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4月26日市場監管總局對美團反壟斷立案調查后，最近，美團又在騎手外包、商家傭金等方面受到輿論質疑。同時，上海市消保委在5月10日下午，約談了美團，指出了美團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
壹 ||對於騎手來講（網約配送員），目前最密切相關的社會保障就是工傷保險。因為搶時間，外賣小哥是受傷較多的群體之一，當他們因工作受到事故傷害時，他們的權益會得到保護嗎？
貳 ||對於美團而言，情緒化的輿論可能會帶來監管風險，這是這家公司必須面對的一個事實。尤其是，從去年到今年，社交平台上對於美團的情緒愈演愈烈，“當情緒很強烈時，之後會不會出現一些更大的關鍵性事件，進而導致美團陷入更強烈的困境，也是有可能的。”劉遠舉說。
叄 || 現在的本地生活服務平台，需要去廣泛與騎手以及外包公司、甚至各地主管部門溝通，而且要認識到，推動騎手社保問題的解決，長遠而言對它們也是有好處的。它們需要把騎手滿意度作為核心考核指標，“必須考慮整體的社會價值，考慮整體生態的生產率。在這個生態中，每個角色都合理分配到新增的價值，這是必須做的，也只有這樣才能持久。”
美團回應經濟觀察網記者稱，今年春節至今，美團外賣已經舉辦了22場騎手懇談會，完成改善或進入改善流程的騎手反饋建議有19條。在配送傭金方面，美團也已經進行調整。
隨着外賣平台的不斷成長，外賣平台對商家抽佣過高的質疑也長期存在。近期，美團、餓了么兩大平台都啟動了傭金改革，商家每單的傭金被拆成了技術服務費和履約服務費兩塊，費率更加透明化。
近期遇到外包問題的平台不僅是美團。在外賣領域，餓了么也同樣有大批外包員工。外賣領域之外，滴滴網約車司機也被北京市人社局勞動關係處副處長走訪調研。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方面，拼多多與美團同時被上海消保委約談。
美團遇到的外包難題，其實不僅僅是一家公司的難題，在不少新業態以及靈活用工行業，具有一定的共性。
外包的兩面性
4月28日，北京市人社局勞動關係處副處長王林在中關村體驗送外賣的節目播出，讓外賣小哥群體再一次受到關注。整部片子33分鐘，卻在各處透露無奈。
送了一天外賣后，坐在馬路牙子上的王林覺得很委屈，他跑了一天，卻只賺了41塊錢，感覺這個錢太不好掙了。
並且，外賣小哥沒有五險一金，不是公司正式員工，每天只能自扣3元繳納保障60萬元身故險的商業保險，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勞動保障。
“新業態就業問題是熱點，也是難點，”吉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艾琳告訴經濟觀察網記者。作為研究勞動法的研究人員，近兩年靈活就業的發展，外包問題也成為她重點研究的課題。
外包可以降低企業用工成本。艾琳告訴記者，從勞動法的角度來講，用工方聘用外包人員可以從一定程度上規避包括繳納五險一金在內的勞動法上的相關責任，“騎手（網約配送員）是一個龐大的群體，用工方節省的用工成本還是非常高的。”
對於外賣小哥等網約配送人員，當下他們大部分也願意選擇外包的模式。王林問滴滴的網約車司機小楊，如果現在有渠道能交社保，他會不會交。小楊回答，不會交，他做這一行，唯一考慮的目的是掙錢、存錢。艾琳也發現，一些網約配送人員甚至希望自己的工作是有靈活性的，不想像傳統勞動者一樣跟用人單位有絕對捆綁式的勞動關係。
對於選擇外包的勞動者，外包意味着靈活，可以隨時上崗隨時離職，不用提前一個月寫離職申請，且短期收入更高。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劉遠舉向記者舉例說，如果不交社保，一個小哥一個月能收入1萬元，如果交社保，稅後收入是為7500元。扣除的2500元中，其中有1000元小哥可以提取帶走，但另外1500元就相當於留給這個城市了，如果小哥不計劃長期在這個城市發展，那對於他而言，這就相當於工資降到了8500元，反而成為一種損失。
