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掌大的屏幕也可以變成一塊黑板，學生是一群不識字的成年人。52歲的李紅每天要砌11個小時的牆、壘幾百塊磚，還兒子的大學貸款、給女兒攢嫁妝。但打開教成人識字的直播，她就放下活計，變成一名專心認字的“學生”。
一名建築工人在宿舍練習寫字 受訪者供圖
王美玉剛開始學字時的作業 受訪者供圖
在某短視頻平台搜索“成人識字”，會找到上百個直播間，他們大多是個人運營賬號，有人是從幼兒教育轉行，有人從沒教過書、只有專科學歷、普通話也不太標準。在直播間，李紅找到了“同學”，他們有六七十歲的老人，也有手機“玩得很溜”的80后和90后。工地上、高速公路邊、蔬菜大棚里，在勞作間隙、在孩子入睡的片刻，他們如饑似渴地注視着同一塊“黑板”。
丁小花是在短視頻平台最早教成人識字的主播之一。她習慣了直播間里沒有飛舞的燈牌、禮物，右上角不斷跳動的數字證明着觀眾的存在。學生們不會打字，很多人的網名只有一串數字，有的遺留着語音轉文字沒有刪掉的逗號和句號。
她教他們拼音、寫字、手機打字、各種生活常用短語，有時還要幫着解決家庭糾紛。有的學生叫她“老師”，也有人喊她“福星”“救星”。
在這個大課堂，“畢業”標準是達到“小學五六年級水平”，這意味着識字量達到近3000個。在沒有這3000字的人生中，大到做生意記賬、給孩子辦戶口、在離婚協議上簽字，小到在線購物、去KTV唱一首歌，甚至公共廁所進哪一邊，都能輕易難住這群人。
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他們僅佔全國人口2.67%，許多人從沒跟工友、同事說過自己不識字的痛苦。一位50多歲的學生說，“我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我當過母親、妻子、女兒，但我從來沒有同學。”
開始學字后，李紅晚上心煩就練字，把頭燈掛在上鋪，趴在下鋪寫，寫完一本扔一本，像是扔掉了幾十年的“憋悶”。學生們都圓了不少心愿，比如第一次實現一個人坐火車、一個人去醫院挂號繳費、一個人去銀行存取款，有人感嘆，“不虧來這世上一回”。
“不認識兩個字，真是寸步難行”
直播間里夏天人最少，冬天人數則會成倍增長——農忙讓直播間里的“學生”脫不開身，工廠的生產旺季還有人要加班。孩子放暑假，他們要在家帶孩子。而到了冬天，務工的人開始返鄉，地里也沒活兒。學生來去如候鳥遷徙，每晚10點后，直播間才會熱鬧。
老師上課也不像在學校一樣規律。他們收入主要靠直播間里售賣識字書籍和線上課程，因為受眾少、盈利不高，很多“老師”幹了半年就不再更新。
丁小花是仍在堅持的少數人之一。在直播間上課，丁小花總習慣性地把一句話重複三遍，聲音拖得很長。彈幕流動也慢，學生們很少冒頭，偶爾打出來的句子，也沒頭沒腦的。他們說“老師晚上好，你餃子邊”，可能因為課上正在教“絞絲旁”。
學生連麥讀拼音，經常要遲疑幾秒才敢念。有人連上麥后太緊張，一個勁兒地笑，說，“算了算了，我讀不出來，心裡怦怦怦怦。”有人念第一遍，錯了，被糾正，又錯了。5分鐘過去，丁小花問，要不咱們下次再說？但學員還是怯生生地說，要讀。丁小花很少發火，會讓學生念到正確為止。
丁小花明白這種難以啟齒的感覺。她是寧夏固原人，35歲，大專學歷，西北口音濃重，總把“村”讀成“聰”，“風”讀成“分”。
丁小花的父母都不識字，往上數三代也不識字，她是家族裡學歷最高的人。她在銀川干會計，3年前，她辭去工作回家帶孩子，時間變得寬裕。和遠在固原的父母聊天多了，她開始想教他們識字。
