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北京市東城區中小學生在該市率先迎來了2021~2022學年上學期期末考試。這是“雙減”政策出台後的第一個期末考試。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
當年下半年，這紙不到6000字的《意見》在教育領域乃至全社會層面激起層層往外擴散的波浪，至今也沒有停歇的跡象。
就在各地中小學期末考試前夕，教育部已做出部署，要求嚴防寒假期間義務教育階段線下學科類培訓機構違規開班，學校要嚴格控制寒假書面作業總量。
“雙減”，理所當然地成為了2021年各類“年度新聞”“十大熱詞”中的常客。
按照安排，北京市中小學本學期寒假將從1月22日正式開始，屆時，“雙減”落地已逾180天。180天里，被戲稱為“盲盒”的“雙減”正逐漸掀開了一條可以往裡窺視成效的縫隙。
走進“新”學期
2021年9月，北京小學生豆豆迎來了五年級的第一學期，他的媽媽劉佳則迎來了一場“‘雙減’專題家長會”。
校長向家長闡釋了學校為落實“雙減”政策實行的教學改革。到校時間從早上7點40分改為8點20分；每節課時長縮短為40分鐘；低年級取消考試，優化學生評價體系；減少作業量，作業在校完成；面向課內“吃不飽”的學生在課後服務中開設提高班；下午3點半后安排活動課程，教語文出身的校長開設了故事班……
在全國，進入新學期的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校園生活普遍有了類似的變化。但更強烈的改變，發生在校外。
兒子上小學前，劉佳一直奉行“快樂教育法”。二年級時，豆豆參加了一次校外教培機構的“能力”考試，沒想到考上了層級較高的“奧數創新班”。接到錄取通知電話時，劉佳正在開車。“全北京有1萬多名孩子參考，‘創新班’只有10個，每班不到20人。”電話那頭客服的娓娓道來讓劉佳的血液像車速一樣快地湧上頭頂，“這不等於說豆豆可能是全北京同年級的前200名嗎？”
沒有過多猶豫，“快樂教育法”被拋到腦後，交學費、學奧數成了劉佳的選擇。事後回想起來，她說當時的想法也很簡單，“孩子萬一真有天賦呢？”
當成為周末趕場上課大軍中的一員后，劉佳很快就已經分不清，這樣做究竟是為了驗證孩子的天賦，還是為了平復自己的焦慮。“素雞”的孩子要學書法、畫畫、游泳，“學雞”的孩子語數外輔導班一個不能落，海淀區的孩子人均2~3個奧數班是標配……這些都是劉佳與相識於培訓機構外的家長一天天攀談獲得的“信息”。她形容那種感覺就像自己在劇場剛試着站起來，卻發現旁邊的人已經爬到了梯子上。
“雙減”前，四年級的豆豆每周六上奧數班和鋼琴課，每周日上英語課和足球訓練班，一年相關費用大概在7萬元。據劉佳說，這樣的強度和支出在北京也就算中等。
2021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史家衚衕小學校長王歡談到校外培訓問題時表示許多機構“製造焦慮、販賣焦慮”。有教育界專家則指出，在資本的邏輯下，教育已經變成一種“產品”，家庭教育支出居高不下，學生和家長都承受着巨大的壓力。
校外培訓現象的盛行讓“雙減”意見中全面規範校外培訓行為的內容受到了廣泛關注。按要求，現有學科類培訓機構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嚴禁超標超前培訓，嚴禁非學科類培訓機構從事學科類培訓；校外培訓機構不得佔用國家法定節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組織學科類培訓。
幾乎在一夜之間，豆豆的奧數和英語培訓課消失不見了。
海淀黃庄靜悄悄
