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B站是一個學習的”，這曾經只是粉絲們的一句調侃，如今已越來越成為現實。不僅是B站，快手、抖音，以及與抖音同屬字節跳動的西瓜視頻，都在放大自己“看視頻漲知識”的屬性。
2020年，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羅翔成為“B站頂流”，每期刑法課視頻都是彈幕滿屏，是當年現象級的出圈人物。這讓短視頻巨頭們對短視頻知識化產生了更濃厚的興趣，不僅要鼓勵普通的知識分享愛好者成為UP主，更將目光瞄準了專業的大學老師。
“嗶哩嗶哩的同學們，大家好，我是汪品先。今後我就會在這裡和大家分享有關海洋的科學普及的知識。”當85歲的著名海洋地質學家、中科院院士、同濟大學海洋與地球科學學院教授汪品先入駐B站，成為全網年齡最大的老師UP主時，首條視頻播放量超190萬。“爺爺好！”“院士好！”“老師好！”的彈幕刷屏。
無論是當年央視打造的《百家講壇》，還是現在短視頻平台力推的“知識區”，大眾媒介不斷變化，卻從未停止尋求與專業知識結合的探索。“網紅教授”不是新鮮事物，只是換了一種媒體形式出現，隨之而來的爭議也從未停歇。
他們居然在留言里“催更”
“我們可以一起探討生態學，這是我的專業。我們還可以探討現代技術的發展趨勢，這是我的興趣。”
這是復旦大學教授趙斌在B站上的個人簡介。和刑法學、文學等專業比起來，趙斌主攻的生態學聽起來似乎更為冷僻。
去年疫情期間，在線教學成為大學老師們的必選項，不少學校也要求老師們盡量將錄製的教學視頻放在多個網站上，避免因訪問擁擠而造成使用不暢。同樣在家上課的兒子向趙斌提議：“我看B站上別人轉載了你的《自然地理學》和《生態學：管理大自然的經濟學》課程，不妨試試，自己把課程上載到B站上。”
趙斌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於是，趙斌在B站上發布了他錄好的《景觀生態學》課程。儘管當時還沒有多少粉絲，但有些觀眾竟然在留言中催更，這讓趙斌頗感觸動。
“與我之前將所有課程做完後上載到教學網站不同，居然有一種被‘追捧’的感覺。”趙斌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說，“要知道，平時上這門課，有很好的學生，但還是有不少學生就是來拿學分的，送到他們跟前，他們都懶得理。不管你講得多有趣、多麼深刻，他們不會與你互動，更沒有催更一說，是不是？的確，為了學分而學習和自己主動來學習，其出發點是完全不一樣的。”
短視頻平台上的催更、點贊、開放式討論給了趙斌動力，他一鼓作氣，將《景觀生態學》後續的課程都首發在了B站上，還順帶將其他課程的網課以及一些拓展小視頻搬運了過來。
當記者問趙斌，有沒有擔心生態學的知識不受大家喜歡時，他直言，“這個問題問到我心坎上了”。“有關生態學的內容，是一個從幼兒園就開始被灌輸的知識。”趙斌表示，“但其實這裡面有很多誤解的內容，於是我就想，如何利用視頻課程的形式，圖文並茂地將某些問題說清楚，一方面糾正大家對有些問題的錯誤認識，另一方面也改變一下對生態學的刻板印象。”
受眾趣味與專業表達二選一
與犯罪打交道40年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馬皚，是中國第一位犯罪心理學博士，長期從事犯罪與刑事司法心理學、越軌社會學等領域的研究，並參與過大量真實犯罪案件的分析、調查、審訊。40年的經歷，讓他明白為什麼一些人會走向犯罪，哪些人更容易被壞人盯上，普通人該如何預防傷害。