與王林交談的小楊就提到，他並不計劃在北京長待，準備攢5萬元錢就回老家開個美髮店。
“如果單方面推進某個行業的勞動者權利，反而會抑制這個行業。就美團這次事件而言，最極端的情況就是給上千萬小哥都上社保，但這對企業來說，這部分支出明顯增大了。”劉遠舉認為，最終很可能的結果是，消費者多出一點配送費，平台少一點利潤，小哥少一點工資，社保是通過三者共同分擔的。
艾琳也認為，網約配送員的流動性比較大，工作可替代性強，如果完全用傳統勞動關係去捆綁雙方，不一定是絕對意義上的正確做法，“要是一味的追求勞動法上的勞動合同，也不合適，如果一味的要求平台承擔所有的勞動法意義上的責任，反而不利於經濟的整體發展。”
但外包人員的勞動權益保護又迫在眉睫。對於騎手來講（網約配送員），目前最密切相關的社會保障就是工傷保險。因為搶時間，外賣小哥是受傷較多的群體之一，當他們因工作受到事故傷害時，他們的權益會得到保護嗎？
艾琳查閱了中國裁判文書網上2020年因為外賣小哥工傷的認定而發生爭議的案例，有效案例 46件，根據法院的判決，傾向於承認外賣小哥與平台存在着勞動關係並認定為工傷，勝訴率約為78%（36件），但司法實踐暫未對勞動關係實質性審查達成共識，並在對平台責任的論證上極其謹慎，只有2件案例同時判決用人單位承擔未簽訂勞動合同的二倍工資。
同時她也發現，網約配送員的權益是沒有受到完備的保障的。“他們法律知識本身就不完備，維權成本又比較高，而且由於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他們也自認為自己和勞動用工方不存在勞動關係，小剮小蹭時就會放棄自己權利。這種情況下占很大一部分。”
他們是目前遊走在勞動法保護邊緣的一個群體，這個群體的數量正在越來越龐大，“不能最後誰也不管他們，這肯定是不能允許的。”
外包問題並不是美團一家公司面臨的問題。其他外賣公司如餓了么，以及快遞公司如順豐和四通一達、出行公司如滴滴，用工人員均面臨類似的問題。
艾琳告訴記者，目前南京等一些城市已經出台新就業形態下餐飲網約配送員勞動用工的指導意見，提出配送合作商與全日制騎手應該訂立書面勞動合同，其他勞務派遣騎手，應該與勞務派遣單位訂立書面的勞動合同，與配送合作商訂立勞務派遣協議。
艾琳認為：“數字經濟時代，勞動法面臨諸多挑戰，亟需進行修改，將勞動關係的新變化納入法律調整的範疇，在適當情況下可以考慮編撰符合我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勞動法典。”
輿論中的平台公司
風口浪尖上的本地生活服務平台，面臨的困境不僅僅是外賣小哥外包問題，在另一端，傭金也是存在已久的老問題。
5月11日，美團調整配送抽佣的新聞上了熱搜。餓了么也於近期悄然調整了商家傭金。去年4月，美團就因多個省市餐飲協會集體聲稱抽佣過高引發爭議。此次調整傭金，一位接近美團的人士告訴記者，會讓美團收入減少。不過，美團的做法仍然沒有得到網友認可，他們在熱門評論說：“規則換湯不換藥，你永遠玩不過資本家。羊毛出在羊身上，永遠是平台賺錢”。
“網友眼裡的美團做什麼都不對，”劉遠舉認為，美團當下面臨的另一個大問題，是輿論中的情緒性問題。尤其在被反壟斷調查后，副處長當外賣騎手、北大博士后對外賣騎手進行田野調查等話題的流行，美團爭議聲更大了。
劉遠舉覺得，作為平台，收取傭金並沒有不正當。比如，在一個城市廣場租一塊地方開店，與在美團開店，本質都是獲取獲客渠道，“實體房租佔總營收的20%。美團也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送外賣或開網約車，在從業者自身眼裡，也並不是一件壞事。小楊之所以選擇開網約車，他的原因是，這一行收入更高。他之前做過餐飲、當過服務員、保安，還當過空調維修工，相對而言，跑滴滴是收入最高的一個，他的收入為每月8000元。王林拜師的美團外賣小哥高治曉收入更高，每月1.5萬元。
