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大廠們開始考慮改變加班制度了。6月10日-15日，字節跳動向部分員工發起內部調研，詢問是否願意取消“大小周”——“小周”上六天班、“大周”上五天班的制度——回到正常的周末雙休節奏。結果出乎外界意料，同意、反對、棄權的員工各佔三分之一。
字節跳動相關負責人告訴《財經》記者，關於這輪調研結果，暫無回應。
6月14日，騰訊旗下的光子工作室群實行新的加班管理機制：除了“周三健康日”晚6點下班，其餘工作日的下班時間不得超過晚上9點；全面雙休，嚴禁周末兩天連續加班；如有特殊需求，需提前發郵件報備，經由領導審批。
6月24日，繞開員工投票環節，另一個短視頻大廠快手直接宣布，自7月1日起取消“大小周”。
字節跳動和快手是中國新一代互聯網巨頭公司代表。前者2016年營收僅60億元人民幣，到了2020年，營收翻了近40倍，達到2366億元人民幣，相當於每天進賬6.5億元，全球員工總數已經高達11萬人。快手成立於2011年，2020年，其全年營收達到587.8億元人民幣，成為中國頭部短視頻平台之一。
光子工作室是騰訊IEG（互動娛樂事業群）麾下四大工作室群（光子、天美、北極光、魔方）之一。《和平精英》《歡樂鬥地主》等熱門遊戲，均出自其手。光子工作室官網稱，截至2018年3月，其全球總註冊用戶超過14億。
多位騰訊IEG員工向《財經》記者確認，光子此次試行加班管理制度，和騰訊內網匿名論壇的一篇帖子有關。那篇帖子里，一位光子工作室員工的家屬控訴丈夫工作時間不合理，永遠12點下班，違反勞動法。
另一位騰訊員工提到，今年5月，一位騰訊實習生墜樓去世；也在今年，光子工作室的一名員工加班至凌晨2點，心臟突發不適，在就醫后選擇休假。雖然實習生的墜樓被證實與實習工作無關，但這名員工認為，這些事的接連發生，在客觀上推動光子工作室立即進行加班改革。
這不是騰訊第一次嘗試改革。早在2016年3月2日，騰訊IEG四大工作室群就開始推行“周三健康日”晚6點下班的制度。原因是2015年底，IEG的一位員工在周末晚猝死，隨後，騰訊遊戲高管在內網撰文，反思互娛團隊加班強度太大，承諾採取措施減少加班。據騰訊官方微信公眾號，推行“健康日”是“為了倡導大家高效工作，杜絕無效加班”。
幾年來，“健康日”的推行力度不小，甚至出現比較激進的情況：部門之間互相監督，發現員工到點不走，就拍下其工牌，反饋給直屬領導並罰領導的錢。但“健康日”的形式大於實際作用，其他時間的加班仍然存在。一位騰訊員工提到，部分負責具體項目的遊戲研發部門，會採用“大小周”或“一周固定工作六天”的制度。
光子工作室所在的互動娛樂事業群是騰訊加班的“重災區”，也是騰訊最賺錢的事業部。遊戲是騰訊收入佔比最高的業務，第三方遊戲行業分析機構Newzoo數據顯示，從營收來看，2013年-2020年，騰訊始終保持着全球遊戲領域第一名的位置。
大量打工人快節奏的加班，加出了中國互聯網獨有的加速度，也加出了互聯網公司優於其他行業的薪資水平。
在社交平台上，隨處可見大廠員工們對加班的吐槽。但真要用腳投票，吐槽是心情，收入才是現實。
兩位字節跳動員工告訴《財經》記者，他們不願意取消大小周，因為會影響收入，“算下來一年會少大幾萬元”。
光子工作室群內部加班管理機制通知。圖源網絡，經受訪者確認
是態度，也是權衡
一位前字節跳動人力資源部門員工告訴《財經》記者，有跳槽來字節意向的人員中，介意加班的，只有不到10%，更多人忽略加班要求，看重字節的工作經歷以及高於行業一般水平的薪酬。
她接觸過一位從騰訊來到字節、加班強度明顯增大的員工，其跳槽原因很簡單：字節開了1.5倍的工資。
據她觀察，已經達到一定職級，有家庭、孩子需要照顧的，會更介意字節的加班強度；而工作經驗在三年以下的員工，基本不會有加班方面的顧慮。
