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 淺談數字人民幣發展的動因、機遇與挑戰

來源：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

作者：黃國平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投融資研究中心主任

數字人民幣發展的動因是多方面多層次的，既有需求和供給方面的因素，也有金融監管和對沖私人貨幣無序發展方面的原因。數字人民幣可以進一步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和擴大金融普惠性，同時，有助於人民幣突破物理和地域界限，提高人民幣易獲取性，促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相較於美、歐等國央行數字貨幣，數字人民幣具有政治和制度優勢、先發與場景優勢以及競爭與容錯優勢。但隨着數字人民幣影響力和穿透力不斷擴大，其在發展過程中必然會遇到國內外各種挑戰和制約，需要妥善應對。

本文節選自《數字人民幣發展的動因、機遇與挑戰》（發表於2021年6月18日《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全球央行數字貨幣發展的進展與態勢

受私人數字貨幣勃興發展刺激和數字經濟發展浪潮的推動，全球主要國家（地區）中央銀行（貨幣當局）正在着手研究和開發CBDC。繼2018年國際清算銀行（BIS）展開央行數字貨幣調查之後，2019年，國際清算銀行再次對66個經濟體中央銀行進行後續調查。調查發現越來越多的中央銀行正在（或將要）開展CBDC工作，CBDC正在從概念層面落實到操作層面。從全球範圍看，CBDC尚未擴展到普遍實驗和試點階段。短期（最多3年）內，大約有10%的中央銀行可能會向公眾發行CBDC，受眾約佔世界人口總數的20%。從研究和開發動機看，通用型（General Purpose）CBDC總體高於批髮型（Wholesale Only）CDBC。對於新興經濟體而言，推動CBDC發展的主要動機在於提高支付效率、支付安全性、金融包容性和金融穩定性，而發達經濟體更看重提高跨境支付效率和支付安全性。

目前，包括中國、英國、加拿大、新加坡、歐洲央行等在內的政府和中央銀行正在為各自CBDC項目積極籌劃、實驗和評估。我國早在2014年就開始着手法定數字貨幣的開發和研究，當前正處於測試與試點階段。英格蘭銀行已設計並完成中央銀行數字貨幣RSCoin原型系統的建構，並在概念和技術上開展測試和實驗。加拿大監管當局啟動Jasper項目，探索實驗和測試分佈式賬本技術對金融系統的影響，同時，積極研究CBDC發行機制及可能後果。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展開數字貨幣Ubin項目，從業務分析和技術實踐兩方面為CBDC的發行做準備。歐洲中央銀行和日本中央銀行積極開展有效合作，有序推進央行數字貨幣研發。囿於各國貨幣和金融體系的發展現狀，正在開展CBDC項目的各國中央銀行對CBDC寄予的希望也有所不同。例如，泰國政府希望通過發行CBDC提高金融市場的基礎設施，為未來金融發展奠定基礎；加拿大政府希望通過CBDC提高鑄幣稅收入；新加坡政府希望通過CBDC提高銀行間的結算效率，降低跨境結算的風險；瑞典政府和烏拉圭政府因為國內現金使用率大幅下降，希望發行CBDC作為對現金的一種替代；英國政府關注CBDC發行是否會誘發金融系統危機，造成經濟動蕩；俄羅斯政府關注CBDC是否真正具有匿名性和安全支付性。

2020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催生和擴大了民眾對無接觸安全支付的客觀需求，使全球主要國家(地區)加快了CBDC的研發進程。2020年年初，數字美元正式提上美國CBDC日程。推動數字美元發展既是美國當前金融和社會形勢下實施高效、便捷的經濟刺激和危機救助的重要措施，也是美元體系適應數字經濟時代創新發展的內在要求。目前，數字美元的推進路徑有兩條:一條路徑是由美國國會提案推動;另一條路徑是由數字美元基金會(Digital Dollar Foundation)發起數字美元項目(Digital Dollar Project)研究。此外，2020年12月，Libra申明更名為Diem，並將發布Diem Dollar，私人形式的數字美元呼之欲出。

