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我們徵稅吧！”2019年6月和7月，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等18位美國億萬富翁連續兩次發表聯名公開信，呼籲“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的候選人”向他們，向美國7.5萬個最富有家庭（相當於美國0.01%的家庭）開徵財富稅。
向我們開徵財富稅！
“美國有道德和經濟責任向我們的財富徵收更多的稅。新稅收收入應當來自最為富有的人群，而不是中低收入的美國人。”這些億萬富翁在公開信里寫道，“我們沒什麼的（We’ll be fine）。這是我們為增強深愛的國家所能做的最起碼的事情。這符合我們共和國的利益。”
幾位要求開徵財富稅的超級富豪
簽署這封聯名信的除了索羅斯，還有諸多美國知名億萬富翁慈善家，包括Facebook聯合創始人休斯（Chris Hughes）、迪士尼家族繼承人阿布加爾·迪士尼（Abigail Disney）、巴菲特老搭檔查理·芒格（Charile Munger）的女兒、凱悅酒店集團背後的普利茲克家族（Pritzker）、紐約女慈善家古德（Agens Gund）等等。
億萬富翁們表示，“這一稅項收入能夠為那些對未來的明智投資提供資金，例如減緩氣候變化的清潔能源創新、全民兒童護理、減免學生貸款、基礎設施更新、為低收入家庭提供抵稅、公共衛生解決方案和其他關鍵需求。”
雖然這封公開信沒有指向具體黨派候選人，但向超級富豪加稅這隻可能是民主黨人的競選主張，共和黨總統特朗普剛在前一年推行了減稅措施。2017年，索羅斯和洛克菲勒（George Rockefeller）等400位億萬富翁就曾經發表公開信反對特朗普減稅，認為這隻會進一步加劇美國社會的財富不平等問題。
當時民主黨多位總統候選人都明確支持向超級富豪開徵財富稅。馬薩諸塞州參議員沃倫（Elizabeth Warren）提出，應向美國最富有的7.5萬個家庭徵收財富稅，在十年內徵收3萬億美元稅款。這位前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提出的財富稅比例是，超級富豪資產超過5000萬美元的部分徵收2%，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部分再徵收1%。
拜登想征億萬富豪稅
現在，索羅斯們渴盼的“福報”來了。美國總統拜登本周向國會提交了總額5.8萬億美元的2023財政年度（今年10月開始）的預算案，首次提出了對超級富豪的專項稅。按照白宮規劃，美國聯邦預算支出將在未來逐漸增加，到2031財年提高到8.2萬億美元。
根據這份長達149頁的預算案，拜登政府計劃將國內支出預算增加7%，達到1.6萬億美元；主要用於擴大可負擔住房，擴大醫療健康預算，加大警察隊伍建設，提高氣候變化投資，提升基礎設施建設。此外，拜登政府還計劃將軍費預算增長提高10%，達到7730億美元。
與此同時，拜登政府還計劃在未來十年削減累計超過1萬億美元的聯邦預算赤字，將財政赤字佔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控制在5%以下。美國財政部數據顯示，2021財年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高達2.77萬億美元，但低於2020財年創紀錄的3.13萬億美元。2022年的財政赤字將縮小到1.8萬億美元，約佔GDP的5.8%，
一方面要加大諸多關鍵領域財政投入，另一方面又要大力削減政府赤字。那麼從哪裡開源？拜登這份預算案計劃對美國大企業和超級富豪加稅，尤其是為超級富豪們量身定製一個新稅種，滿足索羅斯等超級富豪們急切渴望多納稅的呼聲。
拜登政府在預算案中提出，計劃面向資產超過1億美元的美國最富有家庭（數量佔比0.01%）開徵一個新稅——“億萬富翁最低所得稅”（Billionaire Minimum Income Tax），要求他們每年至少支付20%的個人所得稅。白宮預計，這一稅項將在未來十年增加至多3600億美元的聯邦稅收。
更為重要的是，這一新稅計劃將股票等流動資產也列入應納稅收入。如果得以實施，那麼這將是美國所得稅體系的一大歷史突破。按照目前的美國個人所得稅法，股票等未實現收益並不被視為應納稅收入，億萬富翁只有在出售股票時才需要繳納資本利得稅，而資本利得稅目前的最高稅率只有20%。