小時候，她見過父母去醫院，挂號、拿葯不知道怎麼走，問保安，保安對他們吼，“你沒長眼啊！”丁小花心裡難受。近兩年有了智能手機，父母只會打電話，不小心點錯彈窗廣告，他們不會關，手機一整天就擱着，等她弟弟回來關。
想到老家和父母一樣的人有很多，大家一起學會更有勁頭，她打開直播講識字，同城的人都可以聽。一開始只教單個字詞，包括車站、銀行和醫院相關的日常用語。後來，全國各地的學生不斷湧入直播間，她才開始系統教授拼音和大寫字母。
學員未能受教育的原因很多，有些人來自偏遠貧困地區，家裡孩子多，沒錢上學。有些人是孤兒或事實孤兒，寄養在親戚家。有些人身患殘疾，生活無法自理。其中大部分人的年齡集中在40歲到70歲之間，也有少部分90后和00后。
他們習慣了沉默，在被同事罵“腦子笨”的時候沉默，在被伴侶罵“廢物”的時候沉默。在短視頻平台刷視頻、看直播，大部分人因為不會打字，從沒發過評論。
但他們會靠圖標辨認手機軟件，上網則靠語音或者家人的幫助輸入文字。網名會泄露出心底的秘密。一個學員叫“想家的女人”，42歲，從來沒有一個人回過娘家。娘家離自己只有100多公里，但她不認識地名，怕坐錯大巴。
有位網名叫“紫菱”的腦癱患者也是學生之一，她喜歡看偶像劇，喜歡《一簾幽夢》里“紫菱”的大膽和活潑。她從小就自己悶在家，有一肚子的話無處說。被母親推着遛彎兒，認識了街頭賣藝的殘疾人朋友，加了QQ，但不認識人家打的字。
許多人的隱私需求很難說出口。90后王美玉倔強地度過了自己的少女時期：想買牛奶味的沐浴露，不問導購，自己打開瓶蓋湊上去聞；化妝水只買透明瓶子，不會和乳液搞混；衛生巾分不清日用還是夜用，買錯了不少，別人問起，就說是囤貨。
自己撐不住的時候，只能求人。上銀行取錢、存錢，王美玉會找人一起去，但專找同村的，萬一人家偷錢跑了，也知道他家在哪。
她母親從小就說，“學不學（字）都一樣，早晚要嫁人”。但王美玉不願一輩子被困在農村，剛進入21世紀，14歲的她離開家，跟着農民工大潮南下。第一次跟着同村的朋友打工，下火車、進工廠、3個月後坐火車離開，她至今都不知道那個地方的名字。
之後她輾轉於各種工廠，發現“勤”補不了不識字的“拙”。在服裝廠，把做完的工序記下來才有錢拿，王美玉不會寫，總是做得多、拿錢少。拆解服裝時，別人很快就能照着圖紙找到對應的部位，她要用手扒半天樣品，才能記住結構。
同齡人中不識字的很少，工友們總說，王美玉是因為“不乖”“不聽話”才沒上學，一條流水線的人都躲着她，生怕被她拖了後腿。王美玉自此學會了喝酒，抽煙，一個人坐在女工宿舍的角落，把心事都綉進十字綉。
近五六年，識字的渴望在她心底逐漸膨脹。寫滿字的屏幕出現在商店、醫院、銀行、車站，她越來越難隱藏自己的軟肋。她因為態度認真，曾有望被提拔為抽檢，只用坐在空調屋裡，用電腦記錄產品數據，但她不會用電腦。
很多學生都有同感，一位50多歲的學生回憶自己小時候，路上“摩托車都很少”，沒什麼路牌，出門看路都是“走着問着”。現在人人都用手機導航，“不認識兩個字，真是寸步難行”。
“我年齡這麼大，還能學會嗎？”
很多“大齡學生”的學習目標不高，能記賬做生意、學開車拉貨，能考技能證書、進更大的工廠上班，就夠了。
但聽同樣的課程，有人半個月就能學會漢字結構，有人學了一年還在單韻母“aoe”里打轉。程傑在私立學前班教了10年孩子，她認為，教成人比教小孩費勁太多。“小孩是一張白紙，你一揮手、一張嘴，他們就跟着你讀。在直播間這些成年人，他們有自己的主意，有自己的想法。”