這看起來符合認知。職業生涯起步期，員工更關注薪資和經驗；積累到一定階段，就會將關注重點轉向生活質量。
這位前字節HR表示，字節的三餐豐富，下午茶也由知名糕點店提供，品牌零食更是不限量供應，10點後下班可以報銷打車費，“把所有後顧之憂都解決了，員工只要安心加班。”
幾個月前拿到轉正資格的字節跳動員工徐林回憶，面試字節時，HR曾問他是否接受大小周，他回復“完全沒問題”——為了擠進大公司，工作強度不算什麼。
他和身邊的十幾個同事並未收到關於取消“大小周”的調查問卷。網絡上的相關消息刷屏時，討論才多起來。
辦公室里，意見明顯分為兩派。年輕的員工傾向取消大小周，為個人生活爭取更多空間，徐林便是其中一個。而一些位至中層的老員工，對業務更加熟悉，周末加班不吃力、賺雙薪，“還比帶娃要輕鬆”，輕易倒向反對取消的陣營。
這與HR不一致的觀察，若結合當下年輕人的“躺平”文化和中年人日益內卷的生存環境分析，似乎又符合認知。
其實，徐林所在的部門負責對接外部行業，周末對方不加班，部門的工作量也沒飽和到需要大小周的程度。可當大家都在大小周的時候，顯得格格不入。團建和會議是個好選項。
不緊迫的工作，也能擠壓生活。徐林說，單休日，他常常要睡到中午11點，吃個午飯，下午又進入準備第二天工作的狀態，“麻木又煩躁，無法放鬆”。偶爾和朋友出去喝酒放縱，也不敢喝醉。
字節工作半年，他陷入更大的迷茫。所有雙休的工作都對他產生更大吸引力，曾經拒絕加入體制的他，甚至考慮起老家事業編的工作機會。
楊音在字節跳動較為核心的業務部門任職近三年。收到字節內部關於取消大小周的調查表格時，他沒有填寫，因為寫下答案前需要簽署一份嚴格的保密協議。
他支持保留“大小周”，除了需要周末兩倍加班費，他還希望老闆能實時看到自己為完成OKR付出的辛勞。
OKR，即目標與關鍵成果法（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是互聯網大廠常用的跟蹤目標及其完成情況的管理工具。字節高度提倡自我驅動與突破，過去三年中，一旦完成關鍵成果，楊音就得面對更高的目標。只有老闆“看見”加班，了解楊音的工作量趨於飽和，OKR的增速才有可能減緩。
在他看來，字節跳動的業務仍處在快速擴張期，取消大小周也不能減少工作量，只是換個地方加班。職場社交平台脈脈上，有字節跳動的員工匿名表示，工作量不變、加班工資減少，相當於變相降薪。
楊音篤信多勞多得，肯加班就有錢賺，這是互聯網公司向所有人開放的公平機會，是他上一份在傳統行業的工作所不具備的。婚姻儲備金、房、車、父母養老等多座大山當前，只有攢夠錢，才有可能大膽追求喜歡的事。
“自願”加班是一種態度，更是一種權衡。
陳樺在某互聯網大廠遊戲部門工作一年，有大半年的時間，她都扛着兩三個人的工作量，那時，她經常覺得，就算再“多長几雙手、多長几個腦子”，時間也不夠用。但領導從來不會看到這些壓力，只關注項目是否推進。
她每天工作到晚上十一二點，第二天早上照常十點到崗。有時周末在家，也要處理工作。公司規定了申請加班的制度，員工的申請經領導審批通過，才能換算成加班補貼和調休。因為流程複雜，陳樺和身邊的同事從沒申請過。
“不管幹到多晚，都是自願加班。”真正的“非自願”加班只出現在傳聞中——她聽說，有一次，別組全體成員為處理一個緊急情況，通宵工作，領導覺得組員太過辛苦，主動讓他們提交加班申請。提交了申請，就不算“自願”，有加班費。
因為整天面對電腦工作，陳樺的頸椎狀態糟糕，需要每周做一兩次推拿。她的工作內容涉及創意，龐大的工作量，讓她“忙到沒有辦法思考”，她想的只有“完成工作”，而非“怎麼做好”。工作一年，她初入遊戲行業時的熱情，也漸漸被磨滅了。
超長工作時間的擠壓下，個人生活被無限壓縮。與朋友的聯繫越來越少，休息時，她除了躺着休息，再沒精力做別的事情。很多人羨慕她工資高，她卻覺得，加上自己失去的這些，再算時薪，這筆工資就是她應得的，甚至還顯不夠。
