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薇婭原定於晚上7點的淘寶直播預告消失。按照計劃，這一天將進行一場“薇婭彩妝節”帶貨。當晚，貝殼財經記者搜索發現，薇婭在微博、淘寶直播以及抖音等平台的賬號已搜索不到。這一幕並不陌生。12月9日，“雪梨、林珊珊社交賬號被封”的消息登上微博熱搜，兩人還被爆出小紅書、抖音、微信公眾號等多個社交平台賬號遭封禁。而“雙十二”當天，雪梨、林珊珊淘寶店鋪亦被下架。
監管的槌子正在落下，整個行業逐步進入自查自糾階段。“這次查稅行動主要是讓這一批主播都變得低調，比如說傭金、服務費以及訂單上的縮減”。接連下發的處罰決定，引發直播行業熱議，尤其在MCN（網紅經紀機構）、公會機構聚集的杭州。多位當地直播從業人士告訴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身邊主播會在賬目、稅收等環節上增強規範。
目前，一些第三方稅籌平台選擇暫停相關業務，頭部主播基本都在補稅，而業內專家預測，直播行業可能會在年底迎來補稅潮。不過，補稅風暴似乎並未引起主播圈“地震”。不少杭州直播從業者告訴貝殼財經記者，“對於杭州的影響也沒有特別大”“可能主要影響頭部主播。”“本身MCN機構賺錢的就不多”。
公、私賬不分的“女裝圈”
此前，網絡主播朱宸慧（網名：雪梨）和林珊珊也因偷逃個人所得稅受到關注。據杭州市稅務局消息，雪梨、林珊珊在2019年至2020年期間，通過在上海、廣西、江西等地設立個人獨資企業，虛構業務將其取得的個人工資薪金和勞務報酬所得轉變為企業經營所得，偷逃個人所得稅。杭州市稅務局稽查局對朱宸慧、林珊珊追繳稅款、加收滯納金並擬處1倍罰款，分別共計6555.31萬元和2767.25萬元。
杭州直播行業資深從業者吳宇（化名）告訴貝殼財經記者，雪梨所在的整個網紅服裝垂類，在稅收方面實際上都不是特別規範。“去年我接觸到的幾個Top10的網紅服裝店鋪，一年銷售額達到幾個億，但是營業執照上都還是小規模納稅人。”12月20日被要求補稅的薇婭，也曾為今年“雙十一”女裝品類排名第一的ITIB帶貨。
資料顯示，小規模納稅人是增值稅納稅人的一種，其標準為年應徵增值稅銷售額500萬元及以下的納稅人；而如果年應徵增值稅銷售額超過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門規定的小規模納稅人標準，則為一般納稅人，一般納稅人規模相對較大且經營穩定，雖然只佔增值稅納稅人總戶數不到20%，卻貢獻了約97%的增值稅稅收。
提及頭部網紅服裝店在納稅層面出現“怪現象”的原因，吳宇解釋稱，很多排名靠前的網紅服裝店都是淘寶店，“這是服裝的消費屬性決定的，消費者購買女裝時基本不會去考慮品牌，所以選擇在淘寶而不是天貓的消費者有很多。而消費者在淘寶店買衣服時，一般不會去要求店鋪開發票。就算消費者去要求開票，它說開不了，消費者也沒有辦法。”
這和淘寶店的性質有關。“淘寶店是個人就可以開的，不限制店鋪的規模，再大的店鋪也是淘寶店。而天貓店是企業才能開的，需要有一定的規模，且要求商家100%開發票，消費者在天貓店買商品時，默認下面有一個是否需要開票的選擇，即使當時沒有要求，過後也可以要求其開票，不然就可以投訴天貓店。為了方便給每一筆交易開票，天貓店的收款賬戶只能是企業賬戶，因此每一筆收入都是在企業關聯的銀行賬戶裡面。但是淘寶這邊是沒有這種選擇的，可以是公司賬戶，也可以是個人賬戶。”
