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Facebook 到去中心化網絡，“美好網絡”的四個願景

來源：The SeeDAO

編譯：翻譯公會 jomosis

過去的 20 年裡，對研究社會變遷的人來說，社交媒體領域從理想之地變成了憂慮之鄉。如果篤信新聞頭條，社交媒體就成了現代生活中許多主要禍患的罪魁禍首。它正在把我們的政治話語變得粗俗，導致分化和決裂；並且使脆弱的民眾暴露在極端主義的意識形態之中，驅使他們走向暴力。社交媒體令人上癮，會損害我們的形體和自我價值感。

假如這些確有其事，那麼我們的社會沒有封禁這項危險的新技術就太奇怪了。實際上，社交媒體是複雜的。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的 Casey Fiesler 教授觀察到，＂社交媒體確實對人有益，也的確對人有害。利弊並存。＂在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的 「數字公共基礎設施倡議」項目中，我的研究表明，通過努力，社交媒體能夠被塑造成一股有益於社會的力量，而不應簡單地對其擴張進行壓制。

鏈接：https://publicinfrastructure.org/

對那些孤形隻影的人來說，社交媒體所提供的是救命的稻草，是與他人的聯結。那些性別認同、性取向或興趣無法得到當地社區認同的人，可以從社交媒體中獲得鼓舞和改觀。社交媒體幫助擴大了歷來被排除在媒體對話之外的聲音，包括有色人種、酷兒（譯註：對既非異性戀也非順性別的人的傘式術語）和殘障群體。在「阿拉伯之春」等著名案例中，社交媒體為革命政治運動提供了支持，其參與者利用網絡工具揭露和對抗專制獨裁政權。

社交媒體的潛力，及其實際危害和潛在好處之間的差距，意味着專註該領域的提升對廣泛推進社會正義，尤其對公益相關的新興技術而言是最先要做的事。就像這個系列指出的那樣，在公益技術領域內，有許多人自發參與信任與安全相關的複雜任務，努力將網絡空間里那些盡人皆知的危害降到最小；另一些人則對日益影響我們社交平台體驗的算法展開研究；還有一些人與監管機構和立法者合作，共同設計準則，來削弱社交媒體在最極端的狀況下可能產生的破壞性。

鏈接：https://ssir.org/putting_the_public_interest_in_front_of_technology

https://ssir.org/articles/entry/a_technologist_walks_into_the_us_government

諸如歐盟的《數字服務法案》（DSA）和《數字市場法案》（DMA）等即將出台的立法，旨在讓社交平台更加透明，讓用戶和立法者對影響內容權重的算法能有深入的了解。條例草案還試圖取締所謂的黑暗模式，該模式採用心理操控術，其設計目標是讓用戶難以擺脫平台服務，持續不斷地使用社交平台，就和讓賭徒泡在賭場里的賭博機器一樣。

對減輕社交媒體危害面的關注反映出了一種認知，即：Twitter、Facebook 和 Youtube 等平台正在公共領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現在，社交網絡成了一種空間。圍繞着當日熱點，以及身為社會一分子應當如何應對等問題，人們在這個空間里處理、分析、解讀信息，進行研討和辯論。因此，社交網絡在我們的民主制度中發揮着關鍵的作用。

然而，儘管監管提案是出於好意，卻沒有看到社交媒體也能夠有益於社會。充其量，這些監管舉措也只能讓現有的社交媒體不那麼可怕。不過，一個新興的運動卻對社交媒體成為公共領域中的「益類」有所展望，我們可以稱之為「美好網絡」運動。仍然不甚明朗的是，在這些相互競爭的「美好網絡」願景中，誰有可能給我們帶來一個健康的社交媒體環境。

我對社交網絡未來的興趣和個人經歷有關。20 世紀 90 年代末，我參與建立了互聯網上第一批以用戶產生的內容（UGC）為中心的社區之一——Tripod，它是 MySpace 等早期社交網絡的先驅。當代社交媒體的問題，與我和團隊在那時所做過的一些決定（從如何審核內容到創造令人討厭的彈窗廣告）脫不開干係。如今作為一名學者，我專註於探索如何讓社交媒體回歸初心，讓人們可以廣泛多樣地參與開放互聯。在本文中，我探討了「美好網絡」的四個願景，並讓社會變革者得以從中借鑒改善社會的經驗。