張紅霞是上海一家度假酒店的大堂經理。酒店對面有一家知名的校外培訓機構，過去每到周末，附近交通就因為接送孩子的車輛扎堆而擁擠不堪。那時候度假酒店周五、周六總是一房難求——為了讓孩子能多睡一會兒，一些不差錢的家長會選擇在那兩天住在機構附近。
現在對面暫停營業了，馬路上曾經的熱鬧也不復存在。只是讓張紅霞沒想到的是，酒店周末的生意並沒受到太大影響，“這裡可以游泳、打球，孩子現在有空閑時間，家長們熟門熟路地又把他們帶來了”。
在北京，著名的教育機構集結地海淀黃庄也踩下了急剎車。
知春路上的銀網中心大廈附近，曾是節假日時北京最擁堵的區域。那座大樓里駐紮着新東方、學而思、立思辰、高思、傑睿等數十家教育機構。有人很認真地說，一個孩子就算不去學校，也能在這裡學完K12階段的全部課程，甚至還可以完成申請出國留學。
如今，在銀網中心大堂的牆上，多數教培機構的招牌已從公司列表上撤了下來，只留下些沒刮乾淨的痕迹。往樓上走，不少樓層都能看到玻璃大門緊鎖的機構教學區。有的已搬走了全部課桌椅和教學設備，有的還堆得滿滿當當像個倉庫。去年11月，新東方董事長俞敏洪通過社交媒體表示，公司已將8萬套課桌椅捐給了農村中小學校。
在知春路另一棟教培大本營知春大廈旁有一家24小時便利店。2021年9月後任意一個周末走進去，店裡人都不會太多。這樣的場景讓人很難想象就在幾個月前，這家店還常常被帶孩子上課的家長們買到貨架空空。
一位長期負責知春大廈業務的快遞員同樣感覺到了變化。他說，往常學期末教培機構發貨量會很大，“都是快遞假期課程教材的，‘雙減’之後，沒了”。
有地方變冷清了，就有別的地方變得熱鬧。“雙減”靴子落地后，“研學”成了大小教培機構轉型的第一個方向。文科老師帶孩子們進博物館講解歷史文化知識、到公園教授“行走的作文課”，理科老師開始試着研究編程課程。很長一段時間，故宮博物院門票一經開放預售，短時間內頁面就會顯示當日門票已售罄。速度之快就像當初那些被“秒殺”的課外輔導班名額。
這學期還沒開始，北京東城區的一處體育館里，前來諮詢籃球課程的家長比以往多了一倍。周末時足球場的所有可用時間都被招收小學員的俱樂部早早預定了。有的家長費了很大工夫，才讓羽毛球教練同意收下自己的孩子。體能教練、跑步教練、跳繩教練等成為炙手可熱的“新職業”。最近，為了迎接寒假的到來，有的教培機構已經準備好了陶藝、無人機操作、航模製作等課程。
2021年9月11日，北京一家校外培訓機構正在拆除招牌。本報記者 楊登峰 攝
困惑依然存在
小學二年級學生笑笑終於在這學期擁有了快樂的周末。
受教育焦慮層層傳導、起跑線不斷提前影響，笑笑從幼兒園中班起就開始到一大型教培機構上“七大能力”培訓課程，“後來學校之外的安排一年比一年緊張，一周里幾乎找不到可以自由安排的一晚上或一下午”。笑笑的媽媽張培琳回憶起半年多前的生活，頗有些恍如隔世的感覺。
課外輔導只剩下周二晚上的語文課和周五晚上的數學課，周末的興趣班是笑笑喜歡的書法繪畫和舞蹈，再加上校內作業減少，張培琳明顯感覺女兒從身體到心理都變輕盈了。自己和丈夫過去時不時為孩子教育和時間管理問題而產生的爭吵也隨之少了很多。
平時測驗沒了，卷子少了，和笑笑一樣許多小學生在“雙減”后的第一個學期最大的感受是“輕鬆多了”。也有部分高年級的孩子會抱怨：作業必須在校完成，課間都不敢休息；原本在雙休日的課外輔導移到了平時的晚上，“也挺累的”。
有的狀況是逐漸顯現的。隨着學期進行，張培琳發現笑笑每次生詞聽寫錯誤率高企，作業本上老師畫下的紅色問號越來越多，買來自測的教輔試卷不像以前一樣能輕鬆拿到99分、100分。這些肉眼可見的“退步”讓張培琳陷入了一種沒底和矛盾混雜的狀態：這樣下去，真的沒問題嗎？而與她有同樣困惑的家長，大有人在。
2021年全國兩會委員通道上，全國政協委員、江蘇省錫山高級中學校長唐江澎說：“學生沒有分數，就過不了今天的高考，但如果只有分數，恐怕也贏不了未來的大考。”唐校長的話自然是金句，但對家長而言，面對一個個“唯一”的孩子，要分數還是要未來，不要分數是不是就更沒有未來，是唐校長無法替他們選擇和回答的。
