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歲的教授趙德馨拉開書櫃門，取下了一本1128頁的大部頭，這是他在1990年主編的《中國經濟史辭典》（下稱《辭典》）。泛黃的書頁中收錄並闡釋了5438條經濟史概念。2016年，趙德馨帶着學生和助手重修此書，助手通過學校圖書館賬號登錄知網下載電子版時，卻發現只能免費下載50頁，若想一次性下載全書，需付費26元。“這個數字我記得很準確，因為太生氣了。”如今，一頭白髮的教授坐在沙發上談起此事，語氣憤慨。
文｜王媛 周鑫雨
編輯｜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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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德馨曾在2006年與知網運營方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誌社（下稱學術期刊公司）簽訂此書的網絡出版合同，按規定知網需每年兩次向趙德馨支付著作權使用費，並提交使用本書的用戶名單。當知網每銷售一套超文本鏈接版時，應支付1.3元；每銷售一套獨立檢索版時，應支付1.4元。趙德馨意識到自己十年來從未收到過任何使用費和名單，到了用書之時，竟反倒要向知網付費。
他登錄知網檢索，發現知網上收錄了自己百餘篇論文，除《辭典》一書曾簽過網絡出版合同外，其餘作品全都沒有經過他的授權，他自然也沒有收到稿費。趙德馨覺得這“太欺負人了”，“我就開始感到這些網站對我們這些（學者）不尊重。”
當年已84歲高齡的趙德馨有了起訴知網的想法。事實上，這位老教授想要挑戰的這個對手，不是普通的平台。
“知網是什麼東西？”2019年，翟天臨在直播時脫口而出這個疑問時，直接暴露了其學術不端，引髮網友熱議，最終被撤銷博士學位。這也側面證明了知網在學術界巨大顯著的影響力。
這幾乎是高校圈繞不開的平台。它是國內最著名的、收錄量最大的學術文獻數據庫。查文獻、寫論文，幾乎都要用到它。一個本科生、研究生如果不知道知網，也大概可以被劃歸為在求學上“不合格”。
趙德馨的挑戰，首先引起他的老伴、同為學者的周秀鸞的反對，“別人都這麼忍着你就忍着，你都這麼大年紀了，我們又不要錢，這麼大的年紀，多這麼個事多個麻煩。”兩人居住在與大學一線之隔的家屬區中，穩定的退休工資與國家津貼，足以度過平靜安寧的晚年生活。趙德馨利用着甚至比退休前更充裕的時間筆耕不輟，每天工作五六個小時，至今仍有百萬餘字的著作修訂、出版計劃。
但趙德馨很堅持自己的想法：“這不是個錢的問題，這是個權的問題，這是尊重的問題。知識分子應該敢於維權。”
說服了老伴，瞞着其他家人，他與認識多年的律師商議，決定以侵犯其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為由將知網告上法庭。
被侵權的《中國經濟史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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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邁的趙教授並不是知網的唯一一位挑戰者。
另一部維權的作品是知名作家汪曾祺的代表作《受戒》。
這部作品於1980年發表於《北京文學》，后經多種文學雜誌、期刊轉載。汪曾祺先生去世后，由子女繼承著作權。知網通過9種期刊、雜誌對《受戒》進行電子化複製，並向用戶提供付費下載。汪曾祺子女從未對此授權，也沒有獲得任何利潤分成。
汪曾祺子女加入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下稱“文著協”），授權文著協以信託方式獨家管理汪曾祺全部作品的信息網絡傳播權、複製權等。2017年，文著協代表會員汪曾祺起訴知網侵犯信息網絡傳播權，要求進行經濟賠償。
文著協打贏了官司，其總幹事張洪波卻“根本高興不起來”。官司從2017年打到2019年，最終只獲得2萬元賠償，其中還包含1萬元律師費，算下來，11000餘字的《受戒》，獲賠每千字還不足千元。
長年跟版權打交道的張洪波說，這還只是文著協旗下一萬多名會員海量被知網侵權作品之中的滄海一粟。
想要撼動知網並不容易。在一審法院主持調解過程中，文著協整理了第一批知網侵權傳播的110位知名作家的兩萬餘篇作品名單，以證明其侵權數量之巨、範圍之廣。一轉頭，知網就將這2萬餘篇作品下架，影響了文著協的取證。張洪波認為，知識可以分享，但是必須在守法的前提下，尊重權利人的合法權益。
