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暑期，都是電影行業的重要日子。對於各大院線而言，暑期檔上承春節五一，下接國慶跨年，堪稱行業一年的腰部時間。往年，這也是爆款頻出的時間段，單片產出的絕對值甚至能超過火爆的春節檔。
例如2017年《戰狼2》拿下57億，至今雄踞國產電影票房榜榜首；2018年，《我不是葯神》《西虹市首富》分別拿下25億、31億；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斬獲50億，位居榜單第二，直到今年春節才被《你好，李煥英》反超。就連去年8月，影院剛剛復工，在一片踉蹌中闖出來的《八佰》，最終也拿下了31億的佳績，給整個行業都帶來了希望。
而反觀這個暑期檔，已經過去了幾乎四分之三，但除一部《中國醫生》勉強超過10億之外，其餘都表現平平。而原定在7月末到8月中上旬上映，備受期待的大片《長津湖》，以及《狙擊手》《衝出地球》《皮皮魯與魯西西之罐頭小人》《五個撲水的少年》《拯救甜甜圈：時空大營救》等數部影片都因為疫情緣故全部撤檔。第十一屆北京國際電影節也宣布了延期。
《長津湖》海報
從各種角度來觀察，這似乎都是近年來最疲軟的一個暑期檔。但細究其產生的原因，卻似乎並不能僅僅歸咎於疫情一個因素。
反覆的疫情
目前，8月過去了一半，但由於多部大片接連撤檔，剛剛過去的七夕小檔期也創下了2015年以來的最差紀錄，這個月的表現已經可以說是回天乏術。
中國新聞周刊梳理了過往數年間的暑期檔票房，發現除遭受疫情衝擊最為嚴重的2020年外，今年暑期檔的表現甚至比2014年還糟糕，幾乎直追2013年的水準——須知2013年全國銀幕總數才1.8萬塊，而2020年全國銀幕總數已經達到7.5萬塊。四倍的市場容量，卻產生了幾乎持平的成績，表現令從業者一聲嘆息。
其實今年早些時間，市場情緒還是蓬勃向上的。春節檔創下78.42億票房紀錄，讓不少從業者一度喊出了“全年800億”的振奮口號。
緊隨其後的清明檔和五一檔，也都分別迎來了小爆發。清明檔憑藉《我的姐姐》和《哥斯拉大戰金剛》，短短三天吸收8.2億票房。而五一檔雖然十來部影片扎堆，但在《懸崖之上》《你的婚禮》帶領下，檔期總票房達到了16.73億。兩個數字相比2019年同期都有明顯增加。
短暫的熱鬧，讓不少從業者一度覺得市場情緒得到了回歸。但很快，熱鬧就被冷寂取代了。
“本以為市場情緒回來了，結果才發現，這就是一場迴光返照。”8月初，北京一名院線從業者對中國新聞周刊有些無奈地表示。儘管當天有《怒火·重案》《盛夏未來》兩部看起來還不錯的影片坐鎮，但算下來，其所在影院的上座率還不到10%。
而隨着自然災害，乃至全國疫情的反覆，多地限制了影院上座率，或者乾脆直接將影院關閉，使得市場的低迷情緒進一步加劇。
首當其衝的是鄭州。7月20日的暴雨導致城市內澇，當地不少電影院設備浸水受損，被迫關停。
7月27日，受疫情影響，南京市發布了《關於進一步嚴格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第6號）》，此後南京市區影院全面停業。
8月6日，鄭州市文化廣電和旅遊局官方微信發布《關於繼續暫停開放全市部分文化旅遊場所的公告》，要求全市KTV、網吧、電影院、A級景區、公共文化場館、城市書房等文化旅遊場所繼續停止開放。
同日，國家電影局發布通知，低風險地區電影院上座率不得高於75%，中高風險地區電影院暫不開放。
有業內人士認為，照此趨勢，已停業的影院在8月底前都很難恢復營業，上座率限制也不會解除，再加上多部潛力影片的撤檔，2021年的暑期檔可以說已經提前宣告結束了。
疲軟的內容
但能將糟糕的市場表現全部歸咎於疫情嗎？
其實不然，冷風並非是臨時刮來的，蕭瑟之前，早有預兆。
春節檔到五一檔的火熱，讓不少電影片方大感振奮，紛紛將影片上映時間提前，試圖迎合反彈的觀影需求。於是端午檔也和五一檔一樣，十來部影片扎堆上映，但最終創造的票房總量卻還不及2019年同期的60%。
這和優質內容的缺失有關。雖然端午檔影片多，但都是中小體量，產出的票房最少的只有數百萬，表現最好的《當男人戀愛時》最後也僅報收2.64億。
端午檔是暑期檔的開頭，某種程度上算是後者的風向標，其低迷態勢令無數從業者暗暗捏了把汗，後續的發展果然也印證了人們的擔憂。
中國新聞周刊梳理暑期檔票房發現，檔期內，除《中國醫生》超過10億大關，達到13億元外，接下來表現較好的是仍在上映的香港警匪片《怒火·重案》，主旋律片《1921》和動畫電影《白蛇2：青蛇劫起》。再往後的電影，也都只有2-3億的量級了。
相關影片海報
某電影公司資深製片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上述幾部電影質量雖然都在及格線上，但在調動學生群體觀影熱情方面，其實都有些不夠。
“暑期檔最重要的票倉就是學生。但主旋律影片抓學生的能力不強；《怒火·重案》太老套了；《青蛇·劫起》製作水平還行，故事亂糟糟的；至於青春片，像《燃野少年的天空》這種，目標觀眾群其實不是現在的學生，是已經參加工作的人，再說歌舞片這一類型國內本來也沒多少受眾。”