在馬皚看來，現在短視頻平台上不乏關於犯罪心理學的錯誤視頻導向，錯誤地引導孩子們對犯罪、特別是犯罪分子的崇拜，尤其是在生活中受到挫折或者有一定情緒的青少年，容易在犯罪人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有的短視頻內容詳盡地描述犯罪的手段，存在教人犯罪之嫌，還有的喜歡做一些絕對化的結論，而這些結論常常都是偏頗或者是錯誤的。”
在B站做科普的馬皚 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不專業的“短視頻學者”“短視頻科學家”遍布網絡，難免混淆視聽甚至給年輕人帶來誤導，這引發了馬皚這類專業學者想要在短視頻平台上發聲的初衷。今年，馬皚成為B站的一名UP主，並不是期望有多少流量，就是為了有個平台來表達自己對專業的見解。“當時的想法就是，作為中國犯罪心理學的頭部資源，我們一定要在短視頻上作出專業的表達，不能丟失這塊陣地。”
對於馬皚而言，最難的就是怎樣能用短視頻的語言讓大家感興趣，但又不是偽科學或者毒雞湯，做到嚴謹、科學的同時又儘可能符合不同受眾的口味。若二者衝突，那馬皚的選擇是果斷捨棄後者。
在一期講解“白銀殺人案”的短視頻中，馬皚當年協助公安機關辦案，掌握了大量事實。“如果是以流量為導向，那我放一些血腥的照片，把血淋淋的變態細節講得很深入，但這不應該是我們專業人士在短視頻上的表達，我們還是要堅持自己，不能完全按照受眾的口味去走。”
作為大學教授，過去馬皚是在象牙塔里教書，給學生傳授知識。網絡時代，他認為可以通過視頻科普讓更多人便捷地學到知識，打破學習的界限，於是他多了一個身份。“希望通過繼續研究犯罪、分析暴力，將科學與實踐成果轉化成減少犯罪的希望，抵禦犯罪帶來的傷痛。”
馬皚、李玫瑾等犯罪心理學研究者認為，家庭是守住犯罪不要發生的第一道防線。“如果把孩子看成一棵小樹苗，什麼情況下樹會扭曲？一個是生物學說的種子，有的人天生就衝動，缺乏自控力。另一個更大比例的原因是土壤環境，你會發現，石縫裡長出來的樹苗一定扭曲。還有就是陽光、水分，也就是我們說的情感因素、人際因素、教育因素，如果這棵樹稍微歪了，它還小的時候可以矯正，如果任其發展長大了、歪曲得太嚴重，就只能用斧子去砍了，斧子就是刑罰。”馬皚說。
短視頻讓專業知識變味了嗎？
當教授們的課堂不再局限於校園，“知識區”成為短視頻平台上的“流量新貴”。
2020年有近1億用戶在B站觀看知識類視頻，相當於同年高考人數的9倍。2021年，快手站內時長在60秒以上品類視頻數增長Top 10分別為：法律、科學、財經、資訊、歷史、影視和短劇、讀書、房產家居、奇人異象以及軍事。不難看出，時間越長，泛知識領域更容易講好故事。據不完全統計，2020年以來的18個多月里，幾大主流網絡平台上高校教師創作者同比增長超過5倍。
這種改變很多人都在看到、思考甚至在經歷。“以前的人，時間很多，獲取知識很難，學習的門檻很高；現在的人，周圍的知識很多，學習的門檻很低，但抽出時間很難。”趙斌觀察到。
就像當年電視中的泛知識節目出現后，有評論說它們“淺化”“碎片化”了嚴肅知識一樣，大學老師們在短視頻里講專業知識，受到的反駁也不少。用通俗化、視頻化的表達，是對專業知識的折損嗎？
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恰恰相反。我覺得評判一個人對某個知識點掌握的最佳方式，就是看他能否用簡單的話描述出來，讓外行也能聽懂，而且還覺得很有趣，並樂意參與討論。任何知識都應該嚴謹，而不是嚴肅。”趙斌說，“不僅僅專業性知識需要嚴謹，任何知識都需要嚴謹。說完這話，我突然覺得有些恍惚，究竟什麼是專業性知識，什麼是非專業性知識呢？如果不是撰寫某門獨立課程的教科書，相關聯的一些跨專業知識，假使能在一個視頻中展示，而且還不違和，還能讓更多人了解，我覺得是好事。”