2020年10月，歐洲中央銀行首次發布《數字歐元報告（Report on a Digital euro）》（以下簡稱《報告》），認為數字歐元將為支付方式提供便利，有助於提升金融包容性與普惠性。同時，《報告》明確指出，隨着電子支付增加，現金使用減少，私人數字貨幣或其他央行的CBDC在歐元區廣泛使用，推出數字歐元是大勢所趨。鑒於此，歐洲中央銀行擬於2021年決定是否啟動CBDC項目，期待在2-4年內推出數字歐元。2020年10月，日本中央銀行發布《央行數字貨幣報告》，明確未來數字貨幣的規劃、設定及實施路線，並計劃在2021年啟動央行數字貨幣的先導實驗，測試數字貨幣基礎核心功能。至此，全球對央行數字貨幣的競爭成為各國角力的戰略制高點。

數字人民幣的機遇與優勢

數字人民幣的發行是中國經濟持續高質量發展、國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以及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和數字化轉型的客觀需要，是推動數字人民幣發展最堅實的基礎和保障。《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明確提出，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推動數字人民幣發展的新機遇。數字人民幣有助於提升我國金融服務效率、暢通信息與數據鏈條、推動經濟結構升級與數字化轉型，從而促進國內大循環格局的形成。同時，數字人民幣有望重塑國際貨幣、金融和貿易結算體系，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和提升人民幣國際地位，從而實現中國經濟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目前，數字人民幣正處在測試與試點階段，在政治制度、場景落地、發展路徑和經濟基礎上具有重要發展機遇和優勢。

其一，轉型發展機遇與制度保障優勢。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從量的增長轉型升級為質的提升，客觀上要求作為宏觀經濟主要調控手段的貨幣政策在手段和方法上更具精細化調控能力，而法定數字貨幣在性質和功能上就具有這方面潛質。數字人民幣的推出是順應技術和歷史潮流的重要舉措，早在2014年，中國人民銀行就着手研發數字人民幣，並決定選擇對社會和公眾具有更大潛在收益的零售型CBDC設計方案。一方面有利於中央銀行利用央行數字貨幣提高貨幣金融領域的服務效率，擴大金融服務範圍，更好地提升金融包容性和普惠性，同時，中央銀行亦可藉此全面加強自身對貨幣體系的管控能力，提高貨幣政策的執行效果，實現更好的金融穩定性。我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決定了中國的貨幣與金融系統代表的是為公眾和社會服務，這是推動數字人民幣發展最重要的政治和制度保障，與當前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與金融體系所代表的全球私人資本利益存在明顯不同。毋庸置疑，數字貨幣（包括法定數字貨幣和私人數字貨幣）的出現必然會對當前國際金融貨幣體系造成衝擊，影響和重構國際私人資本利益格局，這也是制約和影響美歐各國政府及IMF、BIS等國際主要金融和貨幣組織機構開發和選擇CBDC的一個重要原因。今後，數字人民幣應在堅持公共部門主導，維護國家貨幣主權的基礎上，積极參与全球金融、貨幣體系數字化轉型與升級建設，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發展，提升人民幣國際地位，實現合作共贏格局。

其二，數字化發展機遇與場景慣性優勢。數字經濟已成為驅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和國家戰略。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9.2萬億人民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50％，為數字人民幣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發展機遇和經濟環境。當前，數字人民幣陸續在全國各地啟動試點和測試工作。2020年4月，數字人民幣先行在深圳、蘇州、雄安、成都及未來冬奧會場景進行內部封閉測試。《全面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總體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明確提出在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及中西部具備條件的地區開展數字人民幣試點。同年10月，深圳市政府聯合中國人民銀行開展數字人民幣紅包試點活動，將試點範圍擴大至全社會。2021年，數字人民幣試點範圍進一步擴大，北京、長沙等地陸續開展對數字人民幣應用場景的測試。當下，數字人民幣的發行和落地工作加速推進，鞏固了我國央行數字貨幣的先發慣性與場景優勢。多年來，支付寶和騰訊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平台發展培養了中國居民的非現金支付習慣。2019年，我國移動支付佔個人消費支出的比重超過60%。2020年，我國使用移動支付的人數佔總人口的比重近60%。中國人民銀行正在拓展諸如跨境、跨機構支付和清結算等應用場景，採取與支付寶、騰訊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平台深度綁定的方式，充分發揮中國大型科技公司諸多場景優勢。