“騎手這份工作其實也是帶一點互聯網紅利性質的，”劉遠舉認為，對於沒有學歷或資歷較淺的人，外賣騎手並不是一份壞的工作。甚至，騎手的境況比在電子廠、工地的同齡人會好很多，“但是大眾不會看到電子廠和工地，只會關注到聚光燈下的外賣騎手。”
對於美團而言，情緒化的輿論可能會帶來監管風險，這是這家公司必須面對的一個事實。尤其是，從去年到今年，社交平台上對於美團的情緒愈演愈烈，“當情緒很強烈時，之後會不會出現一些更大的關鍵性事件，進而導致美團陷入更強烈的困境，也是有可能的。”劉遠舉說。
上海財經大學電子商務研究所執行所長崔麗麗認為，本地生活服務平台輿論背後有幾個方面的因素：行業政策環境趨於嚴格的大背景、反壟斷調查結果的不確定性、對與互聯網行業緊密相關的消費者、騎手等相關事件的負面社會情緒，或可能對平台業務帶來的潛在影響。
她告訴記者，在不利負面消息持續發展的情況下，市場行情對本地生活服務平台改觀的可能性較小。
未來怎麼辦
持續下跌多日後，美團股價在5月12日出現反彈，市值1.55萬億港元，在中國已經上市的互聯網公司中，仍然排名第三，僅次於騰訊、阿里巴巴。
美團崛起的根本，是抓住了本地生活服務的機會，成為這個行業的第一名。之後，美團依託上千萬外賣小哥和背後的算法系統，建立了3公里內的生活服務包圍圈。從送外賣拓展到送菜、送手機、送書，送萬物。
互聯網觀察家尹生認為，即使遇到反壟斷調查，美團基本面目前仍沒有大問題。這家公司仍在一個相對上升的市場中，且佔據有利位置，“除非用戶不點外賣，或不買菜、不訂票了，O2O徹底不存在了，否則這個市場會一直存在下去。”尤其，從美團提供的服務中，消費者、騎手和商家總體還是獲得了新增價值的，這是一種獲得感更高的服務，並且提高了行業生產率。
美團收入較多的業務主要是外賣和酒旅，去年第一季度因疫情受到打擊，但在年底已經恢復。美團去年收入1147.9億元，同比增長17.7%。截至去年12月31日，美團還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170億元，本地生活排名第二的餓了么，市場份額距離美團仍有不小的差距。
尹生認為，本地生活服務平台目前反映出的問題，其實都是加強監管后的表現。這些平台近期暴露出的外包問題、傭金等問題，也有可能通過反壟斷達到一種平衡。他認為，政府部門這次針對互聯網平台的反壟斷，是“打到點兒上了”，“只要管住二選一，商家可以自由流動，消費者可以自由流動，外賣員也可以自由流動，整個系統以後會慢慢平衡，管住了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各方就會擁有選擇權。”
今年，除了美團、餓了么之外，抖音也推出本地生活業務。“在可以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假如美團傭金太高，以後用戶、商家可能會跑到其他平台上。如果騎手不能從美團獲得預期的整體收益，或者收益缺乏競爭力，騎手也可能流失。整個行業最終會達到一個基本動態的平衡。”尹生認為。
那麼，此時此刻的本地生活服務平台，可以做什麼？
崔麗麗告訴記者，包括騎手外包在內的靈活用工是分享經濟模式的共性，有關外包人員待遇的問題涉及到新業態、新型勞動關係與傳統社保模式之間的協調對接，關係到數字經濟用工與傳統製造業用工的衝突，平台一己之力難以解決。
尹生認為，現在的本地生活服務平台，需要去廣泛與騎手以及外包公司、甚至各地主管部門溝通，而且要認識到，推動騎手社保問題的解決，長遠而言對它們也是有好處的。它們需要把騎手滿意度作為核心考核指標，“必須考慮整體的社會價值，考慮整體生態的生產率。在這個生態中，每個角色都合理分配到新增的價值，這是必須做的，也只有這樣才能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