Facebook 主場：中心化網絡

有一個群體與社交媒體的格局重塑利益攸關，那就是現有的平台。他們偏愛的未來是，繼續統治網上最熱門的社交媒體空間。對現有空間進行改造，再加上新一波徹底創新的熱潮，是他們實現「美好網絡」的方式。你可以從更名為 Meta 的 Facebook的身上看到這一點。馬克扎克伯格對元宇宙迷戀的解釋之一是，他希望擺脫 Facebook 的現有問題：垃圾郵件、極端言論、錯誤和虛假信息，以及用戶之間的衝突。扎克伯格設想了一個 3D 版的未來——用戶戴着他的公司製造的頭盔與他的公司製造的軟件進行交互，在一個完全由他的公司控制的宇宙中，購買他的公司出售的遊戲和其他數字商品。

目前還不清楚扎克伯格是否了解如何解決 3D 交互中可能出現的任何新問題。事實上，Facebook Metaverse 測試版發布幾周后，用戶就開始報告線上騷擾的新形式，包括男性角色侵犯女性角色等猥褻行為。那些在當前網絡空間面臨審查挑戰的平台，進入新的領域時，似乎也明顯會面對更多的、嚴峻的新挑戰。考慮到網游領域中長期存在的厭女症，如 Gamergate 這樣的騷擾運動所表現出的那樣，不需要太多的專業知識就可以預料到，在以遊戲為中心的 Metaverse 平台上，針對女性的暴力將成為一個主要問題。

即使有這些挑戰，現有平台比起該領域的後來者也擁有巨大的優勢。實際上，在某類內容的監管方面，Facebook 做得相當出色，並在此過程中建立了昂貴的、難以複製的基礎設施。社交媒體上經常會發布兒童性侵害內容（CSAM，有時被錯誤地稱為＂兒童色情＂）。於是，Facebook 與其它主要平台提供者一起創建了基於已知 CSAM 圖像的指紋數據庫。這些數據庫使 Facebook 和合作公司能夠快速識別、阻止並向執法部門報告 CSM 。

但這些數據庫存在被濫用的可能。公民自由主義者指出，類似的暴力極端主義數據庫需要嚴加監控，以確保不會踐踏言論自由。但是，這些大平台已經展示了大規模地與社交媒體中最糟糕的部分內容戰鬥的能力。最近，亞馬遜的視頻流媒體服務 Twitch，在兩分鐘內識別並刪除了紐約水牛城槍擊案的直播流，它是這些平台開始規模化處理極端內容的明證。尚未明朗的是，隨着 Facebook 進軍 Metaverse，Twitter 進入音頻聊天領域，這些平台是否了解如何解決各自所特有的日常仇視和騷擾問題。

自己做主：去平台化網絡

「美好網絡」創新者的第二個群組是被平台封殺的群體——由於內容無法通過管理人員審核，而被踢出主流平台的一群人。澳大利亞活動家團體 Assembly Four 由性工作者和程序員組成，就在美國立法之後，他們走到一起為性工作者創建了一個在線空間。SESTA-FOSTA 致力於打擊性拐賣，這項美國法律的副作用是，讓地處美國的社交平台對性工作者抱持敵意，儘管他們中有的人身處性工作合法的國家。Assembly Four 所在的澳大利亞地區，性工作是合法的。Assembly Four 的員工建立了一個名為 Switter.at 的替代平台，這個名字是＂性工作者推特＂的簡稱，在其高峰期有 42 萬人使用。

最重要的是，性工作者們也參與了這個為他們服務的平台的設計，設計中考慮到了他們的健康和安全。它為性工作者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空間，以分享危險客戶的信息並保護彼此的福祉。不幸的是，澳大利亞最近的立法迫使這個平台在 2022 年初關閉，但它仍然是一個範例，說明了為什麼被現有平台趕走的群體能夠創建自己的社交媒體空間如此有價值。