“從最早我自己當學生時，我喜歡的老師就是把知識講成白開水，而不去添加任何的顏色。越是真理和科學，就越能用我們身邊最淺顯的經驗解釋。”馬皚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我從教快40年，一直追求的就是把白開水倒給學生，而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調料。”
至於知識的碎片化，趙斌在四年前就有所思考。“換一個角度來問自己，我們究竟在質疑什麼，在吐槽什麼——其實不就是挑戰傳統模式的變革么？”
誠然，長期接受碎片信息，也許思考能力沒有提升，甚至是習慣用孤立的知識點看問題，長此以往可能弱化人們對複雜事物的思考能力。“為了杜絕這種情況的發生，我們在學習中，就應該將被動推送的碎片化知識，主動選擇並縫合到我們自己的知識體系中，擴展自己的知識網絡，並逐漸成為我們思維的一部分。學習知識應該為自己所用，而不是讓自己去遷就知識。”趙斌認為，“海量碎片化知識，是這個時代饋贈給我們的最偉大的禮物，我們不能無視其存在，更不應該主動放棄，否則就是放棄這個時代。”
當教授變網紅
“我大概能體會那種網紅效應了。”汪品先笑着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說，“我在同濟大學已經幾十年了，現在我走在校園裡就經常有學生跟我打招呼，最近辦了一個大會，好多人要跟我合影。”
“這個事情我認為總體來說不是壞事。科學家本來是很寂寞的，如果他得到很多人響應，他做的事情很多人知道，這個是好事情。科學家將自己的研究，用直白的方式傳播給大眾，科普，也是科學家的責任。”
在B站做海洋科學科普的汪品先 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在汪品先看來，假如“成為網紅教授”是自己踏踏實實做科普的結果，並不會對他原本的科研造成任何妨礙。“假如我上課有20個學生聽，我會認真講，現在有幾萬人在聽，我當然非常重視，我認為這個沒有什麼不好。問題在於’紅了’以後如何自省，如果走紅后在網上飄飄然，那就是自己的問題了。”
流量意味着出名，可能還伴隨更多掙錢的機會。中國知識分子自古常以甘於清貧自居，而當教授和網紅聯繫在一起時，又有人看不慣了。
華中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戴建業在學校有着超高人氣，他的課一座難求，抖音上還有500多萬粉絲。戴建業爆火之後，便開始出席各種演講、活動、甚至是開了直播。
於是不少人質疑：作為一個大學教授，這樣瘋狂撈金的行為，難道不覺得有失文人風骨嗎？面對質疑，戴建業的回應發人深思。他說，他的夫人得了肺癌，一盒抗癌藥五萬一千元，三十粒，一個月就是一盒，1700元一粒葯。“有時候她一用力，一盒全倒地下去了，她急得哭。”
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不在外“瘋狂撈金”，“文人風骨”可以給妻子治病嗎？這下大家不說話了。那麼問題來了，假如戴建業的妻子沒得病，知識分子成名、賺錢，就不可以了嗎？
被《百家講壇》捧紅的第一代“網紅教授”易中天，在《開講了》演講時說，在祭奠自己去世的師兄時，易中天去他家，除了一張小板凳和一架子的書，什麼也沒有，連一件像樣的傢具也沒有。“這件事情刺激了我，我要賺錢。”
“安貧樂道不是這樣理解的，安貧樂道的意思是，即便我貧窮，我也樂道。但誰規定說知識分子就該貧窮？誰規定說讀書人就該貧窮？如果說一個社會讀書的人、創造知識的人、創造文化的人是窮兮兮的，這社會是合理的社會嗎？”易中天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