其三，金融科技發展機遇和競爭性容錯優勢。以區塊鏈、大數據、雲計算和人工智能為代表金融科技的發展為貨幣數字化發展提供了技術和創新支撐。我國金融科技後來居上，已處於世界前列，為數字人民幣發展在技術上提供了保障和機遇。數字人民幣技術方案採取動態演進體系，不預設技術路線，由市場競爭選擇。數字人民幣之所以採取動態的、競爭性的、多方案的雙層技術與運營體系，一方面旨在充分吸收金融科技發展的最新成果，保證數字人民幣系統技術的先進性，同時，也是利用中國作為大國具有的競爭與容錯優勢，以避免技術選擇錯誤對現行金融和貨幣體系造成重大影響和衝擊。中國人口多、市場大，這是規模與體量相對較小的國家（甚至大部分歐、美髮達國家）無法擁有的人口、市場和技術選擇優勢。數字人民幣在競爭性動態演進的雙層架構下，可以同時容納多種技術方案，實施優勝劣汰的演進機制，既可以保證金融系統和金融生態環境的穩定發展，又可以促進技術發展在競爭性演化過程中不斷創新和完善，從而避免金融創新和新技術發展受阻。

其四，持續高質量發展機遇和貿易規模優勢。2020年以來，雖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但中國經濟總量再創歷史新高，突破100萬億元人民幣大關，佔世界經濟的比重達到17%左右，全年GDP同比增長2.3%，成為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同時，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是百年來經濟總量達到美國70%以上的唯一國家。外貿方面，面對國內外的複雜形勢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衝擊，中國全年進出口總值超過32萬億元，再創歷史新高，成為全球唯一實現貨物貿易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2020年1-10月，中國進出口、出口、進口國際市場份額分別達到12.8%、14.2%和11.5%，較歷史最高值分別提升0.8%、0.4%和0.7%，貨物貿易第一大國的地位更加鞏固。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和高質量發展為數字人民幣助力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和國際地位的提升提供堅實的經濟基礎，也為數字人民幣成為推動全球金融基礎設施變革的重要工具提供物質保障。

數字人民幣的挑戰與制約

得益於早期規劃，數字人民幣進展快速，目前，已經具備一定的先發優勢。數字人民幣落地將進一步擴大金融普惠性和包容性，同時，人民幣藉助數字化手段也更易於突破物理和地域界限，從而提高人民幣的易獲取性，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隨着數字人民幣影響力增強，穿透力擴大，也必然面臨國內外各種挑戰和制約。

❏ 數字人民幣的市場、技術和體制約束

數字人民幣已取得了積極進展，正式走進公眾生活指日可待，但仍然可能存在體制、技術和市場等諸多制約因素。

其一，數字人民幣的發展可能會衝擊現行金融利益格局。儘管數字人民幣在制度和技術設計上採取折衷式的“雙層”運營架構體系，以力圖兼顧商業銀行等現行金融體系利益攸關方，避免造成重大利益格局調整。但是，數字人民幣的發行在短期內無疑會對商業銀行和支付機構等帶來嚴重挑戰。例如，數字人民幣可能會誘導居民“存款搬家”，削弱商業銀行信用創造能力，直接損害商業銀行存貸業務利益；又如，數字人民幣可控性、匿名性可能在技術上進一步制約第三方支付機構採集客戶交易數據能力和渠道，從而損害他們包括採集數據在內的既有利益。為此，要保證數字人民幣順利發行，需要做好與當前各利益攸關方的溝通與協調。

