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1月4日消息，據國外媒體報道，隨着氣候變化的影響日益加劇，經濟學家們正嘗試計算出排放1噸碳的真實成本到底是多少。
現在人類對於極端天氣並不陌生。然而，氣候危機正帶來越來越嚴重的極端情況，造成的損失也越來越大。近年來，地球多次發生重大氣候災害，給大量家庭、企業、基礎設施和農田造成了巨大損失。這些災害包括一次乾旱、洪水、嚴重風暴、熱帶氣旋、野火和冬季風暴等等。
隨着氣候變化成本的上升，許多經濟學家一直在重新審視一個鮮為人知但可能非常重要的數字。這個數字影響着人們對現實世界氣候變化成本的理解，另一方面，氣候變化也在推動各國採取更強有力的政策，以實現減排的目標。
不作為的代價
這個數字被稱為“碳的社會成本”（Social Cost of Carbon，簡稱SCC），是氣候變化經濟學中的重要概念。它曾被其創建者、奧巴馬政府的前首席經濟學家邁克爾•格林斯通稱為“你從未聽說過的最重要數字”。自2010年首次使用以來，SCC已被納入多個重要經濟決策的考慮因素中，例如消費電器的能源效率，以及汽車和卡車的燃油經濟性要求等。
SCC合計了與排放1噸二氧化碳有關的所有可量化成本和收益，定義了社會應該為避免未來氣候變化——如洪水和乾旱事件的增加——所造成的損失而支付的成本。通過SCC，決策者就可以權衡緩解氣候變暖的好處和減少碳排放的成本。
SCC有兩個主要特點，一是考慮了碳排放對全球造成的損害，二是考慮了今天的碳排放對後代的影響，因為溫室氣體會在大氣中持續存在很多年。
一些國家已經嘗試採用某個版本SCC，使用SCC來評估能效標準的收益，並指導政府制定電力等部門的政策，政策為每年的溫室氣體排放設定了一個總體上限，但通過允許企業在拍賣中買賣污染信用額度，為企業實現這一目標提供了靈活性。
SCC有助於促進評估和決策，涉及消費電器能效、車輛燃料經濟標準，以及逐步淘汰氫氟碳化物（用於冰箱和空調的強效溫室氣體）等。
然而，一些經濟學家表示，SCC作為工具而言有其局限性，對氣候變化早期採取有力行動的好處遠遠超過不作為所付出的代價。現在經濟學家認為，SCC的計算方式高估了採取氣候行動的成本，低估了行動的效益，導致其數值過低。
在2014年的一篇論文中，研究者分析了SCC對以其作為工具的53項政策的實際影響程度，並得出結論，在幾乎所有政策中，政府對凈效益的估計都是正的，無論是否有SCC。換句話說，研究作者認為，SCC在早期並沒有導致政府政策的實際變化。
不過，早期的SCC可能在其他方面產生了影響。SCC對企業思維“有着深遠的影響”，企業利用它來設定內部的碳價格，用於商業和投資決策，這也促使政府出現關於徵收碳稅的立法建議，而這些稅被設定為與SCC相同的值。
碳的價值
近年來，從SCC數值變化時的影響來看，其重要性正變得越來越明顯。事實上，SCC的最初數值——每噸21美元——本就不可能保持不變，而是會隨着證據更新和科學進步而不斷改變。
2017年，美國國家科學院發布了更新SCC的建議，但那時，對氣候變化採取否認態度的唐納德·特朗普已成為美國總統。科學機構的研究結果被忽視了，取而代之的是更低的估計值，這基本上是徹底否定了支撐碳排放社會成本的氣候科學。
在特朗普政府時期，SCC的值降至每噸1到7美元之間（SCC通常不是單獨一個數字，而是一個可能值的範圍）。之所以出現這個較低的數值，主要是忽略了可能發生在其他國家的氣候影響，並顯著降低了以今天的美元計算的未來損害成本的估計。
從“經濟適用的清潔能源”（ACE）計劃中就可以看出SCC數值下降的影響，該計劃是特朗普用於取代奧巴馬“清潔能源”計劃的措施。奧巴馬的計劃旨在到2030年將美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與2005年的水平相比減少32%，而ACE計劃預計將在同一時間框架內，減少0.7至1.5%的排放量。