鏈接：https://assemblyfour.com/switter-public-statement

不幸的是，發生在 Assembly Four 身上的悲劇也在其他問題群體上重演。Gab.ai 是一個接納被 Twitter 和其他社交網絡封禁的極端右翼分子的網站，它使用的軟件和架構與 Switter 的創建者相同。很快，Gab.ai 就變成了一個有問題的極端線上空間。

Gab.ai 的創始人在描述該項目時使用的一些言論，對批評社交平台經濟模式的人來說耳熟能詳——包括其尋找＂監控資本主義＂替代品的着重點，以及通過融合非特定廣告投放和訂閱收入來支持該平台的願望。Gab 想創建一個免於監控的社交空間，由訂閱和廣大的廣告受眾來提供支持，這樣的意圖值得稱讚，但該網站上所呈現的許多觀點卻完全應該為人詬病。

Gab.ai 的部分模式後繼有人，其中就包括創立了 Truth.social 的前總統特朗普。他發表了煽動 2021 年 1 月 6 日暴力事件的言論，隨後被眾多社交網絡封殺。這類網絡承諾抵制審查制度，但卻往往對意識形態對手的言論加以限制。在這些社區，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是負責人以及網站宣揚的規則。

鏈接：https://www.engadget.com/trumps-free-speech-app-truth-social-is-censoring-content-and-kicking-off-users-023153584.html%20,%20https:/mashable.com/article/trump-truth-social-free-speech-bans

儘管在管理和意圖上存在差異，但＂去平台化網絡＂值得關注，因為其社區用戶熱情高漲，參與度極高。通常情況下，新社區之所以能夠迅速擴大規模，是因為滿足了那些無法在其它地方聚集的用戶的需求。在最好的情況下，它們從社區需求中學習，創造出新的互動形式來獲得支持。但「美好網絡」的另一批人擔心，讓自以為是的領導人掌控社區的規則和執行會帶來危險。

無主之地：Web3

想建立「美好網絡」的第三個群體是一群加密貨幣狂熱者，他們最近給自己打上了 Web3 的標籤。蒂姆-奧萊利（Tim O'Reilly）普及了 Web 2.0 一詞，催生了由 Facebook 和 Twitter 等平台實現的參與式互聯網。在 Web3 中，這些平台的用戶將成為主人。因此，他們認為 Web2.0 的問題（特別是企業的集權）將被一個基於通證的民主新系統所消除。

在 Web3 系統中，平台以民主方式管理，投票權依附於可在區塊鏈上追蹤的通證。這些通證被授予貢獻算力等資源、生產高質量內容或編寫代碼來支持社區的個人。通證既可以在被稱為 DAO 的組織中代表投票權，也可以作為代幣進行交易或者在交易所出售。

Web3 的內在願景不是任何特定的社交媒體模式。不存在對「應該適用何種規則」的主導看法。相反，「讓市場價值幫助個人創造社區規則」是它的願景。Web3 背後的假設是，市場創造了相互競爭的平台，而用戶會看重最能滿足其需求的平台，在那裡他們覺得可以用通證來主導對話。

很難證明在社會媒體中加入市場機制會使它變得更好。事實上，一般來說，將市場引入社交媒體，似乎正是引發某些最嚴重問題的根源，包括垃圾郵件。另外，Web3 背後的民主願景是一種特定的民主形式，遠非一人一票。它是一種公司化的、一股一票的民主。不難想象這樣的情形：平台規則被購買了足夠多的投票權，從而能夠掌控社區方向的人所挾持。實際上，著名平台 Steemit 已經發生了這種狀況。

鏈接：https://ssir.org/articles/entry/web3_and_the_trap_of_for_good

不過， Web3 的支持者們還是有兩個好構想。他們的社區是自籌經費的。人們對這類通證系統興緻滿滿，基於大家對支持這些方案的貨幣的投資意願，項目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第二，一大批充滿激情的年輕軟件開發者和企業家，自感疏離於現有的社交媒體系統，在意識形態的支持下投入下一代工具的創造。目前還不清楚的是，這些優勢是否能克服基於區塊鏈的系統的巨大缺點，包括其惡劣的環境效應和欺詐文化。但是，考慮到 Web 3.0 運動的追隨者為社交媒體改革帶來的能量和激情，否定它似乎是不明智的。

