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送餐員是網絡經濟的產物，但他們的合法權益並沒有得到有效保護。”2022年全國兩會前夕，全國人大代表朱列玉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說，一些平台為了省錢不給外賣員買社保；一些外賣平台為了躲避責任，讓送餐員和勞務派遣公司簽合同。這些都是對勞動者利益的損害。
他為此呼籲對外賣送餐員勞動狀況進行執法檢查，並制定行業標準和法律，保護該行業從業者的合法權益和合理需求。
有數據顯示，我國網上外賣用戶超過5.4億。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4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1年12月，網上外賣、網約車的用戶規模增長率，同比分別增長29.9%和23.9%，用戶規模分別達5.44億和4.53億。
龐大的外賣用戶群體需求催生了外賣送餐員行業，但行業生態與騎手權益保障卻不容樂觀。
高薪、高風險、高負荷
“每一個外賣小哥都在拚命地奔跑，勞動強度很大。”朱列玉認為，儘管外賣送餐員被許多行業機構榜單冠以“高薪職業”，但送餐員“光鮮”背後普遍面臨的卻是高負荷、高風險、實際工資低等諸多“辛酸”現狀。
他對比，傳統勞動形式要求用人單位為勞動者簽訂勞務合同、購買社會保險、八小時工作制，這是長期以來形成的對勞動者的保護。但是對於新興職業來說，目前很多大平台在規避這種用工成本。
“外賣送餐員是網絡經濟的產物，但他們的合法權益並沒有得到有效保護。”
合法權益的失去體現在方方面面。朱列玉總結，首先是外賣送餐員的勞動強度很大。很多外賣平台通過設計送餐的競爭，選擇一個送得最快的送餐員的標準成為行業標準。
在“最嚴算法”下，外賣平台有着嚴格的時間制度和嚴苛的投訴機制，外賣訂單能否在規定時間內送達指定地點直接影響該訂單的評分和該外賣送餐員的整體評分。朱列玉介紹，因此大部分外賣送餐員會選擇將速度和效率放在第一位，常常出現違反交通法規、忽視個人生命安全的情況。
“為了滿足客戶隨時隨地的需求，以及提高自身的收入，一些外賣送餐員往往會工作10小時以上，不停的接單送單，身體和心靈都面臨著沉重的壓力。”他認為，需要對外賣平台的勞工狀況進行檢查、限制，不能以勞動方式不同為由，無限加大工作強度。
根據我國法律，工作時長是有明確規定的：《勞動合同法》第三十一條規定，用人單位應當嚴格執行勞動定額標準，不得強迫或者變相強迫勞動者加班；《勞動法》第三條規定，勞動者享有休息休假的權利；第三十六條規定，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八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四十四小時的工時制度；第四十一條規定，用人單位由於生產經營需要，經與工會和勞動者協商后可以延長工作時間，一般每日不得超過一小時；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長工作時間的，在保障勞動者身體健康的條件下延長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三小時，但是每月不得超過三十六小時。
“休息權是勞動者在現代社會中享有的維持和保障生命健康的最低要求和基本人權。”朱列玉對外賣送餐員因過度勞累猝死的新聞感到痛心。他透露，根據2018年7月對北京地區外賣送餐員的一份調查顯示，84%的外賣送餐員每天工作10小時以上，只有14%的外賣送餐員每天工作8小時。
而通過延長工作時間、提高送單量的方式增加收入，容易導致外賣送餐員過度勞累，從而引發職業病風險。
朱列玉強調，即使外賣送餐員“自主自願”，企業同樣存在一定的用工風險，企業應對送餐員嚴格執行八小時工作制，並對其勞動強度進行大數據監控。
他舉例，有些國家為了大客車的安全行駛，會對駕駛員的駕駛時間進行大數據監控，不能超過規定工作時長。這樣的監控我國的外賣行業在技術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監管空白和擦邊球
“還有就是一些平台為了省錢不給外賣送餐員買社保。這是對勞動者利益的損害，應當明確這種行為是不允許的。”朱列玉透露，一些擦邊球由此產生，有些外賣平台讓外賣送餐員辦理個體工商戶的營業執照，稱是與個體工商戶做生意，從而規避社保。