為了取證，趙教授也耗費大量精力。從家屬區到校圖書館，20多分鐘的路程，年過80的他跑了三十多趟。他得把被知網侵權的百餘篇文章原件都找出來，拍下封面、目錄、文章所在頁。
這些文章最早發表於1952年，有一些原本他自己手裡有，退休時，隨着他的三千多本藏書，一併捐給了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圖書館，圖書館為此騰出兩間書屋來存放；有一些，早年工作調動時寄放在朋友家裡，幾十年前就被當作舊書賣掉了；還有一些，連他自己都記不清到底哪一年，發到哪本期刊上去了。
圖書館的工作人員都很支持他，能回憶起具體期刊、年代的，他將刊名、期號、所需的頁碼發給他們，就由工作人員翻找、拍照。記不清楚了的，趙德馨就自己去圖書館，到存放舊期刊的書架上一本本地翻。好在期刊合訂本末頁有完整目錄可檢，找起來還不至於太困難。
也有存於其他圖書館、省志辦等處的，他向對方一一發微信詢問。年紀大了，手顫，用手機打字很慢，總是控制不好，不時夾雜些多餘的字符。這些地方都無存的，由律師幫他到網上再去找。
在所有的文章中，有二十餘篇涉及到十幾位合作作者。他們大多是趙教授的同行、同事、學生等。趙德馨一一給他們發短信、發郵件，告知起訴的計劃，希望獲得他們的授權。一位曾經的助手已移居美國，始終沒有聯繫上；還有一位多年未見的教授，趙德馨找學校詢問聯繫方式時，才得知對方已經過世了。
趙德馨教授 王媛/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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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楊祖義是其中兩篇文章的合著作者。當趙教授找到他的時候，他表示自己無論是法律上還是情感上，都很支持趙教授的決定。“因為趙老師是我們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史學科的創始人，他培養了幾代學人。”
但他也直言，其他在職的學者相比於趙教授，會有更多的顧慮。
從1999年成立到現在，積累二十多年的知網，不僅是國內最大的文獻數據庫，更是成為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學術評價的平台，把整個學術共同體上下游都匯聚在一起。作為《中國學術期刊影響因子年報》的制定者之一，知網每年都會對其平台上的期刊進行影響因子計算。期刊在知網上的發文量、被引率等數據都對其評級有重要影響。
同時，高校教師評獎、評優，通常也會參考論文的“影響因子”，這些數據大都也從知網上獲取。即使除去職務因素，論文被知網收錄后所產生的影響力，也是每個學者不得不顧慮的因素。一旦起訴知網，現有作品被下架不說，未來的作品還能不能進入知網？甚至期刊會不會懾於知網壓力，拒絕刊載他們的文章？
這些顧慮並非憑空而來。有期刊負責人，在聽說趙教授的計劃后，向他打來電話，希望他將登在該期刊上的文章撤訴。
趙教授的合作者大部分仍在學校體系內，面臨科研考核、職稱評價等諸多現實問題。最終，大多數人都是以放棄自己權益主張的形式進行了授權，即自己不直接參与案件，也不要求賠償。
這也符合趙教授的本意，他理解學者在高校體系內面對的現實壓力。合作者中有兩人最終拒絕了授權，其中一位副教授為此登門拜訪，解釋自己的顧慮與無奈。
“有個記者問我說，假如要是你還在職，你還要評職稱，你會不會考慮（後果）？我說我當然會考慮啊，知網這麼大的霸道，這麼強勢，我怎麼會不考慮？”趙德馨尊重了兩位合作者的意見，將相關文章撤訴，但並沒有同意期刊主編的請求。
最終，只有趙德馨的愛人，同時也是他部分文章的合著作者，93歲的周秀鸞教授，以及他的“大弟子”，73歲的蘇少之教授，與他一起起訴了知網。他們既脫離了學術體系的現實壓力，又在耄耋之年發揮出驚人的耐力與意志力，才有能力去撬動知網。
由於涉及網頁端、移動端等不同的傳播端口，這些論文涉訴兩百多個案件，從立案到全部審理結束歷時一年多。法院判決知網構成對趙德馨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的侵害。趙德馨教授獲賠包括訴訟費、律師費在內的70餘萬元。蘇少之教授獲賠40餘萬元。
官司贏了，但三人的涉案作品全部被知網下架。這個結果，在趙德馨看來並不意外。
“當然對我有影響了，我寫文章，就希望天下都知道，對不對？”趙德馨笑着說，“但是我不擔心這一點。”知網不收錄，總有別的數據庫還收錄；都不收錄，還可以出論文集，他相信同行們還會關注自己的學術動態。“你知網下我的架，我也不管。這個事我要干到底。”
