年中國互聯網家政服務行業報告》，全國家政行業從業人員從2017年的2623萬增長至2020年的3275萬。
平台給靈活就業帶來了什麼？
相較於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出現在公共場合、被人關注的工種，平台家政工顯得更為隱蔽。由於家政往往停留於單個家庭內部，她們的社會可見度顯得更低。
劉芬是一名70后平台家政工，4年多前，她入職一個互聯網家政中介，成為了一名鐘點工。她每天早上8點至晚上6點接單，鐘點工的單子分為2~4小時不等，每小時50塊，平台抽成7塊。經歷4年的積累，她已經積累了一批老客戶，每周有5天都排了固定客戶。這讓她的工作更為穩定。
儘管此前沒有任何家政經驗，在經過3天的培訓后，劉芬還是順利成為了家政工的一員。她給平台交了1000塊押金，領了一些工具。每周除了周二休息，她都會提着平台發的紅色印花背包，開着小電驢，穿着統一的工服和圍裙穿梭於方圓7公里內的小區之間。
劉芬曾是全職主婦，直到女兒上大學離家，她跟着來到女兒的城市，通過打零工補貼收入。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教授梁萌曾對平台家政工展開調查，她發現，互聯網平台對於家政工專業化、職業化有所幫助，“平台的培訓和管理理念有助於塑造勞動者在清潔和家務方面的專家形象，基於提升業務水準的考慮，但也同時具有市場教育的功能，讓民眾意識到家政工作的價值，尊重家政勞動者。”
此外，家政工也通過互聯網公司間接獲得了更強的議價能力。劉芬入職不到兩年時，平台將每小時保潔單價由35元提到了50元。“剛開始訂單少了，但緩過一陣，訂單量又恢復了，客戶還是相信我們的專業能力。”
儘管在平台積累了穩定客戶，劉芬也沒想過接私單。“平台單量更穩定，客戶放寒暑假時，平台也能把那段單量補上。”梁萌認為，互聯網家政公司在訂單來源和數量方面較傳統家政公司具有明顯的優勢，這使得平台能迅速吸引一批家政勞動者。
梁萌認為，相較於早期經濟地位較高的使用者以互聯網積累資本而經濟地位較低者主要用來娛樂的情況，底層勞動力市場能夠參與到互聯網資本的運作中並從中獲得利益。在這個角度上，互聯網家政業有利於數字鴻溝的彌合。
另一個不常被關注到的工種是遊戲零工，儘管這類勞動者可能並不在少數。余莉莉在重慶的一所大學就讀，她從高二開始玩手游，大一時，和四位同學組隊拿到了學校的第二名，還和第一名的戰隊交上了朋友。她喜歡超前消費，常常入不敷出，在朋友們的引薦下，她開始做遊戲代練、陪玩增加收入。
遊戲零工常被看作一種“邊玩邊賺（play to earn）經濟”，但余莉莉體驗並非如此。剛開始，她在一款名叫“代練通”的App上接遊戲代練單，不僅價格低，平台抽成還多達五至七成，因此行業里戲稱這些在平台上接單的零工為“奴隸”。
焦慮是她接單的常態。“在平台接單先要付押金，如果沒能在約定時間內把段位打上去，就會扣掉押金，甚至還可能賠錢。”余莉莉說，她曾接過一個“痛不欲生”的單子，由於是新人，缺乏客源，她只能用低於市場價一半的單價接單，打到最後她已經厭煩了遊戲。
相比外賣、網約車等行業存在的大規模平台，遊戲行業平台尚顯稚嫩，與之對應的是分佈在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工作室。余莉莉有些技術，但加入工作室也只算勉強夠格，還是在她選擇輔助位的情況下被招進去的。工作室給了她一個800塊錢的單子，那一周她每天從中午12點打到晚上八九點，終於趕在截止時間完成任務，但結賬時工作室卻拖欠了她400塊。
即便是兼職，余莉莉也明顯感受到了訂單不穩定、新人難起步等零工行業常見的問題。從去年底開始接代練以來，她一共有二十多位客戶，其中大部分都只下單了一次。
儘管如此，她仍然覺得遊戲零工比奶茶店、飯店兼職輕鬆，至少體力消耗更少。不過，畢業后，她傾向於選擇一份更穩定的工作。對於張林洲來說，選擇做外賣騎手還是因為靈活、自由，雖然平台管理嚴格，算法會不斷給騎手壓縮時間，但一般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做久了也有很多方法支配自己的時間，總體上仍算輕鬆。