在這種交易環境下，據吳宇透露，這類網紅服裝店鋪一般都會設置私賬和公賬兩個賬戶，很多交易走私賬打款，也就是用個人賬戶收款和支出，遇到一些不可避免的開票，則找第三方幫忙。“尤其是早期平台或者網紅。”
吳宇還稱，由於這些網紅店鋪在上下游產業鏈中有比較強的話語權，很多與其合作的公司也能接受他們走私賬的方式。“這就導致國家無法對其流水進行正常監控和收稅。”種種因素疊加起來就導致女裝垂類在稅收上出現了“怪現象”。
“在網紅女裝領域，很多服裝公司直接走私賬，一分錢的稅都不交，甚至很多給員工發工資走的都是私賬。”他透露，雪梨把流水在賬面上走一走，主要也是為了能更好地拿融資。還有一些此類公司已經拿了融資，需要有流水賬目給投資人看。
海南財務諮詢公司的負責人法蘇芳告訴貝殼財經記者，雪梨事件主要因為風控沒有做好，“如果一開始她的商業模式就是機構合作，而不是以MCN機構或者電商公司員工的方式，情況就會不太一樣。但是你說這種大型的頭部網紅，難道沒有專門的機構幫助做稅務籌劃或者法律合規性嗎？其實是有的，只是說發展的越快，對於合規的要求性也就越高。”
衝擊波已至？“查稅影響杭州，變化沒那麼大”
貝殼財經記者採訪了解到，直播行業內避稅的方式還有多種情況，比如設置個人獨資企業，成立分公司、子公司入駐有稅收優惠的園區，找第三方稅籌平台幫忙籌劃節稅方案或者設置境外賬戶等。
一些主播不繳稅，離不開這個行業逐利賽跑。曾在杭州做過MCN機構創業的王珊（化名）告訴貝殼財經記者，受直播帶貨行業紅利影響，今年杭州突然出現特別多直播機構，這導致市面上湧現很多串場的兼職主播，在不同時段服務於不同的商家和機構。還有很多機構處於試水階段，無法直接和主播簽勞務協議，所以給主播付款時就直接微信轉賬，這種方式也沒辦法讓主播正常繳稅。
“如果主播做得好的話，機構當然願意把她們簽下來，但這些直播機構很多沒有撐過一兩個月。”王珊說。
“一些小玩家小打小鬧，我覺得是在合理範圍之內，因為整個行業可能都是往這個方向走，包括一些機構存在的刷單情況，每個人都想去規避一部分對不對？”杭州品牌直播服務商劉復（化名）認為在這個行業內，存在一部分避稅是合理的。每家公司由於業務不同，具體的避稅方式也不太一樣。“還有一部分（問題比較大）可能就是避稅的基數太大了。”
今年9月份，國家稅務總局辦公廳發出通知，要求進一步加強對明星藝人、網絡主播成立的個人工作室和企業，採用查賬徵收方式申報納稅。要定期開展稅收風險分析，對存在涉稅風險的明星藝人、網絡主播進行一對一風險提示和督促整改，對2021年底前能夠主動報告並及時糾正涉稅問題的，可以依法從輕、減輕或者免予處罰；定期開展對明星藝人、網絡主播的“雙隨機、一公開”稅收檢查。
稅收監管力度不斷加大和稅收大數據的威力日益顯現。“這次查稅行動主要是讓這一批主播都變得低調，沒有以前這麼誇張了，比如說傭金、服務費以及訂單上的縮減（都減少了）。另外程序越來越正規化，比如以前和小品牌合作時，可能直接打錢就行，沒那麼多合同什麼，現在基本上正規化了。”劉復對貝殼財經記者說。
在他看來，查稅行動對杭州有一定影響，但其實影響也沒有那麼大。“畢竟產業鏈和體量擺在這兒。”劉復認為，杭州有產品供應鏈優勢，這是其他地區給予不了的，“對於我們來說，核心還是以供應鏈為主，其他因素我們可能都不會去考慮太多。”
“像我們這種小體量的，也沒有必要去避稅，因為正常繳稅和做一部分避稅區別不大。但是對於大體量的機構主播來說，可能差額就比較大了。”劉復說。
王珊過往工作中接觸不少自己做直播的品牌藍V（認證的品牌主），網紅主播查稅事件並未波及於此。“對頭部達人主播的影響比較大一些。”此外，杭州直播基地的品牌負責人鄭航（化名）同樣並未察覺身邊環境因此發生太大變化。