一些成年人的發音習慣已經根深蒂固。有的學生“ne”和“le”讀不清，老師會讓學生張大嘴，拍個視頻發過來，看看他們舌頭頂住的到底是前門牙還是上顎。
更難扭轉的是一些人的自卑心理。第一次進直播間的人總問，“老師，我年齡這麼大，還能學會嗎？”一遇到困難，過去幾十年“低人一等”的痛苦就會湧上心頭，“他們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笨的人”。
為了幫助他們理解課程，程傑努力貼近生活。用“度”組詞，她解釋“濃度”，“就是你們打農藥時候管子里的葯”。講“浮”的右半邊結構，她提問，“爪子下面有孩子，農村常見的，想起來了嗎？孵蛋嘛。” 讀單韻母“u”，她教他們嘴型，“你家孩子生氣時嘴巴怎麼噘，你就怎麼噘。”
這些“大齡學生”沒有家長，老師要提供“保姆式”服務。有時手機點錯了，或者平台卡頓，學生馬上電話打過來，“我找不着你了老師！”“你課沒了老師！”
學生想購買可以回看的在線課程，老師要從打開軟件開始教，告訴他們“購買”圖標的顏色、位置。購買課程后，老師想寄書，學生不知道如何寫地址，有人直接發來身份證照片，有人則跑到家門口拍門牌號和路牌。
很多學生見慣了冷漠的目光，這是第一次被耐心對待。在直播間雙擊屏幕，就能點亮紅心，增加主播的曝光度。學生們為了幫程傑增加人氣，自發想出了不少順口溜，沒事就在直播間發語音宣傳：“萬水千山總是情，點點愛心行不行”“紅心走一走，活到九十九；紅心飄一飄，知識長高高”。
43歲的程傑常被六七十歲的大姐親切地稱為“小老師”，她收到過新疆的葡萄乾、山東的蘋果、寧夏的枸杞。有主播甚至收到過一面錦旗。丁小花的學生碰見育兒難題、創業辦手續，都會先諮詢她的意見。
直播間也是學生們傾訴喜悅和悲傷的樹洞。一位名叫“火狼女”的學員和程傑連麥，說自己孩子收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程傑高興壞了，“給咱們的火狼女大公子刷鮮花，師範大學呢，真出息！”彈幕活躍起來，一排排鮮花、愛心傳遞着無聲的祝賀。
一位學員訴苦，說自己從不知道老公收入多少，另一位學員忍不住發了一條不太通順的彈幕，教她在家裡要掌握財政大權，“我要的是老爺們兒掙的錢你不會存。那可咋整啊。這一輩子摸不着錢，太遺憾。”
“真正的獨立”
學員在直播間連麥讀書，老師們有時能聽到，電話那頭傳來子女、配偶的冷嘲熱諷，“凈干這沒用的”“要是你能學會，我把姓改了”。一位學生曾經想要退錢，因為她的丈夫反對她學習，砸了她的手機，撕了她的書。她只能躲在被窩裡偷着學。
有人擔心手機被家人看見，提議把“成人不識字群”改成“歡樂群”。有人在自家店鋪的櫃檯看書，會在來客人時藏起書本。
程傑常對受挫的學員說，“你更應該改變，家人不支持，說明你沒有地位。為什麼沒有地位？因為你不識字，什麼都做不了。愛是相互的，哪有單方給愛，一輩子不求回報的？” 她推薦學生們讓家屬幫忙分擔一些家務。
老師們發現，這些不識字的學生中女性佔大多數。據《中國統計年鑒（2021版）》統計，中國文盲群體中女性佔75%。
她們在前半生里，支持丈夫的工作、一心拉扯孩子。有人總疑心丈夫跟別的女人在微信上聊天，但她看不懂。丈夫也不防着她，手機就撂在她面前。
“已經適應了犧牲。”主播劉嘉見過一個女人，報名時在電話里聲淚俱下，說老公看不起她、娘家人不理她，每花一分錢都要看別人臉色。劉嘉覺得她一定會使勁學，但跟老公和好后，她就不學了，“她有拐棍，學習就沒必要了。”