靈活就業，還“靈活”嗎？
“我所在的站點，騎手職業周期通常只有4個月。”張林洲說，這導致管理者會在用工期內盡量多派訂單。
他是專送騎手，每個月只能休兩天。即使在沒有單子的時間，他也不能休息，因為要“搶單”：一旦下線，意味着他將失去被系統派單的機會，而僅靠高峰期的單量只能勉強飽腹，所以不得不一直在路上保持“隨叫隨到”的上線狀態。
專送騎手剛入職時，200單以內算新人保護期，此時系統會優先派順路近單。新人保護期一過，騎手則面臨訂單下降的處境，不得不通過熬時間來換單量。加上張林洲所在的城市每年單量旺季只有三四個月，疫情下訂單量減少、騎手數量增加也加劇了內卷，很難掙到錢。失望之下，張林洲經常在工作三四個月後匆匆告別這份高風險不穩定的工作。
孫萍在對騎手的調研中發現，平台零工逐漸變成了一種“黏性勞動”。在她的調研中，2018年至2020年，北京市專送騎手的比例從32.6％增長到了52.8％。“由於運力始終存在缺口，公司希望把部分工人變成又固定工作時間的人，想辦法黏住工人。”孫萍說，這使得平台的靈活就業出現了去靈活化的趨勢。
騎手完成單量也變成了一種“趕工遊戲”。“平台有遊戲化的激勵方式，累計式計價，單量越多單價越高，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讓騎手多幹活。”孫萍說，2018年到2021年，外賣騎手在平台上送單的總體時長越來越長。
家政行業也有類似困境。劉芬只能接受平台派單，自己無法取消。過年忙的時候，她一天能接4單，每單之間只有半個小時，從這家出來趕到下家，飯都吃不上。劉芬手機還裝有GPS定位系統，平台規定必須提前10分鐘在小區範圍500米內打卡，未按時打卡會扣10塊錢，若擅自取消訂單則會被扣50塊。
梁萌認為，傳統家政業勞動者與企業之間是“弱契約”“弱控制”的鬆散關係，而互聯網平台則在保留“弱契約”的臨時、非正式勞動關係基礎上，增強了對勞動者的控制。互聯網家政業中的勞動者無論是相對於傳統家政業勞動者亦或是其他產業中的勞動者，都處於更加被動和被規制的地位。
多名學者提及了平台對零工的加強控制。孫萍認為，平台和中介公司一方面通過站點、商圈、區域、城市、大區一整套組織模式，構建起對騎手的管理體系，另一方面通過算法與騎手互動。此外，平台還把部分控制權轉交給了消費者，使其擁有評價、投訴騎手的權利，加劇了客戶端和騎手端的對立。
張林洲所在的專送體系，差評會罰100~200元，投訴、被系統判定“提前點送達”、顧客收餐位置與系統定位不符、顧客“因騎手原因取消訂單”等都會被罰500元。
對於騎手來說，申訴往往很難。有一次他同時接了8單，還遇上暴雨。交警讓騎手減速，但配送時間並沒有增加。那天，他差點出事，最後推着電動車走過天橋，超時了，餐也灑了，還是吃了一筆罰款。
張林洲還苦惱於“以罰代管”的管理模式，站點內所有的騎手總的差評率如果超過某個閾值，美團會罰站點，而這又會導致站點加倍罰騎手。
聞效儀認為，零工經濟實並非像其宣稱的那樣“高薪”“自由”。“高薪”來自於逃避的社保成本，“自由”則只有“搶單自由”，騎手並沒有“工作自由”。“對於高技術人群來說，靈活就業可以讓他們在兩三個月賺夠一年的錢，他們是主動自由；而對於騎手、家政等低技能勞動力來說，他們需要每周至少工作6天來保證收入，實際上是一種被動自由。”
“零工經濟的本質還是勞動力密集型經濟。”聞效儀說，在需求大幅增長的背景下，如何保證勞動力的穩定供給，平台在其中起到大規模的組織作用，並介入到對勞動力的組織和管理中。
“由於全部勞動過程的數據可留痕，平台對勞動過程的監控會更嚴密，勞動者所受到的指揮和控制也會更多，相應帶來的壓迫感也會更強。”聞效儀認為，勞動者也面臨著更激烈的競爭。例如評價體系已經是勞動者標註在個人身上的固定資產，需要通過不斷的好評來形成個人名譽資產的增值。
勞動關係難認定