“大家都在埋頭幹活，不會去管那麼多，最多就是在成本核算的時候會多考慮一些。”他說。
已有稅籌平台暫停業務，主播補稅“在路上”
通過第三方靈活用工平台來降低稅率的方式也很常見。
“通過靈活用工平台，把個人勞務所得轉變成個體工商戶的經營所得，後者的稅率很低。”深圳做稅籌業務的第三方服務平台的商務經理李豐對貝殼財經記者稱，很多MCN機構和公會的主播採用這種方式繳稅。
他所在的公司之前也有這類業務。“不過，9月份國家稅務總局出的新政策，規定頭部主播、達人以及KOL這類收入比較高的群體在繳稅時，不能再按照經營所得來進行核定徵收，而應該按照查賬徵收。所以我們公司現在已經不做直播行業的靈活用工業務了，尤其是那些結算金額比較大的，像秀場直播、MCN帶貨這種。”
杭州頭部靈活用工服務平台的大客戶總監王飛（化名）也告訴貝殼財經記者，自己所在的平台之前曾做給主播代發薪酬的業務，但現在相對是敏感期，這一階段這塊業務已經暫停。“之前國家沒有出相關規定的時候，主播跟公司之間是屬於合作關係，我們可以將其註冊成個體戶，現在國家提到頭部主播的收入算勞務所得，就不能再享受個體戶的政策。而年收入十幾萬的小主播，這種本身是符合個體戶的年收入報稅標準的，是否還能夠享受個體戶的政策，目前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政策，所以我們就先把業務停掉。”
公開資料顯示，查賬徵收和核定徵收是企業所得稅徵收的兩種方式。按此前規定，財務會計制度較為健全的企業採用查賬徵收，沒有設置賬簿或賬目混亂等原因難以查賬徵收的企業實行核定徵收。稅務部門對財務核算欠規範的企業核定徵收所得稅的目標之一，是引導和督促納稅人規範財務核算，使其儘快具備查賬徵收條件，以實現企業所得稅規範化管理。
但由於現行核定徵收辦法規定不明確、不具體，稅務部門的自由裁量權太大，一些稅務局或因管戶太多、或出於其他方面考慮，擴大了核定徵收範圍並從低適用應稅所得率，個別基層稅務局甚至將核定徵收這一本應從嚴適用的管理方式當成了對企業變相減免稅的手段。這個問題不僅造成國家稅款的流失，還造成了其他嚴重後果，一是很容易造成稅負不公，二是不利於督促納稅人建賬建制、健全財務核算，難以促成企業所得稅規範化管理。
李豐稱，現在很多頭部主播基本都在補稅。“其他一些收入比較高的主播應該也會慢慢補稅。金稅三期上線后，大數據查的很全面，違規的基本上都很容易被查到，查到就會罰款，金稅四期會更嚴。”
金稅三期工程屬國家級信息系統工程，該系統統一了全國國地稅征管應用系統版本，實現了全國稅收數據大集中，也對實現稅收管理更加統一、納稅服務更加便捷、國地稅合作有重要意義。金稅四期不僅涉及稅務方面，還會納入“非稅”業務，實現對業務更全面的監控。今年9月，在金磚國家稅務局長視頻會議中，國家稅務總局局長王軍稱，金稅工程四期建設已正式啟動實施。
上述靈活用工服務平台大客戶總監王飛分析稱，現在頭部主播基本都在自查自糾，對於中腰部主播，未來可能存在三種情況：其一以前他們可以按照核定經營所得報稅，之後不再允許；其二國家劃定一條線，收入在這個線之下的中腰部主播，還可以繼續按照核定經營所得報稅，而在這條線之上的，要麼按照勞務所得，要麼成立有限公司轉變為查賬徵收；其三無論是大主播還是中腰部主播，全部都要補繳稅款，以後也只能按照查賬經營所得報稅，如果不成立有限公司的話，要用勞務所得去完稅。“現在還在稽查階段，大家也都在等最後的定論。”
不過，還有一些平台趁政策沒有完全落下，繼續開展相關業務。杭州專門做稅收籌劃的平台負責人李雨（化名）透露，公司已經出台了和查賬徵收相關的方案。她表示，從合規角度講，查賬徵收的成本會比較高。
