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特斯拉被踢出標普ESG指數，馬斯克怒斥稱，ESG就是騙局，被那些偽裝成社會正義鬥士的傢伙當成槍使。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也將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列為今年的重點關注領域之一，ESG基金面臨挑戰。
前兩天，美國最大的公共退休基金CalPERS 前負責人、ESG運動的倡導者 Anne Simpson在紐約的一次會議上發言稱，是時候進行“撕毀”ESG（RIP ESG）了。
關於ESG的爭議聲愈發響亮，ESG已經“不合時宜”了嗎？
ESG時代的終結？
在過去的幾年裡，可持續性和以利益相關者為中心的“ESG投資”概念變得流行起來。
這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Greta Thunberg等氣候活動家的崛起，她通過演講等方式，成功地向許多首席執行官和首席投資官灌輸了ESG等概念。
其次，ESG的流行也得益於社交媒體和數字透明度不斷提高，維權組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監控公司的行為，“新冠疫情”和“黑命貴”（Black Lifes Matter）等社會事件使得公司董事們很難忽視社會福利。
或者換一種說法，ESG概念已經從一個狹隘的行動主義領域轉變為企業董事會的風險管理領域。在這個領域，忽視ESG問題的公司可能面臨聲譽受損和客戶、投資者和員工損失。
與此同時，ESG基金蓬勃發展，數量激增，貝萊德等投資集團去年辯稱，與同行業公司相比，不符合ESG的公司表現不佳。
然而，歷史表明，趨勢總是像鐘擺一樣來回搖擺：當一項創新火熱時，其發展是如此之快，以至於走向極端，從而引發問題，這是不可避免的。現在歷史重演：在經歷了一場令人興奮的繁榮之後，當前流行的ESG出現了問題。
“漂綠”問題頻現，“E、S、G”難以協調
引發反思的一個嚴重問題是“漂綠”行為頻現，如德意志銀行資產管理部門前首席可持續發展官Desire Fixler，去年指控她的僱主進行了大規模的“漂綠”，但該公司否認了這一說法。
另一位來自貝萊德前可持續發展專家Tariq Fancy，他猛烈抨擊這家資產管理巨頭，認為其倡導的ESG實際上正在破壞為氣候變化作出的努力，因為它減輕了政府採取行動的壓力，並沒有像它所聲稱的那樣真正將資本引導到綠色事業中。
此外，滙豐財富部門可持續投資主管Stuart Kirk則認為，ESG倡導者和央行行長（如英國央行前行長馬克·卡尼）誇大了投資者面臨的氣候風險。
俄烏衝突則突出了另一點，“E”、“S”和“G”的問題難以協調。一些俄羅斯公司，如水電巨頭En+，以前受到ESG活動家的歡迎，因為其試圖擁抱綠色技術，現在卻被迴避。
再如，馬斯克領導的特斯拉因其高“E”認證而備受讚譽，該公司去年在美國製造了四分之三的新型電動汽車。 然而，用於製造這些汽車的礦物有時來自骯髒的礦山，勞動條件惡劣，該公司因種族歧視和工廠惡劣的工作條件而受到批評，難以滿足“S”的標準。
重新思考規則
那麼，這是否意味着ESG背後的動力已死，或正在消亡？可能不會。相反，用一個更好的方式來描述正在發生的事情是，現在的問題表明，面對更多的審查，市場正在成熟和發展。這種挑戰實際上可能會使“可持續性”的概念更具可持續性，而不是更少，並消除一些泡沫。
Fixler指出，我認為我所做的（打擊“漂綠”行為）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一個泡沫，從長遠來看，這將更有利於ESG發展。在21世紀初，圍繞信用衍生品出現了一場金融創新熱潮，但這種繁榮並沒有受到太多的監督或挑戰，直到為時已晚。這一次，她認為挑戰來得如此之早，將有助於應對泡沫。
其看法可能是正確的，有以下幾點原因。一是監管機構已經在加強對其審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最近與紐約梅隆銀行達成和解，指控其營銷文案誇大了其ESG的主張，其他監管機構也在效仿，其監管範圍不僅包括賣方銀行，還包括評級機構。
二是隨着更多的監管進入這一領域，會計界也正出現一系列改革，規則也會更加精確和清晰。人們將越來越認識到，投資者在創建投資組合和投資策略時，需要將“E”與“S”和“G”分開，而將這些因素集中在一個評級中可能會導致混淆。
在格拉斯哥COP26氣候變化峰會上，國際可持續發展準則理事會（ISSB）承諾創建一套新的綜合會計準則來衡量可持續性。
第三個因素是數字透明度，早在20世紀中葉，當弗里德曼創造了股東資本主義願景時，大多數投資者很難確切知道公司在做什麼，唯一的基準是季度財報。
然而，如今，投資者擁有大量工具，可以跟蹤公司，從GlaSSDoor等社交媒體平台，到能夠監測排放的衛星服務，更不用說一系列可以查看供應鏈信息的數字工具了。
正如Anne Simpson指出的，RIP ESG並不是放棄轉向“可持續”的努力了。而是我們必須重新思考ESG的含義，我們需要一種更廣泛、以人為中心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