趙教授起訴成功但論文被下架的經歷，在網絡上引發輿論。人民日報客戶端甚至發布評論，說知網“太霸道”。
面對巨大的輿論聲浪，知網在2021年12月10日發布了道歉聲明，“我社誠懇接受來自作者、媒體和社會各界的批評，全面檢查在互聯網業態下的著作權保護與使用授權方式”，並表示將“妥當處理趙德馨教授作品繼續在知網平台傳播的問題”。
趙德馨覺得自己能一路堅持下來，得益於他的湖南脾氣，“耐得煩，霸得蠻，不服輸，犟得很”。
他的兩個女兒也是看了新聞，才知道自己的父母竟打了幾年官司，趕緊勸他們多休息，不要再接受媒體採訪了。但趙德馨願意通過媒體擴大此案的影響，“知識應該是有償的，它是勞動成果”。這不僅是學者個人的權益與尊嚴，也事關國家發展，“創新是國家發展的第一動力”，“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創新”。
之前不太熟悉的老同事們最近在小區里見了他，也來誇他幾句，“你以一人之力把知網這個門撬動了，為學界立了功喔！”
2021年12月10日，知網發布相關問題說明 滑動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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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犟得很的老教授撬開大門之後，知網再次引發外界的注目。
上一次，知網成為焦點，還是因為翟天臨事件。這幾乎算是知網第一次“出圈”，從一個行業平台，成為大眾範圍內的網紅。那次經歷，夾雜着偶然、娛樂的因素。而這次成為被告，知網迎來前所未有的審視和質疑。
侵權這道縫隙被趙教授扒開的同時，知網的利益分配這條更為敏感的神經也被戳中。
面對知網的多次漲價，一些高校也曾作出微小的抵抗。2016年，北京大學曾因知網購買費漲價過高，超出圖書館每年購買數據庫的預算限額，而一度暫停續訂知網。此前，武漢理工大學圖書館也停用過知網，還在通知里說，2000年以來CNKI公司的報價每年漲幅超過10%，從2010年到2016年的報價漲幅達到132.86%。
不過這些抵抗相繼失敗，幾個學校隨後恢復訂閱。安徽某高校圖書館負責人在接受《中國青年報》採訪時表示，“為了能夠恢復知網，當時我們還把學校其他的小型數據庫砍掉了不少，才湊齊了購買知網的經費。”
一方面是知網的頻繁漲價，另一方面是期刊的微弱議價。張洪波接觸過許多與知網合作的期刊，都表示自己在與知網的議價過程中處於弱勢，沒有話語權。知網通常按年向期刊支付使用費，每年僅幾千元，“你想月刊的話一期才多少錢？假如說兩三百塊錢，它一期文章多少篇？幾十篇文章，那一個人能落幾塊錢？”因此，期刊通常也不會再向作者轉付這筆微薄的稿費。
到了作者這裡，地位顯得更為弱小。面對期刊，一些文章能夠入選就已經謝天謝地，不僅不會追究稿費，有時甚至還需要倒交“版面費”。一位不具名的學者總結，知網這是“吃了作者吃讀者，吃了期刊吃圖書館，兩頭吃兩頭占”。
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的特約研究員劉旭則指出，國內文獻查詢服務市場上，知網在上游擁有其他競爭對手沒有的學術文獻資源，其統計的影響因子等數據也深受高校和科研機構重視，知網藉此鎖定了高校、研究機構、學者等大量下游群體，使他們失去了議價談判的能力。
察覺到“不合理”的還有普通讀者。據報道，2018年，蘇州大學學生小劉在知網上下載文獻時，網頁提醒需付費7元。知網的充值中心設置了最低充值金額限制，小劉只能向賬戶充值50元。購買文獻后，小劉申請退還餘額，但客服卻表示退款需要手續費。
小劉將知網經營方同方知網（北京）技術有限公司告上法庭，最終勝訴。
法院認為該規定侵犯了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限制了消費者的權利，是對消費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規定。商家應在充值時允許消費者對於充值金額進行自定義。
該案宣判3年後，如果以個人用戶身份登錄知網，進入充值中心，會發現在常用的支付寶、微信、銀聯在線支付界面中，最低的充值金額選項仍是50元，在“其他金額”中輸入低於50的數字，界面會顯示“不是有效的充值金額，不允許充值”。
只有“手機短信充值”界面中，才出現了0.5元、1元、2元、10元等低額充值金額，且無法自定義。如果勝訴的小劉今天想準確地充值7元，至少需要發4次短信才能實現。
