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和遊戲：加密協議正在重塑公共產品

由於開源和無需許可的性質，加密協議重新點燃了關於公共產品的討論。事實上，區塊鏈的透明度和可訪問性已經重設了自由交易和聯合的模式。然而，雖然加密協議作為開放網絡運行，但如果它們僅由私人資本組成，它們是否真正實現了公共化。

範圍、訪問和所有權問題使我們對互聯網上公開的內容的理解變得複雜。公共物品也依賴於共同的道德條件，因為任何「善意」都必須根據特定社區的價值體系來定義。出於這些考慮，本文主張加強對「公共產品」的定義，以服務他人並實現文明長久。

作者 | Toby Shorin、Laura Lotti、Sam Hart

編譯 | 布蘭、谷昱

無論是自然資源還是人類創造品，公共產品都充斥着我們彼此相遇的世界。我們作為一個社會來管理、分享和維護它們。儘管它們的構建或管理方式不完美，但這些對象將我們聚集在一起進行對話、辯論和共同關注。自然景觀和建築環境不僅僅是事物，更是文化接觸點。它們讓我們關心公共利益。

在經濟學中，「公共產品」是指任何既非排他性又非競爭性的東西，即不能禁止人們進入，一個人的使用也不會降低另一個人的使用能力。清潔空氣是自然產生的公共產品的一個例子，而電網是人為創造的公共產品。當今工業知識社會的公共產品是什麼？支持數以百萬計的公司和獨立開發者的開源代碼常常被這樣認為是公共產品。密碼朋克將隱私本身視為一種公共產品。在線媒體檔案和開放的數字基礎設施也應該符合條件，這似乎是很自然的。

最近，Vitalik Buterin和加密貨幣社區的其他人開始將區塊鏈機制視為公共產品。可以肯定的是，加密協議是最引人注目的新穎制度形式之一，其獨特的能力源於他們的「公共」品質：不受限制的成員資格和參與、開放的 API、透明的資源和權力分配。

但與此同時，它們的許多特徵與公共可訪問性的主張相矛盾。如果所有權集中在少數鯨魚手中，加密協議是否可以被視為公共產品？通俗地說，這些市場原語有時被描述為「公共基礎設施」，但如果區塊鏈如今服務於「公共」，那主要是指一種去中心化金融體系。從根本上說，這些代幣持有者只有一個共同關注的對象：價格。

因此，雖然加密協議可能符合經濟意義上的公共產品，但在這些討論中，什麼對公眾有益？加密社區的一些既定目標是解決大規模協調問題，建立后國家形式的主權，並在全球範圍內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但是，要創造一個雄偉而平等的社會，需要對公共產品有更廣闊的視野，而不僅僅是經濟學所能想象的。

用作公共浴池的古代遺迹，Hubert Robert (1798)

羅馬人的公共浴室，無論貧富都可以使用，是城市公共衛生和豐富文化生活的基石。在鼎盛時期，亞歷山大圖書館擁有數十萬冊文本，是古代世界最大的公共知識庫之一。儘管在許多方面具有排他性，但這些奇迹是我們今天所知的公共產品的先驅。它們指向開放性和普遍性的理想。

作為新數字社會的建設者，我們必須對「公共」和「善」的含義有一個更具包容性和遠見的概念。隨着協議金庫過渡到公共工程的社區管理，是時候想象加密協議如何獨特地構造公共產品了。

01 公共的範圍

我們對公共產品的新理解始於探索公共的概念。是什麼讓一件事物公共化？公共是由什麼組成的？

通常，「公共」被理解為屬於人民的東西，可以免費使用，例如公園、道路和公共土地。

加密協議對公共性的最強要求是基於開放和無許可訪問的原則。區塊鏈克服了 Web 1 和 Web 2 的一個關鍵限制：它們無法滿足不可剝奪訪問的標準。互聯網所謂的「公共空間」與我們城市的公園完全不同。他們只是別人的私人服務器，可以隨意撤銷訪問。相比之下，加密協議故意強制執行不受阻礙的訪問。

但公共產品不僅僅是進入公共空間的一種手段。另一個關鍵定義是作為人群的公眾，其定義與某些政治協會有關。在 17 世紀的英國，一些未經審查的媒體經常指責國家，首次將「作為公眾的私人聚集在一起」（Habermas，1989）。不到一個世紀后，法國革命者通過組織節日、豎立紀念碑和指定新的公共空間，精心策劃了新民族的自我意識（Ozouf，1975）。

