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一項新的薈萃分析，像激勵性短信這樣的數字工具試圖促使人們做更多的體育活動，但這對窮人並不有效。在區分行為改變計劃對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的影響的最全面努力之一，研究作者表明，應用和可穿戴設備只有助於提高社會經濟地位高的人的身體活動水平。
這一發現支持了這樣的論點：數字健康干預措施最終會擴大群體之間的健康差距，並且它們是為擁有更多金錢和更多教育的人設計的。
新分析考察了19項研究，這些研究測試了諸如文本信息、基於網絡的提示或可穿戴的步數追蹤器是否能促使人們提高他們的身體活動水平。在所有的研究中，這些行為工具對社會經濟地位低的人無效，但它們對較富裕的人很有效。這種模式在每一種被測試的方法中都存在。
數字健康工具經常被描述為縮小健康不平等的方法，因為它們可以將有用的健康干預措施打包成更便宜、易於分發的形式。越來越多的人正在獲得部署這些工具和技術的機會。然而這項研究表明，即使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都能獲得數字健康工具，這些工具也不一定能縮小健康差距。
研究作者指出了可能出現這種情況的幾個原因。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往往有較低的電子健康素養，這意味着他們不太能夠使用技術來改善他們的健康。他們可能沒有能力瀏覽體育活動工具或有效地應用它們。他們也可能沒有像較富裕的消費者那樣有時間做數字工具建議的事情如多散步或多運動。
這項分析專門研究了旨在促進體育鍛煉的數字工具，但研究作者表示，他們有理由認為，在針對其他類型的健康行為的項目中也會有同樣的模式。他們指出，隨着健康變得越來越數字化–採用電子健康記錄、引入更多跟蹤病人在家情況的系統以及轉向遠程醫療，弄清楚技術變革如何加劇不平等變得更加關鍵。
不過研究人員也承認，即使這個問題似乎是全行業性的，也可能很難說服開發數字健康工具的人想辦法確保他們的產品惠及低收入群體。大多數以消費者為中心的數字健康公司的目標是賺錢，他們的重點往往是大多喜歡購買其產品的客戶。“研究人員和公共衛生倡導者很可能有責任解決這一差異，”研究人員們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