此外，他認為，應當對外賣送餐員的勞動強度進行核定。以車間、高壓線、野外等相關工作的重體力勞動者為例，他們有各式各樣的補貼和調休，這是針對他們的工作性質而做的調整，但是外賣送餐員只有拚命的工作才能達到高收入，“應該有一個行業的一般標準，有約束力。”
朱列玉建議相關部門對該行業形成執法檢查，通過檢查發現問題，並制定行業標準和法律，保護該行業從業者的合法權益和合理需求。
除了讓外賣送餐員以個體戶身份“合作”，勞務派遣也是擦邊球之一。
朱列玉認為，類似外賣平台等大企業，是具備資本實力的，為了躲避責任，而和勞務派遣公司簽合同，層層分派訂單的模式極易造成外賣送餐員的人身事故被多方推諉，賠償款無法落實。
“這是我們已經掌握的零星的問題，如果要解決，一定需要系統的執法檢查。”他認為，社會保險是社會的穩定器，當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遭遇意外事故被迫停工，社會保險必須保護勞動者的利益，並且給予必要的經濟補償和鼓勵措施。
面對如此龐大的外賣送餐員群體，社會保險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即便是“自願放棄購買社保”的行為也不具備法律效力。根據《社會保險法》，用人單位應當自行申報並按時足額繳納社保費。故外賣平台理應承擔起為外賣送餐員繳納社保的義務。
朱列玉建議社保部門應加大外賣送餐員群體社保購買情況的檢查力度，對未給外賣送餐員購買社會保險的外賣平台處以重罰。
明確平台責任
從法律意義上，用“合作”、轉嫁的方式規避勞動關係是非法的。
朱列玉解釋，在現實中，很大一部分外賣送餐員因為文化水平不高，對簽訂協議條款、勞動關係等並不了解。對於外賣送餐員來說，簽訂這樣的合同是獲得工作的必要條件，即使他們清楚內容，為了謀生也只能接受這樣的不平等條款。
但剝開“外殼”，外賣送餐員以個體工商戶名義與其他公司簽訂的項目轉包協議、平台服務協議實則仍然是外賣送餐員和外賣平台之間的人身從屬關係——外賣送餐員在外賣平台的考勤管理、工資發放周期具有固定性，均可印證雙方具備勞動關係的從屬。
他認為，雖然現階段我國外賣平台具有絕對優勢地位，但是平台不能僅着眼於獲得利益，而忽視了勞動者的利益。外賣送餐員已經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龐大就業群體，若不能確認其勞動關係，保障其基本勞動權益，會影響共享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2021年7 月 26 日，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等七部門聯合印發《關於落實網絡餐飲平台責任 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權益的指導意見》，針對外賣送餐員的勞動收入、勞動安全、食品安全、社會保障、從業環境、組織建設、矛盾處置等正當權益提出全方位要求。
“應該通過釋法或司法解釋確定外賣送餐員即使註冊為個體戶仍與外賣企業購成普通勞動關係。”朱列玉說。
對於外賣平台的規範性，他認為，平台不僅應對外賣送餐員承擔責任，還應對外賣質量承擔責任。網絡餐飲外賣具有一定的隱蔽性、虛擬性和跨地域性特點，易導致信息不對稱。目前，仍可發現外賣平台的一些商家只有營業執照，沒有食品經營許可證，或者提供的實景照片模糊、食物圖文介紹與實物不符等情況。
“就像百貨商店，我這個檔口租出去讓商家賣東西，百貨商店都要承擔責任，更何況你這麼大的平台。”為了減少食品安全威脅，保護消費者的健康，朱列玉建議加大平台對食品監管的責任，由外賣平台和網絡餐飲商家一同承擔外賣質量連帶責任，消費者發生食品安全問題后，可以選擇分別或同時起訴商家、平台，兩方均具有賠償義務。
權責分明是未來外賣平台發展的方向。他認為從實操角度，平台具體應保障配送容器安全衛生，繼續推行外賣餐食封簽等措施，確保食品配送過程不受污染，嚴格落實食品安全等要求。
朱列玉認為，未來相關法律法規應根據外賣送餐員行業工作的特點進行分類、細化，進一步完善勞動關係認定的標準，同時滿足新業態的勞動關係發展需求和勞動者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