在這兩種情況下，政治機構都通過建立新的講故事場所提高了機構地位。在這些場所，人們可以開始將自己認同為集體整體的一部分，即公眾。

這種將公眾視為自覺實體的觀念也在互聯網上根深蒂固，互聯網的採用是由媒體的出版和發行推動的。發布網絡文檔或軟件應用程序不僅僅是公開某件事：它是一種公開的行為(Warner，2002)。區塊鏈創造的主權貨幣當然可以與主權國家進行比較，它們的不變性意味着 API 不能在沒有廣泛共識的情況下被修改或撤銷。

這些想法為加密協議作為公共產品的概念提供了支持，但它們共同呈現了一幅複雜的圖景。儘管具有「開放」的特性，但加密協議尚未對其所針對的公眾範圍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

在當今的加密生態系統中，基於代幣的會員資格決定了資源分配、鏈上激勵和鏈下決策等關鍵考慮因素。雖然區塊鏈的審查阻力似乎是一個看門人世界的解決方案，但實際上，付費遊戲以其他方式限制了訪問。協議可能由數千甚至數百萬的利益相關者擁有，但它們並不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只有那些有時間、專業知識或資源參與的人才能受益。

那麼，將公眾定義為一組用戶的含義是什麼？Web 2 平台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一課。今天主導網絡的社交媒體平台聲稱是為選擇參與的用戶的「社區」製作的工具——但這些平台也產生了廣泛的負面外部效應：對不同意承擔成本的第三方的影響。平台的外部性包括侵犯個人隱私、錯誤信息的傳播、創造性勞動的貶值，甚至民主進程的不穩定。

這些影響經常被認為是現在在Web 3中工作的人的主要動機，現在他們建立了在公共責任基礎之上的主權空間。

雖然社交平台提供了一個被誤解的公眾的例子，但新生的 Web 3「公共空間」在定義、範圍和表示方面遇到了類似的問題。加密行業中的代幣份額和話語權的等價性讓人想起早期的美國民主，其中政治代表以財產所有權為條件。

在這種制度下，只有 6% 的美國總人口有資格投票。回想一下，我們今天享有的普選權、人權和公共服務是那些被排除在指定公眾之外的人為代表他們的聲音而奮鬥的產物。事實上，「反公共」理論專門針對未被納入更大公共領域的群體，其成員可能不被視為個人（Warner，2002）。

所以很明顯，定義公眾的範圍是理解公共物品意味着什麼的關鍵。通過將公共成員資格等同於貨幣所有權，我們忽視了重要的利益相關者和建立聯盟的機會。

如今，加密貨幣公眾中最重要的成員是那些持有最多代幣的人，這意味着即使是小持有者也被有效地排除在談論對他們有利的話題之外。此外，在這個指定的公眾中存在着可能對公共利益持有截然不同的觀念的人。通過與構成更廣泛的加密社區的未被充分代表的邊緣性群體接觸，我們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我們正在為之建設的公眾以及如何最好地為他們服務。

當我們想到公眾時，我們應該進行廣泛的思考。這並不是說我們必須將世界上的每個人都視為我們公眾的一部分。我們也尊重小型的、自我選擇的社區和基於信任的團體，但是通過考慮我們可能對邊緣群體產生的影響（正面和負面）——無論是非參與者、非技術成員，還是這個公共領域的未來參與者——我們增加了更大的公共利益的潛力並降低了風險負外部性。

簡而言之：套用Michael Warner的話，公眾總是超越已知的協議。陌生人之間的關係在歷史上是偶然的，在文化上是複雜的。公眾是由你素未謀面的朋友組成的，你在不知不覺中與他們分享文化坐標。我們構建的東西如何為大多數人帶來利益？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讓我們轉向公共物品中的「善意」。

02 公共「善意」的道德基礎

我們如何確定什麼是公共產品？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開始質疑公眾到底是誰。但即使我們同意公眾 = 代幣持有者的說法，這到底告訴我們關於這個公眾的什麼信息？這些代幣持有者是誰？他們共同持有什麼信念？

考慮一個經典的公共產品：一個公園。我們可以說公園遊客通常是這個公共空間的「用戶」，但這種分類讓人明顯不滿意。「用戶」並沒有捕捉到一個集體看重自由進入受保護森林或海岸線的人口的有意義的細節。為什麼公園比公共停車場更令人嚮往？這給我們帶來了一個重要的認識：任何對公共產品的定義都以共同理解什麼是符合公眾利益的，以及為什麼是這樣做為前提。