“特朗普的計劃實在是太平庸了——它真的什麼都無法實現，”研究人員表示。根據未來資源研究所開發的模型，儘管ACE計劃會降低燃煤電廠的排放強度，但燃煤電廠的數量和燃煤發電量預計都會增加。
關鍵的重新計算
喬·拜登總統在2021年1月上任的第一天就成立了一個工作組，主要職責是給出臨時的SCC數值，並為將於2022年1月公布的新SCC確定計算方法。2021年2月，工作組將臨時SCC設定為奧巴馬政府最近使用的數值：每噸51美元。
然而，自最初的SCC計算方法提出以來，一些思維已經發生了演變。最終獲得的SCC使用了幾個不同的模型，並將4個關鍵因素結合在一起。首先是社會經濟預測，用來估計經濟將以多快的速度增長，未來將有多少人口，以及這些人將排放多少二氧化碳。
其次是氣候將如何對二氧化碳排放做出反應，比如海平面上升或氣溫上升的速度有多快。第三個因素是收益與損失，比如適應海平面上升的成本，或者氣溫上升將如何影響勞動生產率，以及作物產量所受到的影響。
第四個因素是，未來的收益和成本將以今天的貨幣來衡量。這一因素考慮的事實是，二氧化碳將在大氣中存在數千年，並且隨着溫度的升高，其危害也在增加。
這種將未來資本或效用折算為現值的過程被稱為“貼現”（discounting），可以對SCC產生重大影響。這種做法也可能引發爭議，畢竟氣候變化的影響將在數百年後才能感受到，而現在削減排放需要花錢。高貼現率意味着今天活着的人比後代更有價值，低貼現率的意味相反。
自SCC提出至今，科學家對氣候變化導致的破壞的理解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目前科學家有大量現實生活的數據可用，而不是對未來某個抽象點上的溫度與人類福祉之間的關係等問題進行假設。從用數學方法描述氣候與人類利益之間的關係，到擁有數據以便嘗試理解這種關係，確實是巨大的進步。
計算機技術的進步也意味着研究者可以更好地考慮氣候影響的不確定性問題，而不是僅用歸納的方式。此外，氣候變化在不同地區的不平等影響也需要考慮在內，不是說全球GDP會下降5%，或是全球平均氣溫上升2攝氏度，而是我們現在可以討論一下人們生活的地方，比如倫敦、孟買或底特律將發生什麼。
規劃未來
隨着科學和思維的改進，SCC將如何更新，研究者還提出許多其他想法。例如，我們可以考慮一些重大變化帶來的風險，如凍土融化、海洋環流變化和國內衝突等。對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口的預測也可以考慮在內，因為這兩者都會影響對碳排放和氣候災害的預測。明確某些知識上的空白，比如社會將如何應對不斷上升的溫度，可能有助於得出一個更有效的數值。
不過，專業人士都有一個共識，即需要提高SCC的數值，而這將產生巨大的影響。未來資源研究所的一項研究得出結論，SCC最終可能高達每噸171美元，是目前數值的三倍多。如果我們越過某些氣候臨界點，比如永凍土融化和冰蓋解體，所導致的巨大破壞可能會使碳的社會成本增加約四分之一。
這肯定會影響人們採取的行動，比如政府為電動汽車提供補貼，以及增加充電站數量的意願。如果政府採用更高的SCC數值，也會給企業帶來壓力，促使它們更新自己項目的碳估值方式。
如果SCC的科學基礎越充分，並得到更適當的審查，那它就更有可能繼續被未來的政府使用。SCC的數值在過去幾屆政府中發生了變化，這對商業規劃而言是很困難的——當你試圖為低碳轉型做規劃時，你需要的是穩定。總的來說，SCC需要基於現階段最好的科學研究結果，對後代將面臨的問題進行更全面的估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