在該製片人看來，往年能夠無差別調動人群觀影情緒，並且拿下大量票房的，只有喜劇、戰爭片、社會話題片、國產動畫片、好萊塢進口大片這幾個品類。但由於美國疫情的影響，好萊塢大片整體供應不足；如《我不是葯神》一類的社會話題片也不存在穩定的生產機制；動畫片方面，今年的《白蛇2：青蛇劫起》《俑之城》《貝肯熊2：金牌特工》等全部加在一起，也抵不上2019年《哪吒》的六分之一；喜劇方面，繼《你好，李煥英》后倒是出現了不少，質量卻越來越差，宣發力度也跟不上。種種因素疊加在一起，造成了如今這種寡淡無味的局面。
《長津湖》劇照 圖/豆瓣
唯一的希望在於戰爭片。於是從業者們都在翹首期盼《長津湖》，但在其正式官宣撤檔后，這一希望便也化為了泡影。
早在春節檔時，票房分佈就出現了嚴重的“二八現象”：《你好，李煥英》和《唐人街探案3》兩部影片拿下了檔期總票房的80%以上。但從行業長遠發展的角度來看，“期待大片”並不算一種健康的情緒，這隻能意味着內容供應本身的斷層。
事實上，國內的製作公司並沒有找到一個穩定生產的方向。早年，有影評人提出“武俠是中國唯一的類型片”。但如今隨着武俠式微，新方向仍處在迷霧之中，無論國產動畫還是軍事大片，都只能說才剛剛起步。
連續兩個檔期的疲軟，使得從業者紛紛下調了對於今年票房大盤的目標預期。截至發稿，2021年全年總票房剛剛超過320億。而此時距離年底只剩下了不到5個月。無論是春節檔后業界一時振奮喊出的800億，還是隨後下調的600億預測，目前看來都是遙遙無期。
時代變了嗎？
其實，疫情和內容供應都只是短期因素。相比之下，更令從業者們擔憂的，還是新一代觀眾觀影習慣徹底發生了改變。
根據中國文化產業協會數據，2017-2019年期間，我國觀影觀眾的年齡在逐漸增長，30-34歲觀眾成為新觀影主力人群，2019年，我國平均觀影年齡首次達到了29歲。
在此基礎上，有媒體提出了“00后不再看電影了”的論點。其將電影拆分為獲取內容+社交兩大需求。而對於兩者，電影院都面臨著時代更迭帶來的新對手：獲取內容方面，有電視、流媒體等多種渠道；而在社交方面，劇本殺、密室等業態的出現，也讓影院不再具備獨家優勢。
因此，不少悲觀的業內人士做出了判斷：如果說去年的疫情對於影視行業來說是一場突發性休克，如今則更像是一次“慢性死亡”。
無論這一判斷是否準確，在沒有大片加持的日子裡，單個影院人流量的下降的確是肉眼可見的變化。這一趨勢在非一線城市表現得更加明顯。
湖南長沙一名影院經理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他剛入行是在2014年，彼時各地都在興建新商業複合體，而影院和電玩城是商場內幾乎唯二的娛樂形式。再加上當時電影票務平台蓬勃發展，動輒進行大力度票補，一張電影票價常常低至四五元錢，使得影院人流量頗為可觀。人流量也帶動了映前廣告的招商，廣告範圍從快消到電子設備再到汽車，觀眾入場后往往要被迫看上至少10-15分鐘。但現在，映前廣告寥寥無幾，除了即將上映的電影預告片花絮之外，就是消防知識普及。
如今，他工作的主要內容是對影院日常的防疫消殺工作進行管理，並給為數不多的觀眾們掃碼健康寶、測體溫。在他看來，電影行業正在逐步同外界附加其上的光環剝離，平均收入會回歸到“比當地人均GDP還低一些”的水平。
但也有人仍保持樂觀。北京中環春天影管公司董事長王征認為，目前行業面臨的困難，是“短暫的常態”。這兩個詞看似矛盾，卻能精準地反映行業面臨的困境的性質。
“所謂流媒體，包括一些小屏幕，永遠沒有辦法代替影院。電影院提供的儀式感是人類與生俱來的需求。”在王征看來，觀眾其實並沒有被流媒體帶走，而是現在的優秀影片太少了。這一點是“短暫”的體現。
儘管其他渠道無法完全取代影院，但也必然會形成分流。目前的宏觀數據顯示，票價沒降，票房總量下降了，只能說明觀影人次的確在下滑。這一點即是體現了“常態”。
影院的收入分為兩個結構：票房收入和非票收入（爆米花、按摩椅、廣告等）兩個部分。有行業分析人士指出，大多數影院的困窘，主要在於非票收入方面也完全依賴觀影人次。而當觀影人次下降，賣品上不去，廣告招商也減少，兩部分收入就一起崩塌。
王征認為，破局的關鍵，在於降低非票收入對觀影人次的依賴，因此從2015年開始，中環影城就在不斷做嘗試，在影院內搭配新的業態。最終確立的是兩個大方向：咖啡餐吧和健身房。
“搭配的業態一定要本身就是成立的，可以自己造血。和電影院融入到一起不會增加新的租金成本，能在同樣空間里提供給年輕人一些新的體驗和感受，對人群的流量價值進行二次、三次開發。”王征說。
“至於那些所謂大數據，它只能代表過去某一瞬間存在的東西，不一定能代表一種趨勢。”王征認為，考慮到國家文化復興的整體戰略，從更長時間維度來看，電影市場還是會不斷向好。但行業關鍵是要熬過現階段三五年，在現有的條件和格局下，儘可能尋找一些方法生存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