一個社會機構不僅通過它所使用的東西而團結在一起，而且還通過許多共同的特徵來團結，包括地理、種族、宗教、品味、文化、歷史和價值觀。因此，即使按照經濟學家的定義，公共物品也將始終反映某些群體的共同背景、共同信仰和道德敏感性。換句話說，他們的價值體系。

公共圖書館、公共教育、國家文物和乾淨的自來水是體現公共物品道德基礎的四種公共事物。公共圖書館由重視自主學習和共享知識空間的社區建造。當一種文化相信數學、科學、語言和歷史的共同基礎可以豐富公民生活時，公立學校就會受到重視。

國家指定和保護歷史文物，因為他們的人民認為他們的遺產具有內在價值。最後，我們為所有人提供乾淨的水，因為我們相信所有生命都具有同等價值。這種人道主義價值觀就是為什麼像弗林特水危機這樣的故事——基礎設施的故障——被廣泛理解為人道主義危機：某些生命被視為毫無價值，被視為不屬於他們。

這些例子中的每一個都基於對什麼使生活有意義的不同想法——基於什麼是「善意」的想法（Taylor，1977）。公共物品是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但更重要的是，它們是滿足共享價值的對象。

上述四種公共物品得到社會團體的支持，他們對它們對廣大公眾的價值有着共同的信念。但是有多少人會看到加密貨幣領域資助的「公共產品」並看到它們的價值體現出來？UNI 持有者或以太坊愛好者的共同價值觀是什麼？

加密社區表面上具有自由主義精神，其中「去中心化」通常代表社區的自主權。隨着空間中的財富創造，加密貨幣沒有理由不能為其不同社區的不同價值創造商品。但在實踐中，幾乎沒有空間討論或制定不同的價值觀。這就是為什麼在缺乏實現我們共同價值觀的方法的情況下，我們默認使用最低的公分母：利潤。

由於沒有具體的構建目標，大型代幣持有者的財務利益在協議治理中被過度代表。我們認為，這構成了中心化風險。當協議政治家沒有得到授權或正式責任代表任何人的利益，但他們自己的利益時，結果是同質和自利的鯨魚群體可以決定什麼被認為對網絡有益。加密行業仍然沒有「公務員」的概念。

那麼，寡頭壟斷協議確定的替代方案是什麼？Buterin、Hitzig 和 Weyl 的「自由激進主義」概念是 Gitcoin 二次方融資機制的基礎，提出了一個模型，其中公共物品等同於市場信號（Buterin 等，2018）。人們可能會認為價值是「定價」到這個模型中的。如果人們「用他們的美元對價值進行投票」，那麼市場就充當為這些價值提供資金的工具，無論價值是否明確。事實上，二次方投票似乎能夠提高熱情的少數人的相對聲音。

但是，雖然投票具有象徵意義，但這個模型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我們不會通過個人顯示的偏好來發現共同的價值觀。如果公共物品要滿足共同的價值觀，那麼公開討論什麼是有價值的就很重要。許多協議已經在治理方面吸取了教訓：討論和建立共識是投票的必要前提。同樣，價值觀的討論與投票本身一樣重要，甚至更重要。通過在公共話語論壇中講故事和談判來培養價值體系。

如果我們不希望錢包中擁有最多代幣的人集中決定什麼是有價值的，我們需要為不同的社區賦能，並明確納入不同的價值概念。為了讓經濟利益與我們自己的價值觀保持一致，我們需要在我們的公共利益理念與如何代表公眾做出決策之間建立更強的耦合。如果我們希望建立一種持久的文化，成員必須在超越「代幣持有者」的維度上相互認同。我們是眾多公眾的一員，我們必須以完整的自我視角來創造公共產品。

03 公共物品的新定義：正外部性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了解了定義公眾的複雜方式，這表明將我們的公眾概念擴展到多方可能會產生更好的公共結果。我們還看到，「善意」是基於某些地方的共同價值觀。掌握了這些概念，我們能否為公共產品建立一個更好的定義？

我們需要的公共產品類型是那些可以由數字社區制定的，同時避免 Web 2 平台的破壞性擴展效應。隨着 Facebook 擴大其影響範圍，它以對民主機構的宣傳攻擊的形式實現了越來越多的負外部性。Web 3 社區制定的公共產品應努力產生完全相反的效果。更大的規模應該意味着更大的利益，正如越來越多的人所重視的那樣：創造積極的外部性。