小而美 ： 去中心化社交網絡

最後，還有人主張建立小型網絡。不同於 Web 3.0 陣營對無主式分佈式網絡的支持，這個陣營構想了一個由許多小網絡組成的世界，每個網絡都受控於某個人、某個機構或是某個小組，由他們來主導社區的規則和文化。

PubHub，是一個由荷蘭學術界在當地創建的新型網絡，它構想了一個以人們生活中的重要機構為基礎的網絡系統。鎮上的地方政府，或當地足球俱樂部，又或者孩子的學校都可能會維護一個 PubHub 。每個團體都制定了自己的社會互動規則，不同的人或群體——從地方政府任命的人到一群志願者——都可以承擔網絡社區的管理，就像家長自願參加家校聯合會一樣。

這些小型網絡並沒有取代 Facebook 或 Twitter ，而是對它們的補充，是在當前監控經濟之外，在高度隱私保護下集中進行公民討論的空間。不明朗的是，這些小型網絡是否能夠吸引大量的用戶參與。以前曾出現過許多挑戰全球網絡主導地位的小型網絡，而它們往往曇花一現。從其定義就幾乎可以推斷，小型網絡生產的內容比大型網絡少——一個繁榮城鎮的討論組可能每天產生十幾條信息，而同樣的時間內，Twitter 可能為我提供數千條推文。用戶會經常忘記查看這些網絡，當它們的娛樂性不如大型社交網絡時就會被放棄。因為它們的目標不是娛樂，而是強化社區紐帶。

一種可能性是，這些小型社交網絡可以投資開發工具──讓用戶在手機或筆記本上通過一個客戶端程序，就能同時與新型和現有的社交網絡互動，給用戶更多跨社交媒體空間的控制權。這些工具可以改善新舊社交網絡的用戶體驗，讓它控制社交媒體內容提交的算法，並將新網絡與成熟的大型網絡結合起來。為使這一願景取得成功，現有網絡需要讓其軟件具備與新型網絡之間的互操作性，如果沒有立法或監管，這種情況可能不會發生。我在阿默斯特分校的實驗室致力於開發名為 Gobo 的軟件，可以讓用戶對中心化社交網絡上存在的算法過濾有更多的控制權，並有可能整合小型社交網絡。

建設「美好網絡」：不同的願景，共同的信念

儘管為了實現互操作性，我和我的實驗室在小型社交網絡網絡和客戶端上投入了大量資金，但本文對「美好網絡」願景的概述，並不是為了采善貶惡。相反，我們的目標是幫助所有關注社會變革的人——從支持新技術企業的投資人，到幫助設計和創造未來技術的公益技術專家，讓人們明白建立更好的社交媒體是可能的，也是重要的。

關於社交媒體未來的願景，與其爭論誰最有希望、值得支持，也許我們可以在同一個前提下尋找共識，即：不僅需要修補現有的社交平台，還需要構想和建立新平台。重新專註於這一使命，我們可以從所有這四個競爭陣營中吸收借鑒。

大型中心化平台，讓我們能從數十億個數據點中學習，創造出幫助對抗社交媒體現有問題的基礎設施，比如兒童性侵害材料和暴力極端主義。去平台化群體，讓我們看到了充滿熱情的社區，主流平台既不知道也不願迎合他們的需求，於是他們自己動手設計工具。Web3 陣營給了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經濟模型很重要，將對話場所的所有權交給社區，是確保獲得持續投資和參與對話的一條途徑。

最後，從小型社交網絡身上我們所獲得的啟迪是，要了解人類真實的社交方式。30 億人的社區並不存在，這和 Facebook 對其用戶群的描述不是一回事。與之相反，我們同時身處十多個小型社區，每個都有自己的規則、慣例和治理結構。創造出更像人類社會的社交媒體，可以讓我們了解如何去創造健康的空間。

「美好網絡」背後的共同點是，必須認真對待社交媒體，不能僅僅把它當成一個需要監管的問題行業，而要把它看作一個最終可以幫助我們成為更好的鄰居、選民和社會變革倡導者的領域。從這次談話中，我們必須得出這樣一個理念：對着現有的社交媒體修修補補還遠遠不夠，我們必須構想、實驗和創造出對社會有益的社交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