今年上半年，碩士生張志加入京東實習時，領導告訴他，“不鼓勵加班，工作完成就能走。”但顯然，加班才是常態。
他發現，很多加班是效率低造成的——早晨到崗后，大家一般先找待辦、回郵件、為前一晚的工作收尾，12點多下樓吃飯，13：30午休結束后，才是正式開始工作的時間；做到18：50，去食堂免費吃飯，聊聊天，正式開工已經8點，一晃就到10點——又是加班的一天。
去年，某985高校碩士生袁月曾在快手實習。一開始，她到點就下班，也不在公司吃飯。工位之間沒有隔板，她坐在第一排，目標明顯。幾周過去，部門領導找她談話，批評她下班太早，說這樣“影響不好”。兩個月後，袁月也開始習慣加班生活。
同組一個三四十歲的正式員工，平常在工位上一言不發地幹活，到點了就拎包下班。袁月佩服她，覺得她有“反叛精神”，直到部門聚餐，年輕的同事們都暗暗笑話她，還模仿她提包走路的樣子，袁月那時才意識到，選擇了“早下班”，一定程度上也選擇了“格格不入”。
那段時間，袁月個人時間被完全打碎。在公司加完班，騎車回家的路上，看路燈下被拉長的影子，是她每天一天中唯一感到放鬆的瞬間。
到改變的時候了？
兩位知情人士的感受是，光子工作室群新制度的執行情況不錯。到了規定的下班時間，領導會催促沒走的員工離開。晚上9點左右，光子工作室群辦公樓的地下車庫會排起長隊，堵車持續半個小時以上。
《財經》記者獲悉，其他工作室也在跟進。另外三大工作室群之一的天美，旗下已有工作室開始試行20：30下班、中午減少一段休息時間的制度，有的工作室試行雙休，還有的試行單休但工作日提早下班的制度。
光子工作室的內部公告提到，新的加班管理機制，目的是保障團隊成員身心健康，以及提升效能，但兩位接受《財經》記者採訪的知情人士認為，這是因為光子的團隊到了可以減少工作時長的階段。
一位知情人士提到，兩三年前，光子與天美內部賽馬，同時做《刺激戰場》和《全軍出擊》兩款大逃殺類項目，那時，兩邊都非常拼，“恨不得三班倒”。
“如果換成當時，這種改革搞不起來。”他說。
2020年以前，遊戲市場競爭激烈，各家公司的技術水平差距不大，誰先推出項目，誰就能佔領市場，項目周期壓得極短，甚至短到幾個月。現在，遊戲市場趨於穩定，基本每個細分類別里，都有難以撼動的頭部項目，為了吸引玩家，遊戲公司追求“精品”，一款遊戲研發周期超過三年很常見。此時再要求員工時刻衝刺，顯然不可能。
該知情人士進一步表示，如今，光子工作室群憑藉手機端的《和平精英》、PC端的《絕地求生》，已經“不愁吃喝”，目前手頭也沒有着急的項目，為改革提供可能。
《財經》記者獲悉，大約兩年前，騰訊IEG四大工作室群中的魔方工作室也進行過類似改革。一位知情人士回憶，魔方改革的具體方式是“早來早走”。因為沒有類似於光子改革的約束機制，一些團隊執行不徹底，導致員工提早上班，晚上加班更晚，工作時間反被拉長。
另一位騰訊員工提到，魔方工作室群兩年前改革的原因是，其旗下某項目組長期加班到晚上十一點，結果在員工滿意度調查中排名公司倒數第一。可是，這次改革“第二周就不好使了，變成早8點上班、晚12點下班。”
目前，騰訊IEG各部門工作時間差異較大，也有部門較清閑，10點上班，18點下班，一周工作五天。一位騰訊員工評價，“996”這麼長的工作時間並無必要。以他自己為例，除周三健康日外，他的工作時間是早上10點到晚上9點，一周五天。一般來說，晚上雖然人在公司，但工作效率偏低，可能會打遊戲“摸魚”。“老闆如果看到大家都不在，會覺得項目整體氛圍比較鬆散。下面的人也需要演一演，讓老闆們放心。”
還有一位騰訊IEG員工認為，對研發、美術等依靠公司設備的崗位來說，新政策確實可以緩解部分工作壓力；但運營、策劃等崗位，無論提前多早下班，回家之後照樣需要工作。