這是定義公共產品的一種強有力的新方法。事實上，加密行業已經產生了一個有力的例子：非對稱加密計劃的廣泛採用。多年來，計算機科學家和密碼學家都知道，大規模採用公鑰加密可以增強隱私權，這是許多人所持有的價值。但是，儘管研究人員努力倡導採用這項技術，但加密貨幣在幾年內推動了大規模採用。加密消息已從暗網和情報機構使用的工具轉變為消費者應用程序和服務的高要求功能。

加密貨幣正外部性的其他例子更為新穎。今天，開源項目的核心貢獻者仍然資金不足，儘管整個行業都是用他們的軟件構建的。藉助 Gitcoin 和 Radicle 等公司提供的基礎設施，協議庫準備大幅擴展加密貨幣內部和外部的開源代碼資金。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轉變的信號，因為更多的私人和公共資金被用於支持加密行業內外的開源開發。

同樣，規範開放的組織 API 和公民參與是任何當代自由主義和民主倡導者的公共利益對象。開放、不可更改和公共管理的 API 極大地抑制了中心化組織的權力，並向用戶授予代理權，他們現在可以決定自己的接口和服務。

如果區塊鏈向中心化公司和政府施壓，要求其 API 開放且不可撤銷，這將標誌着向可訪問和負責機構的重大範式轉變。最後，加密協議將公共系統的參與式治理重新引入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們只能希望加密的外部性之一是提高對透明和易於使用的地方治理參與的期望。

這些公共產品中的每一種，無論是實際的還是潛在的，都是超出還原經濟意義的物品。它們滿足隱私的價值觀、自由共享工作的美德、自由主義、問責制和民主參與，並融入了今天 Web 3 用戶之外的各方共享的利益意識。

這指出了我們新定義的一個有用特徵。將公共物品理解為正外部性，使我們能夠將通常不被歸類為公眾成員的人視為我們的受益者。這個定義與經濟話語形成對比，在經濟話語中，某些公共物品的非貢獻用戶被視為「搭便車者」，表明市場失靈。

當促進公共產品的創造和消費——無論是疫苗、公共圖書館還是開源代碼——顯然符合社會利益時，我們如何將這些用戶視為「搭便車者」？正外部性的想法使他人的利益不言自明。事實上，這種品質與可信的中立原則是一致的。應用於公共產品，可信的中立性表明不應該有任何特權階級的「公民」，所有人都應該平等受益。

因此，正外部性是加密空間中一個熟悉主題的重要變體：正和遊戲。到目前為止，大多數加密原住民都認識到關係和價值創造主要屬於這種類型，即建設的遊戲，其中貢獻具有協同累加效應。隨着協議和基礎設施的發展和文化根深蒂固，其正外部性的程度也應成比例地增加。

一個有趣的案例研究是公平啟動資本。雖然這個項目沒有明確地為公共利益制定任務，但它暗示了值得進一步探索的可能的社會模式。簡而言之，公平啟動資本是一小群為有前途的項目提供資金的促進者。這些項目的創始人必須願意放棄創始人的代幣分配，而是「公平地」分配他們的代幣以換取創業資助。如果創始人在部署該協議的過程中獲得了一些好處，他們應該繼續「向前支付」，資助後續團隊以相同的方式啟動他們的協議並分發代幣。

公平啟動資本模型之所以有趣，有幾個原因。首先，促進者不直接獲取財務價值；它的存在是為了使組織永存；其次，公平啟動資本不是硬性基礎設施，而是一種社會協議，一種依賴於奉獻和價值一致性維護的機構；第三，受益的人和提供服務的人是不同的。這將我們引向了這種新型公共產品的一個令人驚訝的特徵：表現正外部性的一種方式是將他人的成功視為自己的成功。

有了這種正外部性的想法，我們可以構建哪些公共產品以及如何構建？如果公共物品總是服務於某些用戶群本地的一組價值觀，我們可能會通過觀察我們已經成為其中一部分的公眾來找到我們最好的靈感。除了我們的鏈上身份，我們來自柏林和紐約。作為這些地方的公民，我們受益於公園和清新的空氣、衛生設施和公共交通；我們對過度監管、森林砍伐和疫苗部署緩慢感到不安。