在教這些女人識字的過程中，劉嘉不斷看見母親和奶奶的影子。奶奶出生於民國，裹小腳、不識字，為了等一個出身書香門第的人，堅持不嫁人，30歲才嫁給劉嘉的爺爺當填房。嫁過去十多年，爺爺去世，奶奶一個人拉扯4個兒子，培養出3個大學生。
但奶奶始終沒有自己的名字，別人都叫她“老董家的妮兒”。奶奶總喜歡讓上小學的劉嘉給自己起名、教自己識字，見到喜歡的字，就加在名字里。
劉嘉的母親更是“圍着家轉”。劉嘉和哥哥小時候從來不帶鑰匙，因為不管什麼時候推開家門，母親都在。冬天的黑龍江，全家人不用怎麼買衣服，母親會整整齊齊織一套圍脖、帽子、手套，做好棉鞋、棉衣棉褲。
只有在和父親吵架時，母親才會說出心裡話。劉嘉記得有一次母親流着淚說，“我就是沒有文化，我要是有文化，我就走了！”母親因為不認識字，每次想回娘家，都是忍着。
讓一雙兒女有文化，成了母親最大的心愿。劉嘉記得，母親不懂作業，不管自己字寫成什麼樣，母親都誇好看；只要看見紅色的對號，母親就會開心。她從來不讓劉嘉插手家務，就算劉嘉說作業寫完了，母親仍會條件反射般重複，“放學了要寫作業啊”。
劉嘉的哥哥初中輟學那天，這個身體硬朗的女人罕見地病了一個月。
但母親從沒把這種執着放在自己身上。開始直播教學后，劉嘉曾經問過母親，願不願意學識字。母親拒絕了，她的依靠先是丈夫，后是兒子，現在是剛上大學的孫女，劉嘉覺得，她已無法扔掉“拐棍”。“她永遠能找到拐棍”。
為了幫助她們重拾對學習的熱情，程傑給這些只認識柴米油鹽的中年女人講“三代人培養一個狀元”，告訴她們，教育如何帶來視野的改變。她講自己為了孩子的教育，如何帶着孩子一個人從村裡跑出來，跑到北京，一待就是15年。
程傑也會講女性如何緊跟社會步伐。比如講“將”，她知道很多人通過收音機聽過《楊家將》，就使勁誇穆桂英，“這是我們女人的驕傲，咱們也要有做‘厲害角色’的思想。”
這些學生中也不乏“厲害角色”。在別人眼裡，52歲的孫鳳雖然不識字，但絕對算“獨立”。
她開一間三層樓的推拿館，帶着十幾個店員，20多歲就一個人養活兩個兒子。平時她喜歡在直播間和人聊天，妝容精緻、假睫毛硬挺，亮晶晶的美甲兩厘米長。她總大罵那些叫她“老女人”的網友，罵完大口喝1升裝的冰紅茶。
但在盔甲之下，孫鳳渴望的是“真正的獨立”“不費力氣的獨立”。她生於甘肅農村，家裡窮，奶奶不讓丫頭上學，她從小干力氣活，從山坡上拉煤、去磚廠澆水泥板。17歲碰上男友，跟着他到新疆“淘金”，沒想到男友賭博、家暴，花光了他們所有積蓄。
她要強，帶着孩子離開男友后，從沒跟親戚朋友借過一分錢。最窮的時候，兜里只有5毛錢，揣了整整一周。因為沒文化，她連銀行都不信任，把賺來的錢塞進爛鞋、藏在床底。
她在足浴店工作，每天和幾十雙腳較勁。足浴店女人多，是非也多，她很少參與吵架。但如果有人故意挑釁，她會抓着她的腦袋往桌上磕。
她總有解決問題的辦法。她自己開店后，她帶着在足浴店認識了十幾年的朋友，幫她算賬、辦營業執照、簽合同。她認識“男”和“女”，認識數字，按照“女1”“男1”的格式存顧客的號碼。每個月給員工發工資，她帶着上初中的兒子去銀行取錢、存錢。
但當兒子長大成家，她才發現自己處處欠人情。“我不可能讓兒子永遠跟着我，或者求着朋友跟着我。”跟着直播學了一年多字，她第一次一個人坐飛機回了趟甘肅老家。走下飛機的時候，她生平第一次感覺心裡“有了底氣”。
“變才是命運”
沒人能說清楚達到什麼標準算“畢業”，丁小花覺得是掌握所有生活常用字，程傑覺得是能自己通過網絡搜索查生字、解決問題，“萬事不求人”。劉嘉則希望他們能實現正常書寫和獨立閱讀，雖然10個學生里，只有兩三個能閱讀完整的段落。