“現在國家還沒有明文規定直播行業不能按照核定徵收，所以如果企業或者主播有短期需求，我們依然還可以按照這種方式來辦理。企業把錢打給我們平台，我們再把錢打給C端的個人。現在我們幫快遞小哥、滴滴司機，還有房地產的全民營銷，都是這樣做的。”李雨說。
MCN機構大都虧損，品牌地位越來越強勢
做過MCN機構創業的王珊分析，這次查稅行動對很多中小主播影響不太大，也源於大部分MCN機構不賺錢，本身稅負就沒有很大。
她告訴貝殼財經記者，抖音的直播藍海在去年下半年開始有爆發趨勢，於是今年上半年杭州一下出現很多MCN直播機構，“但是到現在，有一半已經倒閉了，剩下的一半還在努力尋找各種直播方式。”王珊自己也帶領團隊做了直播帶貨嘗試，但發現並不怎麼賺錢，於是沒有繼續下去。
實際上，這種情況並不是今年才有，據艾媒諮詢數據，2018年僅有29.5%的短視頻MCN機構實現盈利，彼時艾媒諮詢分析師認為，眾多MCN機構依賴於平台補貼，當平台資源搶奪進入下半場，補貼力度逐漸縮減，MCN機構變現困難的問題會越發凸顯，而生存壓力進一步加大。
“如果沒有好的資源和手段，就會被迫離場。”王珊進一步分析，直播帶貨不好做的原因主要在於它涉及整個產業鏈，“大家都說直播帶貨講究‘人、貨、場’，2019年以及2020年特別好做，只要滿足‘人、貨、場’就可以了。但到了2021年，‘人、貨、場’就需要有特別突出的‘長板’才行，要麼主播能留人，要麼貨比其他渠道便宜，要麼場景有想象力，特別多的人進場后，要求也升級了，比如貨物要特別有獨特性，還要配合投流策略等。MCN就是一個不好做的生意。”
MCN機構不容易賺錢的另一個原因是“投流非常可怕”，王珊透露，在直播帶貨行業，大家幾乎都是1：1或者1：2的模式去投放流量，“能投到1：2或者1：3都已經是很好的了”。“所以不少MCN機構雖然流水可觀，但基本都不賺錢。”
上述直播行業資深從業者吳宇也表示，如果只把眼光局限在直播帶貨這塊，利潤率確實不高，因為“平台的流量貴”，他還表示這個行業是魚龍混雜，“很多MCN機構手上沒有紅人，就是一個皮包公司，也沒有自己的核心業務，只是幫助品牌去找達人，也沒有給品牌做直播的能力。”
MCN機構的地位也正在發生變化。吳宇此前也做過MCN機構，當時主要是簽網紅然後幫品牌做直播，他表示那個時候賺品牌的錢比較容易，一個坑位費5萬，MCN機構面對眾多品牌也有較大的選擇權。“像2019年底和2020年上半年的時候，我手上體量不是特別大的紅人，也可以接各種大牌子，比如雅詩蘭黛、蘭蔻等，還可以找它們收費。”
但是，慢慢地品牌又重新回到了強勢的位置。“到2020年中的時候，這些牌子就不給錢了，百萬以上的紅人，你願意播就播，不願意播就拉倒。到了2020年下半年和2021年，對百萬級粉絲的紅人，品牌方基本上就是‘不好意思我們只和李佳琦、薇婭合作’”。
談及這種雙方地位轉變的原因，吳宇分析，因為品牌發現，即使不與紅人合作做直播帶貨，產品也一樣能賣，它們只需要在必要的時候，與符合自己品牌調性的主播合作，“大品牌的不可替代性強，它不需要一般的主播，消費者該買還是會買，你說你給我做內容，我願意給你花錢，但是你要在直播間降我的價，那不好意思了。”
“的確只有真的用心且吃到紅利的直播機構才能賺到錢，餓得餓死，撐得撐死。”鄭航總結說。在吳宇看來，這個行業賺錢的主要是一些頭部主播，因為他們前期都有成本投入，雖然這次需要補稅或者交罰款，但是大都還會繼續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