其二，數字人民幣的發展增加了貨幣政策調控的複雜性。理論上，數字人民幣在技術上有利於提高貨幣政策調控效率，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的經濟能力。但是，數字人民幣也可能放大貨幣政策偏差，增加貨幣政策調控的複雜性和敏感性，甚至會對經濟和金融體系造成巨大衝擊。例如，利用數字人民幣作為宏觀政策調控工具，提高了金融市場政策敏感性，加速貨幣和金融資產流動。一方面會提高貨幣政策的調控效率，同時，也可能降低商業銀行存款規模的穩定性，甚至惡化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提高負債成本。為此，需要在政策和制度上科學評估，謹慎決策，在詳盡、可靠的壓力測試和仿真評估基礎上，制定科學合理的應對預案。

其三，數字人民幣擴大了金融監管邊界，提高了金融監管難度。誠然，相較於實物人民幣（包括紙幣和硬幣），數字人民幣在技術上可以突破人民幣貨幣主權邊界，擴大人民幣的使用範圍。在助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同時，也提高了我國維護金融安全和有效金融監管的難度，增加了人民幣國際協調複雜性。例如，數字人民幣提高了人民幣作為私人數字貨幣的錨定貨幣機會和實力，客觀上有助於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同時，也使國際金融風險向國內傳染的概率增加，進而誘發市場不可預知的監管套利行為，提高金融監管難度。又如，數字人民幣可能會突破當前外匯管理方面的政策和限制，有助於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形成和發展，但也增加了匯率風險和外匯管理方面的難度。有鑒於此，監管機構在堅持審慎原則的前提下，可推行適度靈活的數字貨幣監管政策，通過監管科技和數字化監管等創新手段，建設和完善中國特色數字貨幣監管體系。

其四，數字人民幣的發展增加了金融系統的技術風險。數字人民幣在技術上採取競爭性的動態演進策略，有利於數字人民幣在發展過程中及時吸收和採納最新成果，保證數字人民幣的技術先進性，但也增加了數字人民幣技術兼容的複雜性和風險性。畢竟，數字貨幣還處於早期發展階段，技術和應用標準遠未統一。近年來，與數字貨幣和數字金融相關的金融科技迅猛發展，但許多技術在理論層面尚不成熟，實踐層面也未得到大規模應用實證，技術風險難以評估和判定，這也是數字人民幣發展過程中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

數字人民幣的國際環境與挑戰

國際挑戰方面，數字人民幣在促進人民幣國際化和增強中國在全球貨幣與金融體系話語權的同時，也必然會迎來針對人民幣和中國全方位參與國際貨幣與金融體系的激烈競爭。英格蘭銀行行長Carney認為，當前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與金融體系的弊端日益凸顯，顯示了其不可持續性，人民幣最有可能成為新的全球主導貨幣。然而，歷史表明，全球主導貨幣代替過程一般都充滿戰爭和災難，因此，更理想的替代方案是由多個CBDC組成“一籃子”合成霸權貨幣。“合成霸權CBDC”既有IMF/SDR的現實基礎，也有各國CBDC及Diem等私人數字貨幣實踐的支持。Carney的觀點與建議既是對中國國際地位和人民幣的肯定，更是針對中國和人民幣國際地位不可逆轉的增強趨勢的柔性阻擊和應對之策。

事實上，在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與金融體系中，人民幣的國際地位並沒有隨中國經濟實力的上升而增強，甚至一度處於邊緣化狀態。隨着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中國在很長時間內都是規模最大的美元儲備國和美債債權人，但中美之間既沒有常設的貨幣互換協議，也沒有臨時性的貨幣互換安排。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出於穩定全球貨幣與金融市場的流動性需要，2013年，美聯儲與英國、加拿大、瑞士、日本和歐洲央行之間設置長期且無額度限制的“C6貨幣互換協議”，並基於此設計了“清邁協議”“歐洲貨幣聯盟”和“IMF信貸額度”以及其他諸多雙邊和區域性貨幣互換安排。2020年3月，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導致全球經濟衰退，美聯儲進一步將總額4500億美元的臨時貨幣互換額度拓展為包括巴西、韓國、墨西哥、新加坡等新興經濟體在內的央行(或貨幣當局)。貨幣互換本質上是合作夥伴國鑄幣權的相互讓渡，中美作為全球經濟規模最大的兩大經濟體，相互間沒有任何形式的貨幣互換安排，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人民幣與美元在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中競爭大於合作。