他們日常接觸的文字很少，閱讀能幫他們複習鞏固。所以除了識字和拼音課，她還開設了閱讀班，帶着學生們讀小學課文。學生們都喜歡讀《教螞蟻認字》，斷句磕磕絆絆：
“螞蟻/王國/的公民/都很/勤勞，可是/不識字，是/文盲。螞蟻/國王/十分苦惱。沒有/文化知識，就會/被/別人/瞧不起，還會/遭到/別人/的欺負呀。”
一位54歲的農民，白天在蔬菜大棚里忙碌，晚上睡前一定要讀書，出聲地讀。為此，她專門買了一個大燈泡，一把放大鏡，每天晚上給孫子洗完澡，坐在紗賬里，抑揚頓挫地讀《夏夜多美》。
對於那些生活早已“定型”的人來說，識字就是為了圓夢。一位60多歲的學生，從沒走出過家外5里地。為了能一個人趕集，她把筆和紙條帶在身上，在田間地頭寫，在廚房裡寫，在洗衣服時寫。鼓起勇氣自己出門的那天，她第一次敢抬頭，把一條街的牌匾看了個遍。
一位72歲的學生，剛開始拿筆都哆嗦，“硬划拉都划不上去”，現在因為字好看、作業認真、時間也充足，在微信群里當班長，加了20多個人的微信。她想起50年前在生產隊當副隊長，因為無法傳遞傳達會議紀要被免，現在，她覺得自己是“有用的人”。
在“打字練習群”，學員們會分享自己喜歡的句子。一位70多歲的女學員發來一段摘抄，“慢品人生細品茶，夕陽路上度年華。每日開心悠閑過，留着健康看晚霞”。有學員喜歡抄歌詞，“看歲月晃悠悠，不緊不慢拉着我走，孤獨把我騙到路口”。
程傑看了，激動地在群里發語音，“誰說我們不行，你們都是被埋在土裡的明珠。”
很多人已經把課看了好幾遍，仍沒放棄每天學習、練字。王美玉在風扇廠工作，一天打幾千個螺絲，風扇在頭頂嗡鳴，汗流浹背。她在腦中一筆一畫回憶新字，心就變得很靜。每天晚上9點下班，她一回家就學新字，不學完不睡覺。
她喜歡把之前的作業和現在的放在一起，拍給男朋友。原來一行字高高低低、有大有小，一個字散成好幾部分，“特凌亂”。現在，她寫的字聽話地躺在格子中央，乾淨，整齊。每次出門，她喜歡讓男友把電動車速度放慢，一個個念出路邊的店名。
52歲的建築工人李紅在短視頻平台發路邊的野花、廢棄的工地、荒蕪的田壟，但沒有旁白，沒有音樂。現在這些視頻都有了標題，以及她簡短的評價。
原來她怕打擾女兒工作，一星期才打一次電話。現在最開心的事兒，是每天早中晚給閨女發信息，“你吃飯了沒？”
學生們總不好意思地說，自己學字后，變得“話多”。腦癱學生“紫菱”，在班裡沒人知道她身體殘疾，同學們都誇她“學得真好”。她把一肚子的話敲進朋友圈，包括出門做核酸、逛超市、失眠等小事兒，一天“刷屏”好幾條。
一位45歲的男學員跟着老闆去飯局，他只是悶着頭喝酒，“都在酒里了”。他技術好、受老闆器重，同事不服氣，拿他“沒文化”這件事下酒。以前他總默不作聲，現在他也學會了巧妙應對，“要不是我沒讀書，你還趕不上我呢。”
開推拿館的女強人孫鳳說，自己脾氣也沒那麼沖了，“知道點到為止”。之前有些熟悉的頭像總出現，她不會讀名字，只能說，“你來了，謝謝你哦”。現在她能叫出他們的名字，語氣不自覺也柔和了。
她好像終於能把心裡的苦傾倒出來了。回顧自己的人生，孫鳳寫了一句話，當作短視頻賬號的個人簡介，“真的很累嗎？累就對了，苦才是人生，忍才是歷練，變才是命運”。
（應受訪者要求，除丁小花、程傑外，其餘均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焦晶嫻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