另一種觀點是，改革最重要的作用，是減輕了員工的心理壓力，給員工“選擇”：你想待着也可以，想走也可以，而且現在鼓勵早走。一位騰訊員工對《財經》記者說，光子工作室的人“可以理直氣壯地下班”了，但其他部門，還有每天加班到晚上11點甚至凌晨的。
而另一位騰訊員工表示，雖然進行了改革，但相比外企，國內互聯網大廠的工作還是比較辛苦，“革命尚未成功，不要把光子這次的新聞太當回事。”
一位騰訊員工的同事小群里，有人發表評價：“難道離開騰訊大樓，企業微信就收不到消息了嗎？”
“卷王”的價值？
“被迫”加班的壓力下，大廠員工們紛紛摸索出應對方法。
袁月每次接到一個工作，都會集中精力、快速完成，隨後“摸魚”；任務完成之後，她也不會馬上提交，而會根據緊急程度，拖到快下班或本周快結束的時候，避免工作越做越多。陳樺和同事們的發泄方式是“口嗨”，嘲笑很晚還在工作的同事是“卷王”。這類同事間的揶揄，被她稱為“弱者的武器”。
“弱者”之中，有人試圖改變。一個同事，每晚6：30準時下班走人，之後再也聯繫不上。對此，陳樺態度矛盾。她知道對方是“做了一件很正確的事情”，但作為合作夥伴，她的工作進度又因此受到影響。
新浪員工劉文是大廠中努力工作的那類人。她每天10點多上班，19點多下班。工作是項目制，平時“小忙”的階段，她會加班到晚上9、10點；每三四個月一次的“大忙”階段，下班時間會延遲到凌晨1、2點。
劉文覺得，加班是互聯網公司默認的“潛規則”，很難改變。這與行業特性相關：大眾無時無刻不在消費互聯網產品，相應地，大廠員工就得24小時待命。她也提及了一些員工的低效：很多大廠規定的下班時間，與報銷打車費用的時間只相隔一兩個小時，有些人會為了報銷打車費，“混到那個時間點”，或是將下午可以完成的工作拖到晚上，加重了加班氛圍。
企業內部天平的另一端，老闆們似乎與這些員工站在了對立面上。員工們熱衷於“摸魚”、“內卷”、“躺平”的同時，老闆們愛聊“奮鬥”。
一家創業公司的CEO最近頻繁直面員工的負面情緒。業績在快速增長期，公司也在招人，但招聘需要周期，員工們的工作量成倍增加。一天晚上11點開會時，一名員工情緒爆發，說“太累了，不想幹了”。他不能理解，“員工承擔的任務越多，他的歷練也越多，成長得更快，收入也更高，為什麼不能接受？”
他花了一個小時與這位員工溝通，會議被拖延到凌晨1點，“我也在加班啊，不是只有你累。”
良性的企業與員工的關係，應該是共同成長，工作若以消耗生命為代價，則是得不償失。但很多時候，員工沒得選。中國互聯網行業在過去數年間得以高速發展，與“996”密不可分。每個大廠人都像坐上一輛高速列車，上去了就停不下來。
工作近一年後，陳樺在沒有找好下家的情況下，提出離職，因為“實在是太累了”。為了挽留她，領導把她調去另一個更清閑的崗位。現在，她每天晚上8、9點下班，可以花兩個小時打遊戲，還能去家旁邊的飯館吃飯。她感到自己確確實實是在生活，而不是在大工廠里，做一顆小小的螺絲釘。
袁月今年畢業，沒有給任何一個互聯網公司投遞簡歷，最後找到了一份體制內的工作。她聽說，同級一個同學因為工作壓力太大，拒絕了快手的offer，選擇延畢一年。
字節員工楊音則期待更為靈活的解決方式，如允許員工選擇是否拿周末時間換錢。“讓情願賺錢的人加班，想要個人生活空間的人雙休，或許是緩解爭吵的良策。”
今天，中國互聯網行業已經發展成熟，到了可以改善員工工作環境的階段。字節跳動、快手、騰訊的嘗試證明了這一點；但放眼中國廣袤的商業土壤，這些嘗試或許連萌芽都算不上。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徐林、楊音、袁月、陳樺、劉文、張志均為化名）
作者為《財經》記者和實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