“雙減”后，真正選擇在教育劇場重新坐下的人並不多。張培琳依然會不時給笑笑“加餐”，她聽說和女兒同年級的一位學生在媽媽的帶領下，把市面上主流的教輔書都做了個遍。
2021年10月，因為一封家長的舉報信，有“牛校”之稱的上海建平中學西校被推上了風口浪尖。舉報信認為學校進行月考和分階梯班的做法違反了“雙減”規定，然而這又引來了其他家長的反懟，認為該校在不講授新課的前提下，利用課後服務時間對學習有困難的學生進行補習輔導，為學有餘力的學生拓展學習空間是完全正當且必須的舉措。
建平西校事件很快有了處理結果，但網絡上兩種觀點的交鋒持續了很長一陣子。“很難說誰對誰錯，只要高考的指揮棒還在發揮作用，這樣的分歧、徘徊就會一直存在。”在北京一所知名小學做語文老師的劉影如此評價“雙減”背景下的這場風波。
作為身處“震中”的人，劉影和自己的同行並沒有太多時間去關注輿論場對“雙減”的討論。他們的絕大多數精力都用在了應對一個個具體出現的情況和問題上。比如，從這學期起中小學普遍提供課後服務，這不僅拉長了教師們工作的時間，也增加了他們的工作量——在主教科目之外，許多老師還要承擔好幾門活動課程的教學任務。
有的改變不那麼明顯，卻更為關鍵，比如怎樣在課時縮短、平時測試取消的前提下讓學生的學習水準不下滑。據劉影所知，探索教法改革是過去幾個月北京中小學校的核心工作之一。作為所在年級的語文教研組長，這學期劉影召集同事研討和集體備課的頻率明顯高了很多。他們在課堂中引入了討論法、評點法和串講法，在課外閱讀課里加入了故事法和閱讀地圖法。
實踐效果很不錯，學生們自主思考和深入閱讀能力有了明顯提升。“只是老師的備課時間翻了好幾倍。”劉影說。
在師資力量不夠充沛的情況下，如何實現教學減量不減質，是“雙減”后大多數中小學校要解決的難題。
巨人轉身，或者倒下
2021年12月28日晚上8點，新東方董事長俞敏洪開啟了自己的農產品帶貨首秀。同一時間，新東方上線了直播帶貨品牌“東方甄選”。
當晚，俞敏洪的直播間里有看熱鬧的“吃瓜”群眾，有新東方曾經的教職員工，還有很多在新東方上過課的學生及他們的家長。持續3個小時的直播，也很像是一堂由俞老師親自講解的新東方課程。
“我先給大家介紹一下藜麥的種植區域。”當上架一款藜麥產品時，俞敏洪掏出了一張地圖，“這裡是酒泉，這裡是張掖，這裡是武威，它們是河西走廊的四郡，種植藜麥的裕固族就在這裡……”
看到這裡，劉佳大聲喊着豆豆的名字，“快來聽聽，河西四郡是你去年早培初試考過的內容”。一時間，海淀黃庄的氣息又重新回到了這個“雙減”后的北京家庭。但也真的只是一時而已。
2021年8月31日，巨人教育發布了一封公開信，表示由於經營困難，巨人學校秋季將無法繼續向學員提供教學服務，並可能無法滿足家長的退費要求。這家成立於1994年、發展勢頭一度比肩新東方的教輔機構成了“雙減”后第一個倒下的大企業。
在過去20餘年裡，中國教培市場呈現出旺盛的發展態勢，其中尤以中小學教培機構的增長速度最突出。據不完全統計，中國教育類上市公司多達20餘家，市值最高的幾乎都是中小學校外培訓機構。在世界範圍內這都是很罕見的。
2021年12月22日，好未來集團舉辦了一場名為《感恩同行》的直播。作為在國內K9教培領域占統治地位的品牌學而思的母公司，好未來已在此前宣布將在2021年12月31日中止旗下所有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科培訓業務。因此，這場直播也被視為好未來對K9業務的告別。
就在好未來直播的前一天，教育部召開以“雙減”為主題的發布會，從會上公布的數據看，目前我國線下校外培訓機構已壓減83.8%，線上校外培訓機構已壓減84.1%。企查查數據顯示，“雙減”政策落地半年，全國範圍內共有近7萬家教育相關企業吊銷註銷，平均每天超過400家。
