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的消費正在被網紅經濟支配。吃美食先看美食博主有哪些推薦；出去玩先看社交平台上有人打卡了哪處美景。連看書都要去搜讀書博主，看看哪本書“讀了一口氣停不下來”“讀完令你思考人生”。作為消費者，我們無非是希望能用最短時間，找到令人滿意的產品。但很多時候，充當了意見領袖的博主們並不靠譜。
前不久，網友整理了“小紅書濾鏡害人”的案例，吐槽P圖前後呈現的兩個世界：經過粉飾的“少女心粉紅色沙灘”實際是一片荒涼的灘涂。懸挂着白色吊燈、光影交錯的藝術走廊只是牆上一幅畫。“國貿最洋氣Cafe”原來是路上一家逼仄狹小的店鋪，旁邊排列着吃小籠包、板面、醬骨頭的飯館。
對此，小紅書回應，將嘗試推出景區評分榜、踩坑榜之類的產品，幫助用戶避坑。然而，只要我們還在網絡上消費，這個坑躲過了，還有下一個坑等着你。
幾個月前，我在抖音刷到一家東北菜館，博主介紹“魚燉粉條”時眼睛都在發光，說是北京東北菜第一名，但我吃后感覺在喉嚨和肚子里刷了一層油。
吃的能躲過一劫，用的也不一定靠譜。前不久，上海一位女士用了明星同款洗眼液后，眼睛乾澀、酸脹，出現灼痛感，后被診斷為黏蛋白缺乏性乾眼。醫生解釋，網上大熱的洗眼法如果操作不規範，容易造成眼睛感染，眼睛本就有清潔功能，沒必要用洗眼液。
有媒體總結，除了旅遊景點，美妝、護膚、小家電等“種草筆記”已成為消費者的重災區。一家測評優質產品的自媒體經過檢測，發現網紅潔面儀不能改善痘痘肌，百元一塊的網紅肥皂連普通的肥皂都算不上，而酵素、生髮液、脫糖電飯煲、兒童醬油等產品都是智商稅。為了避坑，有人在社交平台發起掃雷小組，專門吐槽踩雷產品。
網紅橫掃一切，有時候被傷害的不只是消費者，還有賣家。成都一位火鍋店店主對媒體說，店裡只有13張桌子，自從一位美食博主推薦他的店后，店內平均每天有70桌客人，4個服務員忙不過來，影響了顧客用餐體驗感，導致線上引流的爆發點過去后，線上顧客大量流失，線下顧客也不來了。
網紅這麼拼，說到底還是為了流量。由艾瑞與微博聯合發布的《2018年中國網紅經濟發展洞察報告》顯示，2018年，粉絲規模在10萬人以上的網絡紅人數量較去年增長51%，其中粉絲規模超過100萬人的頭部網紅增長23%。網紅涉及的領域在擴大，變現方式也擴展到電商、廣告、直播打賞、付費服務等多種手段。
據AdMaster調研數據，2019年，60%的廣告主有意願將網紅KOL推廣作為首選的社會化營銷投放選項，“人找貨”的商業模式轉向“貨找人”的模式。
網紅經濟勢頭正猛，市場免不了泥沙俱下，對層出不窮的劣質產品，平台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作為消費者的我們是不是也該想想，怎麼就落入了消費主義的圈套？
一定程度上而言，網紅經濟的蓬勃正是迎合了消費者的社會心理。小紅書式濾鏡迎合的是消費者對精緻的想象，鋪天蓋地的網紅產品給人一種追逐流行的錯覺，而帶貨博主都販賣着一樣的人生勵志故事：創業失敗，重新再來。走上人生巔峰，她們告訴你，女人，對自己好一點，你的衣着能證明你的人生態度和品位。
這真能證明什麼嗎？不，這無法幫你對抗真實的生活，更彰顯不出任何個體精神，只是讓你通過消費，獲得剎那間的快感和可憐的自我想象。
日本社會學家三浦展在《第四消費時代》中，將日本產業革命后的消費趨勢劃分為四個消費時代：第一消費時代（1912-1941）呈現出以大城市為中心的富裕階層西方化的消費傾向；第二消費時代（1945-1974年）表現為戰後人口向東京都市圈遷移，“安家落戶”帶來的家庭消費的崛起。等到第三消費時代（1975-2004年），在電商加持下，消費從家庭消費轉向個人消費，個性化、品牌化、高端化、體驗式消費快速增長。
而到了2005年至今的第四消費時代，消費者不願為過高的品牌溢價埋單，社會從以商品為中心的消費轉向以服務為中心的消費，人們對商品需要回歸樸素，重新關注起個體間的連接，回歸內心的滿足感。
這或許對理解我們社會消費的變遷也有參考價值。在我們父母的成長年代，追求的都是家庭消費，誰家要有手錶、自行車、縫紉機和收音機“四大件”，就是踏上了“小康生活”，到了我們小時候，“四大件”又成了手機、電腦、汽車和房子。
如今，家庭消費變成個體消費。前不久回家，我發現家裡院子被快遞箱堆滿了，我爸在直播間買了空調、茶水桌、空氣加濕器，我媽跟我抱怨，說你爸囤積的酒水堆滿了儲藏室，而她本人沉迷於在直播間買零食和首飾。
也不知道是該為爸媽又學會了一項網絡技能而開心，還是告訴他們直播間賣貨更多是營銷套路。可見，網紅經濟正侵入生活各個角落，瓦解不同年齡層，市場向三四線城市甚至農村下沉。
身在這個時代，想抽離出來不為其誘惑太難，只能儘力保持內心的自由，意識到真正的需求是什麼，什麼能證明你的價值。如果人生的價值是由消費定義的，那隻能說，我們的人生太廉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