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篇報道《困在系統里的外賣騎手》形成了現象級傳播。此後，外賣騎手、快遞小哥的生存狀況一直被公眾廣泛關注，在網上時而引發一輪熱議。上個月北京衛視推出一檔系列紀錄片，題為《我為群眾辦實事之局處長走流程》。
在第一期的節目中，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勞動關係處副處長王林拜師美團老騎手，騎着電動車在中關村送外賣，第一天累得夠嗆才掙了41元錢。他感嘆說外賣騎手“真的太不容易了”。多數人都為官員到一線體驗勞動者艱辛的行為點贊，但也有一些批評的聲音。有人說王副處長作為剛上崗的新手，第一天能有41元的報酬就不錯了，任何一個行當新手總要付出成長為熟練工的成本，一聲嘆惜無非如古代寫《憫農》那類詩歌的文人一樣，太輕飄了；也有人說作為主管勞動保護的副處長，所要做的不是憐憫、同情和感嘆，而是找出這類現象存在的原因，在制度設計上提供解決方案。
在我看過的所有關於外賣騎手和快遞小哥的報道中，昨天（5月7日）搜狐“極晝工作室”推出的一篇報道《當北大博士成為外賣騎手》，我認為最具深度，能促使讀者超越就事論事作更有普遍意義的思考。北大社會學系博士后陳龍，2018年為了完成博士論文加入北京中關村一個外賣騎手團隊。他花了五個半月時間進行田野調查，每天出去送外賣，餘暇則對外賣小哥進行訪談。
陳龍的調查揭示了移動互聯網時代“算法”管理和控制騎手的重要作用，“這樣龐大複雜的勞動秩序之所以成為可能，是有這樣一套數據支撐的系統，是把所有一切可以納入的，都納入到了可以計算的程度，是一種高度的控制和精準的預測”。“平台在想盡辦法壓縮配送時間，他們在不斷試探人的極限”。“你會發現技術的進步好像並沒有讓人生活得更好，科技的便捷是永遠趕不上甲方的需求的，當你完成了現在的任務量，永遠會有不斷湧現的新需求。它在不斷地把人陷入內卷的道路當中”。
讀完這篇報道，我想不少人會和我一樣問一句：“為什麼會這樣？算法像鎖鏈一樣對騎手越套越緊的情況憑什麼能夠延續下去？”進而可能會上升到有點哲學高度的問題，“突飛猛進的科技是讓人獲得了不斷的解放，還是讓人進一步被控制？”
算法的鎖鏈越套越緊卻能持續下去，我認為可以從需求側和供給側兩端來分析。
先說需求側。如奧林匹克運動那句著名的口號所言，“更快、更高、更強（Faster，Higher，Stronger）”是人類永恆的追求，不僅僅在運動層面，在生活的需求和慾望層面亦是如此。以交通為例，我讀到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曾國藩給父親一封家書時啞然失笑。那年曾父在北京小住半年後會鄉，到了省城寫信給曾國藩報平安，曾國藩回信曰：“並喜父親出京，一路順暢，自京至省，僅三十餘日，真極神速。”北京到長沙現在駕車的距離1500公里左右，180年前畜運加水運，三十多天能抵達確實算很順遂了。且不說坐飛機，就火車而言，近四十年我們經歷了鐵路的不斷提速。記得火車第一次提速從長沙到北京縮短為24小時，我就覺得很快了。現在走京廣高鐵兩地最快5小時40分鐘，卻仍然覺得不滿足，希望高鐵繼續提速。
快遞、外賣最能體現人對“更快”的極限需求。陳龍說他剛參加外賣團隊時，系統給出送到顧客家的時間是1小時，可這個時間不斷地被縮短。點外賣送到家，顧客對速度的需求有天花板嗎？似乎沒有，而是越快越好。資本是趨利的，開放的市場會進行充分競爭，外賣平台一定會在送貨上門的速度上進行慘烈的角逐，不能縮短送貨速度的企業，很可能就會被淘汰出局。算法正是驅使外賣小哥突破速度極限的好工具，它沒有人的情感偏好和判斷失誤。農耕時代，地主周扒皮想延長長工的勞動時間只能半夜學雞叫，如果換一個仁慈一些的主人或監工，長工的勞動強度會降低。但在系統之中，算法驅使，冷冰冰而又特別精確，一視同仁，無人可逃。
再說供給側。單個的外賣小哥，如果覺得無法承受日益加大的勞動強度，他可以選擇辭職。然而，就目前來看，外賣和快遞市場，並不缺勞動力。這兩個行當對勞動者的學歷和技藝要求不高，是農村勞動者進入城市謀生首選的領域。對多數外賣小哥來說，再苦再累，但所能掙到的錢比在老家務農多得多。你不幹？大把的後備人員在等着呢。陳龍在報道中說:“2018年我覺得換工作可能是一種反抗方式，但我現在已經不這麼認為了，因為大家都在做平台，都是零工經濟，你自以為走出一個牢籠，實際可能是進入一個新的牢籠。但沒辦法，因為很多騎手自身的條件就決定了，他不可能在勞動力市場上佔據主導權。”
資本通過科技進步來控制勞動者，並不是移動互聯網誕生才出現的現象，自大機器生產為標誌的工業革命以來，就一直是個重大的社會問題。1936年上映的由喜劇天才卓別林主演的電影《摩登時代》，以誇張、荒誕的手法諷刺勞動者被異化為機器的一個部件。電影中的工廠老闆認為工人吃飯的時間過長，於是美其名曰為了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引進了全新的吃飯機。這種吃飯機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喂”工人吃完飯，這樣就可以省下大量的時間用於工作。
資方和勞方是一對不可能消除的矛盾，衝突總是存在的。勞動者為了改善自己的境況，一代代進行過反抗，公權力為了社會的穩定與可持續發展，也不斷地進行制度改進以求達到勞資雙方的平衡。但資本一定不會捨棄利用一切高科技手段規訓、控制勞動者，進而提高勞動效率，增加利潤，這是資本的天性決定的。對勞動者的控制為什麼沒能消失或大幅度減弱，反而是憑藉不斷進步的高科技層出不窮呢？我以為是因為對普通勞動者而言，不僅是受困於此，也得益於此。
絕大多數普通勞動者在社會上既是需求側一方，又是供給側一方。身處需求側時，高科技給自己帶來了福利，便有着“更快”的要求。手機上一下單，半小時后外賣小哥就把美食送到家，能不香嗎？想去某個城市旅遊，手機上下單買一張機票或高鐵票，然後打個滴滴到機場或車站，幾小時后便抵達目的地，能不美嗎？而要享受這樣的生活，必須去掙錢，作為一個打工人想掙更多的錢，就要忍受身處供給側所要忍受的，如工作時間996，如一些企業把員工上廁所的時間都精確到分秒。外賣小哥困在系統里的境遇引起公眾很大的關注，我想重要原因是容易引起大多數普通勞動者的共情。我們許多人生活在一個看似悖論的狀態中——作為消費者，總希望能得到更快和更好的服務；作為勞動者，又討厭為更快、更好付出更多的艱辛。
類似外賣小哥的困局（恐怕也不僅僅是外賣行業）如何突破呢？我想途徑無非三條。一是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勞動力變得稀缺，供給不足，那麼資本必定會取悅勞動力；二是政府在制度建設和監管上加大力度，能兼顧勞資雙方的利益，使二者達到動態的平衡；三是勞動者有自我維權的手段和能力，能夠抱團和資方討價還價。這個途徑涉及到諸多複雜層面，就不展開論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