“平台零工作為新的、複雜的用工形態，相應的研究和規則制定相對滯后。”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姚艷姣律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導致了勞動關係認定標準模糊、平台權責不一等亂象。”
在致誠的研究中，需要維護自身權益的騎手甚至難以找到用人單位，無法確立勞動關係。外賣平台與大量配送商正是藉此操作在不同程度上逃脫了用人單位的法律責任。
為何會無法認定勞動關係？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副院長範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平台與勞動者的勞動關係認定問題上，在前端和後端都有相應的規則來處理。前端是在立法層面，如果勞動者與平台簽了勞動合同，意味着在前端就直接被納入到勞動法的保護範圍內，平台跟勞動者的關係就適用勞動法的規則來調整。即便前端沒簽勞動合同，但在實際用工過程中，平台對勞動者的管理和控制是符合勞動關係的構成要件的，那麼在司法過程中也可以認定構成勞動關係。
此前，2016年7月，交通運輸部等七部門公布的《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第十八條規定，網約車平台公司“根據工作時長、服務頻次等特點，與駕駛員簽訂多種形式的勞動合同或者協議”。
“這意味着之前政策開了一個口子，如果可以簽勞動合同，也可以簽非勞動合同，企業可能就沒有動力遵循更加正式的勞動關係。”範圍說，後端在司法裁判的層面，對於法律關係定性，司法態度較為保守。
目前專送騎手勞動關係認定比例（“認勞率”）很低，根據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的研究，外賣平台的認勞率基本控制在1％以內，配送商的認勞率也僅為46.89％和58.62％。此外，複雜用工模式下騎手勞動權益被 “區別對待”，法院開始視“場景”嚴重程度（人身損害抑或財產損害；傷殘等級等）決定是否認定勞動關係，工傷案件的認勞率明顯高於工作報酬或社保糾紛案件的認勞率。
這一難題在去年迎來了轉變。2021年7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國家8部門聯合發布的《關於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對平台用工形態進行了初步劃分，將新業態勞動者分為“勞動關係”“不完全符合勞動關係”和“民事關係”三種類型，保障程度與依據不盡相同。對於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係情形但企業對勞動者進行勞動管理的，要求各地指導平台企業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協議，合理確定企業與勞動者的權利義務。
不同學者對於是否需要認定勞動關係有着不同的看法。孫萍認為，由於社保機制的困擾，為了更快地解決痛點問題，可以繞開勞動關係談社會保障，“比如職業傷害保障試點，我們先解決最痛的點，漏洞先堵一個算一個”。
聞效儀則認為，勞動關係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它不完全符合勞動關係，不代表它不是勞動關係，它可能只是勞動關係的一種特殊形態。例如現有法律制度裡面的非全日用工勞動關係，仍然覆蓋在勞動關係中，需要符合最低工資標準，同時上工傷保險。”
回到現實中，困擾依然存在。姚艷姣說，根據《指導意見》，外賣行業的專送騎手不是來去自由的“平台零工”，而是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係的情形，眾包騎手則大多屬於“不完全符合勞動關係”。範圍認為，至少雙方的關係要回到“不完全符合勞動關係”，但實踐層面，這個規制可能會被平台的策略架空，變成仍然沒有勞動關係的狀態。