CBDC的引入可能會加劇本已不能行穩致遠的全球貨幣金融體系的碎片化，包括IMF、FSB等在內的全球金融穩定和監管組織機構期待各國政府和中央銀行在開發各自CBDC的過程中，能夠在技術、標準和架構上保持一致，以避免全球貨幣金融體系進一步碎片化。數字人民幣在實踐上處於領先水平，我國政府既有意願也有能力在央行數字貨幣的發展上貢獻中國經驗。中國應積極在當前國際貨幣金融合作框架內爭取機會，同時，開闢空間，與更廣泛的夥伴一起，共同推進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重構和完善。

目前，數字美元呈現加速推出態勢。私人層面，2020年4月，Libra白皮書（2.0版）正式計劃推出基於單一法幣的穩定幣。同年12月，Libra幣更名為Diem幣，聲明即將推出基於美元的穩定幣Diem Dollar，私人形式的數字美元呼之欲出。民間層面，2020年5月，數字美元基金會發布《數字美元項目》白皮書，從架構、技術、場景和試點等方面對未來數字美元的基本框架進行設計和說明。官方層面，2020年3月，美國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向國會提交的《保護消費者、租房者、房主和無家可歸者法案》及美國參議院銀行、住房和城市事務委員會提出的《全民銀行法案》都對數字美元及其錢包、成員銀行、合格主體以及美聯儲權利、義務進行具體定義與規定，推動數字美元的發展已成為美國國會的重要議程和金融立法的重要內容。

美元是當前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的核心和主導貨幣，數字美元的推出必然對數字人民幣和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帶來重要影響和挑戰，可能會擠壓數字人民幣國際化空間的拓展。數字人民幣的發行與流通有助於增強人民幣跨境支付能力，提升人民幣國際地位。數字美元可能會對沖和削弱數字人民幣在跨境支付和清算中的功能與作用，從而對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及我國金融安全帶來挑戰。當然，央行數字貨幣作為新生事物，機會與挑戰並存，如果包括中美在內的世界各國加強溝通、通力合作，以貨幣數字化進程為契機促進全球金融基礎設施重構和改善，則必將推動國際經濟和金融發展形成協同共生、合作共贏局面。

結論及政策啟示

央行數字貨幣作為數字經濟時代金融基礎設施的核心支撐系統，強化和保障了主權貨幣地位，提高了貨幣政策執行的效果和靈活性，從而提升了金融服務實體的經濟能力和金融普惠性。我國央行數字貨幣的開發和研究已處於世界前列，數字人民幣正式發行日漸趨近。2020年以來，全球各國（地區）央行數字貨幣呈加速發展態勢，數字美元也正式推出，這勢必對全球金融和貨幣體系帶來重大影響與衝擊，也必將影響數字人民幣戰略布局和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當前，數字人民幣即將正式落地，但仍面臨內部監管相對滯后、公眾認知不足，以及數字貨幣對現行經濟、金融和貨幣體系衝擊與影響不明等諸多挑戰，同時，外部也將面臨包括各國央行數字貨幣在內的各類數字化貨幣（數字金融資產）的激烈競爭。央行數字貨幣需要妥善應對，在制度、法律、技術和運營環境上加以完善和提高。

第一，完善數字貨幣和金融領域的法律制度框架，保障和促進數字人民幣依法規範運行。一是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等貨幣金融領域的基礎法律，儘快在金融基本法中正式確定數字貨幣與紙幣、硬幣等實物貨幣同等的法律地位。二是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幣管理條例》等基本條例和規章，結合央行數字貨幣的技術和特點，修訂現行貨幣管理制度中不適應數字貨幣發展的規章，填補數字貨幣相關條例中的空白和監管模糊地帶，為數字人民幣的發行、流通、使用和管理提供明確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三是提升和完善數字人民幣交易、使用和流通中可能涉及的諸如所有權轉移、數據信息隱私保護、以及數字化環境中反假幣、反洗錢管理辦法和技術，以適應貨幣形態變革帶來的新變化和新要求。四是制定和完善數字人民幣管理的規範性文件和具體操作細則等，明確市場准入條件和要求，保障數字人民幣順利落地。