告別有體面和倉皇之分，但告別之後，數以千萬計的教培行業從業人員和最終留下來的企業，都要無差別地面臨轉型的課題。
根據“雙減”的規定，校外學科類培訓機構可選的出路大致有三條：一是關閉K9學科培訓業務，轉向素質教育、職業教育、教育信息化等賽道；二是將相關業務打包剝離出公司體系，成立新的非營利性實體並實行政府指導價；三是徹底離開教育行業開闢新領域。
像新東方這樣把賣貨當作轉型渠道之一的教育企業並不多，大多數還是想在素質教育賽道搏一把。去年底，北京學而思發布的信息顯示，學而思培優成立了素養中心，將推出科學益智、人文美育、科學實驗、編程等素養產品。
然而無論走哪條路，開頭總是難的。俞敏洪直播首秀的銷售額為460萬元，與頭部主播的業績相差甚遠，“東方甄選”開業后的帶貨數據也並不亮眼。在劉佳所在的媽媽群里，研究完學而思素養課程介紹后，大家普遍感覺一頭霧水，“既不像應試教育，也不像素質教育”。
教育沒有標準答案
按照《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中的部署，減輕學生和家庭在教育方面的各項負擔，要在“1年內有效減輕、3年內成效顯著”。這意味着，在走過了或許是最具衝擊力的第一個180天後，未來，“雙減”政策還將持續地在全社會範圍內產生影響。
有高年級學生的家長向張培琳推薦了教育部的網課，“說裡面都是名師”。那是教育部發揮國家中小學網絡雲平台和電視“空中課堂”作用，向中小學生免費提供的各年級、各學科全覆蓋的優質課程資源。
在各地，推進教育公平的改革也正在落地。《上海市高中階段學校招生錄取改革實施辦法》里，備受關注的“名額分配綜合評價錄取”意味着每一所學校的學生都有進優質高中的機會。在北京、上海、遼寧等省市出台的新中考方案中，增加“校額到校”名額、一些科目開卷考試、一些科目的考試取消百分制轉而採用“等級賦分”的方式計分、增加過程性評價等改革舉措，意味着將打破“一考定終身”的格局。
這180天里，關於教育的新規還有許多。2021年6月7日首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職業教育法（修訂草案）》提出，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2022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正式實施，我國父母進入“依法”帶娃時代。
在教培機構“光速”消失的同時，有統計數據顯示，過去半年中，全國藝術、體育類培訓相關企業新增了 3.3 萬餘家，較2020年同期相比增長99%。
也不是一切都變了。劉佳聽說，依然有家長在暗地裡打聽曾經身居海淀黃庄教育鄙視鏈頂端的早培項目有沒有“替身”。2021年12月，一項此前廣受關注的“雞血考試”——劍橋英語等級考試——發布了報考公告。就在有家長重新燃起鬥志摩拳擦掌準備去網吧“秒殺”考試名額時，這一公告卻又悄然地從劍橋合作方國家開放大學的網站上撤掉了。幾句調侃和感嘆后，家長群里恢復了平靜。
什麼樣的教育是好的教育，一個孩子要如何成長才能真正實現德智體全面發展，這些問題即使到“雙減”的第2個、第20個180天，恐怕都難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答案。只是，自嘲已經“躺平”的劉佳發現，對即將到來的寒假，10歲的豆豆明顯有了比以往強烈得多的期待。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部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