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1月15日文章，原題：給網紅當實習生值得嗎？ 2020年9月，名叫奧黛麗·彼得斯的新晉網紅得到個人第一個品牌合作邀約。一家初創企業要求她在用智能手機拍攝自己漫步曼哈頓時，背誦一些離譜的對話片段。但沒過多久，就沒有朋友願意隨着她在城市行走跟拍了。
一名內容創作者建議彼得斯女士找一個無薪實習生——一個可以支持她的工作以換取經驗的人。於是，她在社交媒體上發帖，提供無償兼職工作。但網上反應不佳。評論者大加撻伐，指責她搞剝削。不過，彼得斯女士表示：“我仍然收到人們的短信和電子郵件，說‘我很想為你工作’。”一年多以後，此類請求仍源源不斷。
經過十年來的勞工運動、集體訴訟和立法完善，如今或許難以看到在一個網紅那裡獲得實習機會（無論是否有報酬）的吸引力。但是，對於那些從小就上網消磨時光、分享精心編輯視頻的年輕人來說，學習如何靠自己內容謀生的機會可能是誘人的。根據2019年一項對2000名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調查，54%的人表示，如果可以，他們想成為網紅。如今兩年多過去了，人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又經歷了很大變化，創意自由和靈活性（更不用說更高的收入潛力）的吸引力可能會更強。“年輕人不想過公司生活。”負責網紅商務開發的加布·費爾德曼表示，“他們想找點樂子，參加一些相關活動，融入文化之中。”
當然，給網紅當實習生也有不利的方面，包括時間不定，工作沒有規律，勞動保護和責任也有限。更不用說粉絲們的捉摸不定了。費爾德曼說：“比如，你和某個網紅一起工作，2021年做得非常好，然後在2022年，粉絲停止增長了。誇耀的資本就沒有了。”還有錢的問題。費爾德曼估計，自己對接的網紅中，只有40%用時薪、工資或現金紅利來補償實習生。
不過，哈拉·塔哈認為經驗是最有價值的補償形式。自2018年以來，她在40多名實習生和志願者的幫助下，建立了自己的傳媒公司。35歲的塔哈女士說：“他們是播客聽眾，問能提供什麼幫助，還有的說欽佩我。他們想進入傳媒行業，但缺乏經驗。我是專業製作文案和視頻的。所以給他們實時反饋和評論，我覺得在一個月內將他們的技能提高了兩倍。”
凱蒂·韋爾奇是一家化妝品公司的首席營銷官，她認為，為網紅實習可能是“開始職業生涯的好地方”，特別是如果想從事營銷或公關工作的話。但她也建議謹慎行事。“我想對實習生說的是，‘你是否得到了公平的報酬和待遇？’”
41歲的喬恩·雷廷格管理着幾個YouTube科技頻道。他表示，希望為實習生提供有用的指導，比如如何應對網絡暴力。24歲的薩拉·納奎以前在一家文具和生活用品公司做實習生，現在已與該公司簽訂了合同。她在談到公司老闆時說：“她支持我的創作，我以前從未得到過這種成年人的支持。”（作者珍妮弗·米勒，陳俊安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