目前美國的個人所得稅是按照納稅人的實際收入來徵收的。但馬斯克和貝佐斯等億萬富翁的資產絕大多數都是以股票等流動資產的形式存在，他們甚至只拿1美元的年薪。儘管隨着股票價格持續走高，億萬富翁的身家資產也不斷飆升，但這些股票增值部分屬於未實現收益，他們只要不套現就不用繳納聯邦所得稅。
最低所得稅非財富稅
過去幾年，如何從超級富豪這裡徵稅已經成為民主黨，尤其是激進派民主黨人討論的重要經濟政策議題。去年沃倫和俄勒岡州民主党參議員、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懷登（Ron Wyden）都各自提出了他們對超級富豪徵收財富稅的方案，基本都是對超級富豪的資產徵收附加稅的方式。
對於激進派民主黨人要求開徵的“財富稅”，拜登政府一直持懷疑態度。美國財政部長、前美聯儲主席耶倫（Janet Yellen）去年就曾經公開表示，財富稅是非常難以執行的。財政部稅務顧問薩林（Natashan Sarin）對此解釋說，財富稅會帶來收入預估的一大難題。
拜登政府更傾向提高聯邦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提高資本利得稅率，以及提高企業稅率。去年6月，在耶倫的主導下，七國集團財長達成了歷史性協議，將全球最低企業稅率設定在15%，阻止跨國企業巨頭為了避稅而轉移收入。去年9月，拜登政府提議將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從37%逐步提高到39.6%，回到特朗普政府2018年減稅之前的稅率。拜登政府還計劃將資本利得稅從20%提高到25%。
相對於沃倫的財富稅方案，拜登政府此次徵收的“超級富豪最低所得稅”有着明顯差別。拜登的“最低所得稅”實際上是將超級富豪們的未實現收益提前列為應納稅收入。已經繳納超過20%所得稅率的億萬富翁並不需要額外加稅，實際稅率低於20%的富豪們則需要補齊這一部分差額。此外，對未實現收益所徵收的所得稅也會算入和折抵億萬富翁未來出售套現時所應繳納的稅收。
馬斯克需要繳納500億美元的所得稅
因此，白宮方面將這一新稅稱之為“這些家庭提前預付他們未來實現收益時的應納稅額”，強調這一稅收意在讓那些極其富有的美國人像其他所有人一樣納稅。
以世界首富馬斯克舉例。雖然過去兩年他的個人資產急劇增長，但卻無需為這部分繳納聯邦所得稅。如果按照拜登規劃的20%最低所得稅，馬斯克未來五年需要補齊高達500億美元的所得稅。而貝佐斯則需要補齊350億美元的所得稅款。為了避稅從加州搬到德州的馬斯克去年年底為了行使股票期權，拋售了200億美元特斯拉股票繳納了高達110億美元的稅款，他當然不願意再繳納高達數百億美元的聯邦所得稅。
貧富差距越拉越大
實際上，美國歷史上的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遠遠高於目前的水平。八十年代里根總統上台之後，連續數次大幅減稅試圖刺激經濟增長，美國聯邦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從70%一路下調到28%，資本利得稅從28%下調到20%，企業所得稅從46%下調到33%。
里根經濟學或許取得了成功，但現在的美國正處於歷史上財富最為失衡的時期。美國國會研究所2021年公布的收入分佈報告顯示，從2009年到2019年，收入前1%的美國富人群體收入增長了29%，收入前0.1%的超級富人收入增長了33%，而底部90%的普通美國人收入只增長了11%。
疫情爆發之後，美國財富分佈不平衡的問題變得更加惡化。美國最富的1%人群，他們疫情期間財富增長了近三分之一，截至去年底的財富總額約為45.9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總財富的32.3%，甚至超過了所有中產階級的總財富。而社會底端的90%美國人，所持有財富總額僅為30.2%。
超級富豪們之所以能在疫情期間財富急劇增長，主要得益於美國股市的持續飆升。美國最富有的10%的人群，他們持有着89%的美國股票投資，這一比例也創下了紀錄。而且，股票增值屬於未實現收益，只要不出售股票套現就無需繳納聯邦所得稅。
美國調查媒體ProPublica去年6月公布的IRS納稅文件更加重了民眾對超級富豪不納稅的怒火。文件顯示，包括馬斯克、貝佐斯、索羅斯、布隆伯格在內的諸多億萬富翁都有沒有繳納一分錢聯邦所得稅的歷史；馬斯克在2018年沒有繳納聯邦所得稅，貝佐斯在2008年和2011年都沒有繳納。
2014年-2018年四位超級富豪的財富增長與實際繳稅