我們在這些地方空間的會員資格將我們與分享我們的需求、願望和關注的人們聯繫起來。我們都將受益於更多的綠色空間、優質的低成本住房以及更容易獲得健康產品。

代表數十億人的真正全球 DAO 的願景是一種幻想。但是，如果我們將我們的「正外部性」原則應用於我們居住地的未來公民，那麼以協議為基礎的公共產品就開始看起來更像是社區驅動的產業政策。

Web 3 最具破壞性的潛力之一是擁有強大收入機制的實體，並利用它來解決比自身更重要的事情的能力。DAO 可以遵循過去偉大的社會運動的傳統，在州政府之外工作以建立公共產品。

1966年的美國黑豹黨為公立學校的黑人和白人學生提供免費早餐的全國性計劃的成功迫使美國各州政府創建自己的版本。這可以作為一個例子，說明一個關心當地社區問題的非國家團體如何為更多的公眾服務並推動積極的外部性。

這是一個地區性工作的模型，但可以擴展到全球公眾。就像選舉權的擴大一樣，它為鄰近的社區和文化樹立了一個強有力的先例。通過解決植根於我們對地區的擔憂並為他人建立社會模式，我們可以促進真正的全球公共產品。

04 從生態系統建設到世界建設

以太坊項目設想了一個「世界計算機」，一個促進全球繁榮的協調系統。2016 年和 2017 年，我們與成千上萬的其他人一起加入了加密貨幣領域，懷着讓社會變得更美好的雄心。現在我們大多數人都被困在檢查我們的投資組合餘額。我們是否已經忘記了這個核心信念？

我們每個人都是過去社會公共產品的受益者。這些宏偉的項目讓我們謙卑——大教堂、大運河、衛生設施、大眾識字率的提高——它們告訴我們，公共物品的「好壞」也是用它的壽命來衡量的。為了匹配這些偉大的作品，我們必須擴展我們的時間範圍。我們希望確保不僅為代幣持有者或協議參與者，而且為與這些基礎設施共同擴展的世界取得積極成果。我們如何利用加密協議提供的不變性來創造比我們更長壽的事物，從而形成文明長久的基礎？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只需要考慮今天滿足這個定義的公共產品：永久土地保護區、全球種子庫、作為全球基礎通信技術的互聯網，這些不僅是公共物品，而且是使這些產品世代相傳的文化習俗。公共產品是由社會機構制定的，這些機構根據公共利益複製行為模式。

加密協議為社會機構提供了準備迎接當今網絡文化挑戰的基石。許多人已經在尋找雄心勃勃且有影響力的方式來花費其數十億美元的資金。這些加密經濟系統中不僅流淌着金融價值：人們的時間、注意力和精力都是可以被引導的資源。

然而，如今加密貨幣中的大部分內容都是自我參照和自我服務的金錢遊戲。「ETH = 金錢」、「資金多元化」——這些都是從根本上與利潤掛鈎的概念。但是錢有什麼用？美元沒有責任為其持有者獲利。加密貨幣是一種貨幣工具，而不是一項業務。

作為代幣持有者，我們有權利也有責任詢問這些資產應該用於什麼——而且風險很高。20 世紀的社會形態是由明確受純利潤價值體系驅動的公司決定的。我們是否希望下一代基於協議的機構產生相同的結果？我們所需要的社會機構類型不是鏈上公司，而是一個容器，用於容納資本和公司的不同想法。

我們在今天的協議授予機構中看到了這一點，將金庫資金的責任分配給具有目標公共目標的較小群體。想象一下根據這個原則運行的整個協議的力量。我們的雄心遠不止是認真的代幣投票，我們希望整個社區都能重新定義公眾關注的問題。擺在我們面前的機會比任何一種協議都大。當今世界，資本並不稀缺，為公眾謀福利的雄心勃勃的願景才是。

與往常一樣，我們非常感謝其他互聯網同行評審中指導我們想法的每個人。我們特別感謝 Bryan Lehrer、Kei Kreutler、Callil Capuozzo、Jay Springett 和 Arthur Roing Baer 推動我們的思考。我們還要感謝 Dena Yago 和 Carson Salter，他們澄清並強化了我們的論點，感謝 Klara Kofen 豐富了我們的歷史記錄。

感謝 Maria Gomez、Jerry Brito 和 Chris Burniske 在去年就這一主題進行了富有啟發性的對話。最後，感謝 Scott Moore 和 Kevin Owocki，以及整個 Gitcoin 團隊，他們對公共利益的承諾繼續激勵着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