姚艷姣認為，對於眾包騎手等不完全符合勞動關係的勞動者，在實際判例中幾乎不會被認定符合勞動關係；但一些在同一個平台全職工作的眾包勞動者，也應該考慮將其認定為符合勞動關係，司法實踐中也有相關先例。
姚艷姣補充說，《指導意見》已經明確指出“對採取外包等其他合作用工方式，勞動者權益受到損害的，平台企業依法承擔相應責任”，但目前還缺乏具體規則和司法案例來釐清平台在何種情況下承擔責任，以及具體承擔哪些責任。
求解保障難題
一名外賣行業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由於勞動關係認定涉及立法等問題，目前行業採取的方式是懸置勞動關係並完善勞動保障。
張林洲說，目前騎手最迫切的是工傷保障。現在，張林洲所在的站點每周都會出一兩場車禍。他所在的公司，專送騎手由合作商通過經紀公司向保險公司投保僱主責任險，眾包騎手由眾包服務商直接向保險公司投保意外傷害險和第三者責任險，眾包新騎手首單保費3元由服務商承擔，後續每人每天保費3元從騎手傭金中扣除。張林洲認為，僱主責任險最終受益人是企業，一旦出現嚴重事故，能夠得到報銷的醫療費用比例也很有限。
前述《指導意見》提出，要強化職業傷害保障，以出行、外賣、即時配送、同城貨運等行業的平台企業為重點，組織開展平台靈活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平台企業應當按規定參加；鼓勵平台企業通過購買人身意外、僱主責任等商業保險，提昇平台靈活就業人員保障水平。
熟悉政策的業內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外賣行業主要是推動商業保險的保障方式，做到百分百的商業保險覆蓋。在職業傷害保障試點上，平台會為所有騎手按要求參加。在養老和醫療保險上，會要求合作商根據用工方式提供適合專送騎手的養老、醫療保險。眾包則根據政策是個人自願自主選擇。
“職業傷害保障對平台勞動者的權益而言是一個積極的舉措。但各地試點政策所提供的職業傷害保障保護力度不同，我們認為職業保障的力度應該接近工傷保險或基本與工傷保險齊平。”姚艷姣提醒，職業傷害保障不能適用於所有平台上的從業者。比如，對於符合勞動關係的專送騎手，應該嚴格按照當前勞動和社會保障法律的規定，由平台或合作配送商為其繳納工傷等社會保險，而不能用保障程度相對較低的職業傷害保障來替代。
在平台機制方面，姚艷姣建議，未來還應該重點推進算法人性化。數字平台通過算法、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對勞動者的管理更加精細和嚴密。2021年12月31日，國家網信辦、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國家市場監管總局聯合發布《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於2022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中第二十條規定，“算法推薦服務提供者向勞動者提供工作調度服務的，應當保護勞動者取得勞動報酬、休息休假等合法權益，建立完善平台訂單分配、報酬構成及支付、工作時間、獎懲等相關算法”。
聞效儀認為，還應把新就業形態人群納入到工會組織體系里來，讓他們享受工會組織服務，通過工會代表勞動者，與平台進行協商。
在勞動關係難以認定的一些領域，一些學者建議要加強政府兜底。“家政工的零工化是一個世界難題。”梁萌認為，隨着老齡化進程、開放生育政策，照料勞動的公共性已經體現，政府應該為此負起一定責任。在德國，政府體系內有專門從事照料勞動的人。推進家政業職業化水平，不僅包括職業規範化，還包括對家政勞動本身的尊重和保障，形成完整的職業體系。“要麼立法把勞動關係釐清，要麼為此兜底。”
（應受訪者要求，張林洲、劉芬、趙娜、余莉莉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