從2014年到2018年，美國25大富豪的財富增長了總計4010億美元，但他們同期只繳納了136億美元的聯邦所得稅，實際稅率僅為3.4%。其中貝佐斯財富增長了990億美元，但因為只套現了42.2億美元，所以只繳納了9.73億美元的稅，實際稅率只有0.98%。從2006年到2018年，貝佐斯的個人財富增長了1270億美元，卻只申報了65億美元的收入，因此只繳納了14億美元的稅收。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卻因為巨額經濟刺激投入，出現了創紀錄的預算赤字。在這樣的情況下，左派拜登政府面臨著越來越大壓力向超級富豪們加稅。去年9月，拜登公開表示，美國富人沒有繳納他們應該承擔的納稅，是時候做出改變了。
美國白宮經濟學家Greg Leiserson和Danny Yagan公布的數據顯示，如果算上股票債券等未實現收益，美國最富有的400個家庭每年只繳納8.2%的聯邦所得稅，這遠遠低於普通美國人的平均所得稅率14.3%，甚至低於美國年收入不到1萬美元的最窮人群（所得稅率10%）。巴菲特曾經公開承認，自己繳納的實際稅率甚至低於他的秘書。
如果按照20%最低所得稅來計算，單是美國前十大億萬富翁，馬斯克、貝佐斯、蓋茨、巴菲特、埃里森、布林、佩奇、鮑爾默、扎克伯格、沃爾頓（沃爾瑪家族），就得繳納至多2150億美元的所得稅。而按照現在的不賣股票就不納稅的制度，他們一分錢也不需要繳。
難通過也難執行
然而，拜登提出的預算案並不是法律，是否能夠推行“億萬富翁最低所得稅”需要經過國會兩院的立法流程。而在美國兩黨高度對立的政治現實下，這一極具爭議的議案能否通過要面臨巨大的疑問。此前沃倫和懷登的財富稅都沒有得到黨內支持。
鑒於加稅法案不太可能得到共和黨人的支持，而民主黨人在參議院只有50席，這意味着他們一張票都不能失去。而兩位搖擺派民主黨人西弗吉尼亞州參議員曼欽（Joseph Manchin）和亞利桑那州參議員西內瑪（Kyrsten Sinema）在這個問題上立場都不堅定。曼欽此前明確反對懷登的超級富豪財富稅，西內瑪此前也反對將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從37%上調到39.6%。
即便拜登能夠搞定民主黨內的所有票，如同2017年特朗普政府強行通過減稅舉措，這一“超級富豪最低所得稅”也會面臨著巨大的執行困難。沒有公開上市的資產如何評估，既然股票投資增值也要被視為應納稅收入，那麼股票投資虧損應該如何報稅，這些都會給美國國稅局（IRS）帶來嚴峻挑戰。
同樣身為民主黨人的新澤西州聯邦眾議員格特海默（Josh Gottheimer）直言不諱地在電視節目上表示，“我不覺得這一提案（超級富豪最低個人所得稅）會有什麼結果。如何對未實現收益徵稅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這種徵稅提議沒有任何意義。”
此外，拜登的億萬富翁稅還會面臨著訴訟挑戰，畢竟對未實現收益徵稅不符合美國憲法第16修正案所規定的納稅範圍。此前堅決反對超級富豪財富稅的馬斯克再次表達了強烈不滿。即便國會批准了這一稅，億萬富翁們也可以提出違憲訴訟，甚至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而在目前的美國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佔據着6：3的絕對優勢。
實際上，美國億萬富翁們有各種各樣的手段來合法避稅，利用虧損來抵稅，通過慈善捐款來抵稅是他們最常用的手段。不堵上這些避稅漏洞，即便開證新稅也沒有實際意義。
去年年底，馬斯克拋售股票套現之後悄悄捐出了57億美元的特斯拉股票，他沒有對外透露捐款的去向。外界猜測他可能捐給了“捐贈人建議基金”（Donor Advised Fund），即先捐出巨額資金，拿到抵稅額，隨後再決定具體使用用途。這些捐款的抵稅額可以被馬斯克在未來用於折抵所得稅。
過去幾年時間一直高喊“向我加稅”的索羅斯，自己卻是合法避稅的頂級高手。從2016年到2018年，索羅斯連續三年都沒有繳納一分錢的聯邦個人所得稅。他的發言人表示，這是因為索羅斯出現了投資虧損，所以折抵了個人所得稅。這種避稅手段也被貝索斯和特朗普使用過，貝索斯甚至還在2011年申報了4000美元的聯邦育兒的抵稅額。
而且，據媒體在2017年曝光，索羅斯在過去幾年已經將自己旗下高達180億美元的主力資產轉移到了他的私人非贏利基金開放社會基金（Open Society Foundation），他和自己兒子擔任董事長和副董事長。這180億美元實際上是索羅斯過去十年的巨額離岸基金遞延稅款，屬於應納稅收入。即便索羅斯支持開徵超級富豪的財富稅，他的這些資產也不屬於納稅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