第二，完善針對數字人民幣的監管框架，探索適應和促進數字人民幣發展的監管新模式。一是針對數字人民幣交易、運營和流通等特點，構建包括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保監會、中國證監會等在內的立體化監管協調體系，實施全方位監管，避免監管交叉和監管缺位。二是建立動態化的監測預警體系與應急處理機制，及時識別、防範和化解數字人民幣發行、流通和運營過程中出現的新風險、新問題。三是創新監管模式和監管手段，保持監管的開放性與靈活性，提升對數字人民幣應用場景的監測能力。

第三，加強數字人民幣的技術研發和系統建設，防範數字人民幣運行中各類新型衍生風險。一是加強數字人民幣發行和運行中的信息安全管理，防範數字環境中各類信息欺詐和信息惡意泄露。二是分析研究數字人民幣發行和運行對微觀市場和宏觀政策的衝擊與影響，鼓勵和引導數字人民幣運營和服務市場有序競爭、良性發展。三是加強數字貨幣化可能導致的金融資產價格波動性和關聯性風險監測，防範和釋緩可能引致的金融風險傳導鏈。四是加強公眾數字貨幣和數字金融知識教育，培養社會公眾數字貨幣良好和安全使用習慣，識別和防範假借數字貨幣和數字金融之名的各類詐騙等非法行為，維護數字人民幣（央行數字貨幣）的公信力和影響力。

第四，培育適應數字人民幣發展的金融生態，實現數字人民幣發展合作共贏格局。數字人民幣成功與否，一方面取決於處於第二層的各類金融機構和數字化平台的積極支持和響應，這有賴於數字人民幣發行和運行是否有公平、合理的激勵機制，可能也是數字人民幣正式發行和落地之前在技術和制度上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另一方面，數字人民幣是否具有暢通靈活的兌付通道是數字人民幣成功且平穩運行的又一項必要條件。如果兌付通道不暢通，就有可能導致數字人民幣的價格產生巨大波動，對貨幣和金融系統造成不可預知的巨大衝擊與影響。此外，數字人民幣的應用場景和市場接受度也是影響數字人民幣運行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數字人民幣只有具備足夠的應用場景和市場接受度，才能從流動性上保證數字人民幣成功和順利運行。當前，主要第三方支付平台在我國場景性支付和消費中佔據重要份額，用戶和市場已對此形成很大程度的路徑依賴。有鑒於此，數字人民幣應加強與現有的支付和金融機構深入合作，形成充分、廣泛、細緻和線上線下無縫銜接的服務模式，提高數字人民幣市場接受程度和應用場景的適應性。

第五，規劃和構建以數字人民幣為基礎和核心的跨境支付體系，提升人民幣國際化發展水平。利用數字貨幣和數字金融領域技術成果建設和融合CIPS等人民幣跨境支付結算系統，對沖和釋緩當前以美國（美元）為主導的國際支付清算體系對人民幣跨境支付結算帶來的危機和損害。依託“一帶一路”建設，統籌謀划利用數字人民幣支付結算系統將人民幣打造成“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雙邊和多邊貿易支付結算的主要可選貨幣，促進國際金融、國際貿易中支付、清算和結算工具的多樣化，規避相關外匯及政策風險。

第六，加強數字貨幣（金融）技術和規則構建的國際協同與合作，為全球數字貨幣（金融）體系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中國應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國際清算銀行等重要國際金融組織機構和政策平台上，對數字貨幣（金融）領域基礎設施構建，規則標準制定等發出中國聲音，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應主動與全球各國（地區）保持溝通和聯繫，掌握前沿科技，分享創新成果，推廣數字錢包、身份認證、加密傳輸等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的中國經驗，實現中國與世界各國數字貨幣金融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同時，加強跨境監管合作，建立並完善各國監管和執法機構之間的國際協調與合作機制，重點對數字貨幣領域的反洗錢、反欺詐和恐怖融資展開有效聯合與協同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