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基因“狗仔隊”就在身邊法院還沒準備好面對DNA盜竊的法律泥潭

據The Conversation報道，基因竊取的故事，或者為避免它而採取的極端預防措施，時常成為頭條新聞。法國總統馬克龍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馬克龍拒絕接受俄羅斯PCR COVID-19檢測后坐在一張很長的桌子兩端的照片就是如此。許多人猜測，馬克龍拒絕的原因是安全方面的擔憂，即俄羅斯人將採取並使用他的DNA用於邪惡的目的。德國總理肖爾茨也同樣拒絕接受俄羅斯的PCR COVID-19檢測。

雖然這些擔憂可能看起來比較新，但流行音樂明星麥當娜十多年來一直在為未經同意、偷偷收集和測試DNA的可能性敲響警鐘。她僱用清潔人員在音樂會後對她的更衣室進行消毒，並要求在她的巡迴演出的每一站都有自己的新馬桶座圈。

起初，麥當娜被嘲笑為有“DNA妄想症”。但隨着更先進、更快、更便宜的基因技術進入消費領域，這些擔憂似乎不僅合理，而且有道理。

Liza Vertinsky和Yaniv Heled是研究如何監管基因測序等新興技術的法律教授。他們認為，公眾對遺傳學的興趣不斷增加，帶着DNA採集工具的基因“狗仔隊”可能很快就會像帶着相機的狗仔隊一樣無處不在。

雖然法院在大多數情況下設法迴避處理對公眾人物進行偷偷摸摸的DNA收集和測試的複雜問題，但他們不會再迴避處理這個問題了。而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他們將正視現有法律框架在涉及遺傳學方面的局限性。

遺傳信息寶庫

你走到哪裡都會留下你的DNA。在你一天的活動中，你脫落的幾縷頭髮、指甲、死皮和唾液都是可收集的DNA痕迹。

基因分析不僅可以揭示個人信息，如現有的健康狀況或患某些疾病的風險，還可以揭示一個人身份的核心方面，如他們的祖先和他們未來孩子的潛在特徵。此外，隨着基因技術的不斷發展，人們對通過體外配子發生(IVG)技術將偷偷收集的基因材料用於生殖目的的擔心已不僅僅是偏執狂。

歸根結底，在未經個人同意的情況下獲取個人的遺傳物質和信息，是對仍被認為是深度個人化的法律領域的侵犯。儘管如此，保護個人在其遺傳材料和信息方面的利益的法律卻很少。

現有的法律框架

當涉及公眾人物基因盜竊的糾紛不可避免地進入法庭時，法官將需要面對一些基本問題，即基因與人格和身份、財產、健康和疾病、知識產權和生殖權利之間的關係。在涉及執法中使用遺傳學、DNA的可專利性和被丟棄的遺傳材料的所有權的案件中，已經提出了此類問題。

在這些案件中，法院只關注遺傳學的一個方面，如隱私權或遺傳信息對生物醫學研究的價值。但這種有限的方法忽略了其他方面，如具有共同基因的家庭成員的隱私，或某人對作為醫療程序一部分而被丟棄的基因材料可能具有的財產和身份利益。

在基因“狗仔隊”的案件中，法院可能會試圖將有關遺傳學的複雜問題納入隱私權的法律框架，因為他們過去也是這樣處理對公眾人物生活的其他侵擾的。

現代美國隱私法是一個由州和聯邦法規組成的複雜網絡，規定了如何獲取、訪問、存儲和使用信息。隱私權受到第一修正案對言論和新聞自由的保護，以及第四修正案對不合理的搜查和扣押的禁止的限制。公眾人物的隱私權面臨進一步的限制，因為他們是合法公共利益的對象。另一方面，他們也有公開權，可以控制其獨特的個人識別特徵的商業價值。

遺傳物質未經其同意被取走的人也可以提出轉換索賠，即他們的財產受到干擾並喪失。佛羅里達州的法院目前正在考慮在一起私人糾紛中提出轉換索賠，在這起糾紛中，Marvel娛樂公司的前首席執行官和他的妻子指控一名百萬富翁商人竊取他們的DNA，以證明他們通過仇恨郵件活動誹謗他。這種方法用更狹隘的財產框架取代了狹隘的隱私法律框架，將遺傳學降為某人擁有的物品。

未來可能出現的情況

根據現有的法律和基因技術的現狀，大多數人不需要像公眾人物那樣擔心偷偷收集和使用基因材料。但是，基因“狗仔隊”案件可能會在決定其他人將擁有或不擁有何種權利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美國最高法院非常不可能承認新的權利，甚至肯定以前承認的權利，這些權利在憲法中沒有明確提及。因此，至少在聯邦層面，對遺傳物質和信息的個人保護不可能適應不斷變化的時代。

這意味着涉及遺傳學的案件可能屬於各州立法機構和法院的職權範圍。但沒有一個州能充分解決遺傳學法律索賠的複雜性問題。即使在有專門保護基因隱私的法律的州，法規也只涵蓋了很小範圍的基因利益。例如，有些法律可能禁止披露遺傳信息，但不禁止收集。

不管是好是壞，法院對基因“狗仔隊”案件的裁決將塑造社會對遺傳隱私和更廣泛的遺傳學方面的個人權利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