在高校抗議漲價、作者起訴侵權，以及讀者覺得不合理的同時，知網交出了可觀的財務報告。根據其控股公司同方股份2020財報，同方知網當年主營業務收入為11.68億元，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1.93億元，毛利率為53.93%。
“（知網）它的利潤來源，就是我們的勞動成果”，趙德馨認為，知網作為知識共享平台，可以獲得合理的利潤，但不應是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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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老教授幾聲質疑，學術圈也逐漸有人響應。愈發多的人試圖鑿開這個平台的更多縫隙。
2021年12月中旬，圍繞“趙德馨老教授起訴知網獲賠”事件，一場“科技期刊平台的知識共享與反壟斷”論壇在線上進行。
參與這場討論的華東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學院院長叢立先，想起當年自己跟知網的故事。
2006年，他博士畢業，到學校圖書館提交畢業論文，館員要他簽署允許網絡轉載的數字版權授權書。他對館員說，“你看看我博士論文題目是啥？”“館員一看，我的博士論文題目是《網絡版權問題研究》，馬上明白了其中的要害。”
“你憑空拿走別人作品這麼大的一個權利肯定不合適——因為碩士論文、博士論文都是學子們嘔心瀝血寫出來的大論文——你一分錢，一分對價都不給對方，就將網絡版權及其轉授權取得了，完全不合乎合同法的平等原則、對價原則。”他說。
叢立先向《人物》解釋，一般情況下，知網並不會與收錄作品的作者直接簽訂合同，而是與期刊簽訂包括信息網絡傳播權許可使用權的合同，再由期刊向作者出示一份投稿須知，告知稿件一旦入選將編入CNKI系列數據庫。作者投稿即視為同意須知內容，似乎就完成了所謂對知網的“授權”。但實際上，這樣的“須知”直接把作者的權利拿走，卻不提供相應的稿酬，且未註明許可的權利種類、地域、時間、違約責任等，因此並不能產生合同的效力。
雖然早就意識到了知網的著作權侵權問題，叢立先目前還是忍受着其公開發表的文章被知網非法收錄的現實。“我相信我們和知網一打著作權侵權官司，是一打一個贏，它失敗的案例很多了”，“有很多學者是因為意識不到作品的著作權價值，總覺得著作權是小錢，就放棄了自己這種權利了。還有一種想法，就是像我這樣，出於怕麻煩的緣由，沒有時間和精力去維護自己應有的權利。所以它正好抓住了我們這些人的這種心理。”
2016年，知網發布了《學位論文領取稿酬通告》，但也頗受爭議。按照2008年之後的支付標準，博士論文稿酬是面值400元的知網檢索閱讀卡和100元現金；碩士論文則是300元檢索卡和60元現金。而國家版權局所發布的文字作品支付報酬辦法，對原創作品設置的稿酬標準是每千字80元至300元。
“你想想，知網的這個著作權定價多麼可笑。”叢立先說。
研討會上的一眾學者認為，知網問題的本質是權力和利益的失衡。
他們溯源和釐清了一個事實：現在的知網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知識分享平台，而是集國家知識基礎設施、公共物品、全國科研成果和互聯網平台“四合一”的特殊複合體，不能以謀求利益最大化作為它的根本目的。
成立於1999年的知網，初衷是“實現全社會知識資源傳播共享與增值利用”，全名就為“中國知識基礎設施工程”，並獲得政策的大力支持。正是因為原始的公共屬性，以及藉助各種先在優勢發展成體量最大的平台，知網的問題，才會引發如此多的社會情緒和關注。
在趙教授維權和幾波輿論的衝擊下，知網作出一些改變。2021年12月22日，知網開始降價，碩博論文下載費用分別下降50%和62%。
“我只是希望它改，不希望它垮台。”即使現在不得不與之對簿公堂，趙德馨也如此強調。
在更大的時間維度上，做了一輩子學問的趙德馨，感受到的是“知識”的價值衰落。“過去，知識很值錢。”1956年，他在《歷史研究》上發表一篇七千字的學術文章，獲得了80多元的稿費，兩個不同的雜誌來轉載，又分別支付了80多元。僅僅靠這一篇文章，他備齊了當時人人羨慕的“三轉一響”（註：手錶、自行車、縫紉機和收音機），當年就結了婚。
1月初的一天，接受完《人物》的訪問，趙德馨的老伴周秀鸞將魚頭湯端上餐桌，又切了一碟薄薄的臘腸片，溫了一盅黃酒。每天下午，趙老師還要下樓去散步，跟老同事們一起打打麻將、斯諾克。
一杯微甜的黃酒下肚，趙德馨講，他與知網的官司還沒有完全結束，《中國經濟史辭典》的網絡授權合同中所簽訂的使用費，他將繼續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