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出狼窩又入虎口，隱私危機倒計時。想象一下這樣一個世界，人們幾乎看不到數字空間和物理空間之間的障礙，你不用看電視或手機，而是帶着一副眼鏡，就可以在任何地方投射出一個屏幕，無縫地調出任何路牌的翻譯或任何任務的說明，也可以通過聽筒放大難以聽到的對話，或突出你周圍難以看到的細節。
同時，你再想象一下另外一個樣子的世界，你的眼鏡會掃描每一次對話，就會彈出一系列個性化的廣告；當你走在大街上，黑客看你一眼便已知曉你的家庭地址、電話號碼與郵箱；當你走到公園想看看這朵花是什麼品種時，眼鏡上立馬彈出訂閱增值服務才可享受查看更多的對話框，你會怒摔眼鏡？默默咒罵？還是陷入沉思？
這些是增強現實技術的一些最好和最壞的情況，而在過去的十年裡，AR作為作為計算的未來，世界上一些大型科技公司正在花費數十億美元來推動這項技術，雖然技術上的問題仍然限制着它的實用性，但目前AR硬件設計師已經為新一代的大眾市場產品奠定了基礎。不過隨着AR等設備對人類生物信息採集越來越多，隱私安全問題也逐漸像超級App一樣被擺上台前。
01
打開虛擬與現實的大門
幾十年來，AR一詞高頻出現在科幻小說、特殊行業和高科技實驗中，但在2010年代，科技大公司以及無數的初創公司開始將AR頭盔作為一個潛在的大眾市場平台。
Facebook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在2016年預言，電視和電話將被全息眼鏡取代。蘋果公司CEOTim Cook稱AR是 “一個偉大的想法，就像智能手機一樣”。微軟設想人們在其Hololens頭盔中觀看超級碗橄欖球比賽。Google推出了雄心勃勃的Glass平台，作為手機的潛在繼任者，然後幫助推動AR創業公司Magic Leap獲得了數十億美元的投資。最近，電信公司與中國初創公司Nreal等AR公司合作，希望高帶寬的全息圖能為5G網絡創造需求。
這些公司的產品以及其他主要參與者的產品，包括Snap、Vuzix和Niantic，雖然看起來看起來非常不同，但它們中的大多數具有以上三個特徵。
第一，他們的硬件是可穿戴的、免提的，並且可能永遠免費的，當你用完它時，你不必拿起設備把它放好；第二，他們的圖像和音頻可以與世界的正常感官知覺相融合或補償，而不是被限制在一個獨立的、自成一體的屏幕上；第三，他們的傳感器和軟件可以通過地理位置和深度感應、計算機視覺程序或親密的生物識別技術（如眼球追蹤相機）收集和分析關於周圍環境的大量信息。
在過去的十年裡，沒有人設法將這些功能合併到主流消費設備中。大多數眼鏡都很笨重，它們產生的圖像是搖晃的、透明的，或者被有限的視野所切斷。儘管在語音控制、手指追蹤和手持硬件方面進行了實驗，但也沒有人開發出一種可靠的方式來與它們互動。
儘管如此，AR還是能夠對現實世界造成不小的影響。例如，2016年，數百萬人愛上了基於手機的AR遊戲Pokémon Go（《精靈寶可夢GO》）。當玩家登錄捕捉虛擬怪物時，許多人發現了他們從未想過要去的社區。但他們也發現了一個建立在數據基礎上的世界，該世界在白人和富裕社區放置了更多的體育館和 PokéStops。他們通過分享虛擬體驗建立了面對面的聯繫，但這些聯繫也可能導致現實世界的騷擾。
這種影響超出了玩遊戲的人的範圍。Pokémon Go健身房附近的一些房屋的業主經歷了突然湧入的入侵者，導致一些人起訴其開發商Niantic，並確保對遊戲的設計進行調整。美國大屠殺博物館等公共紀念館要求玩家尊重空間，不要在裡面追趕虛擬怪物。即使是這種對增強現實的早期嘗試，也將互聯網的一些缺陷帶入到了現實世界。
作家和研究員Erica Neely表示：“法律和社會規範並沒有為AR如何影響物理空間做好準備，我認為我們有點瘋狂地跟在技術後面跑。“2019年， Neely寫了《口袋妖怪Go》圍繞增強型地點暴露的問題。她說，這些問題大多還沒有解決。
智能手機攝像頭以及像FaceTune這樣的數字修飾應用程序和像Snap Scan和Google Lens這樣的複雜圖像搜索，已經使我們與線下世界的關係複雜化。但是，AR眼鏡可以增加我們的手機無法處理的便利性和普遍性。“尼利說：”一個基於手機的應用程序，你必須實際去使用，而眼鏡甚至消除了解鎖屏幕和故意通過相機鏡頭看的動作。”這不僅僅意味着在佩戴者能夠更方便的了解周邊，還意味着讓一個計算平台在未經他人同意的情況下對其進行捕捉和分析。
以面部識別為例，智能手機應用程序多年來一直使用面部識別來標記和分類人群，而最直觀的AR眼鏡應用之一就是簡單地提醒人們的名字（以及其他背景信息，如你在哪裡遇到他們），這也是一場潛在的隱私災難。
2020年，電子前沿基金會對AR眼鏡的監控能力敲響了警鐘。Katitza Rodriguez和Kurt Opsahl寫道，任何通過眼鏡提供面部識別的公司，都有可能成為世界各個角落實時監聽的窗口，有能力在任何時候定位和識別任何人。
到目前為止，AR系統大多並未正面面對人臉識別之問題。基於手機的平台，如Snapchat，以及Facebook的Portal，都使用了面部識別，它可以檢測面部特徵以添加特殊效果，但不會與特定人群的數據庫相匹配，如Google在其2013年的眼鏡探索版頭盔中拒絕批准面部識別應用程序。
EFF的擔憂並不是杞人憂天。據報道，Facebook和Meta的高管Andrew Bosworth告訴員工，該公司正在為其Project Aria眼鏡權衡面部識別的成本和效益，稱這可能是AR領域 “最棘手的問題”。而在AR之外，一些人正在推動對該技術的近乎全面的禁止。研究員Luke Clark將面部識別比作 “人工智能的鈈”，他說任何潛在的好處都被其社會危害性遠遠掩蓋了。AR是一個現成的測試平台，面部識別如果被公共廣泛的使用，當任何潛在的危害顯而易見時，要解決它們可能已無力回天了。
同時，目前也不清楚AR系統將如何盈利，以及由此產生的商業模式將鼓勵什麼樣的行為。該領域的一些公司，如蘋果，是傳統的硬件銷售商。其他公司，如Facebook和Snap，在廣告支持的社交網絡上聲名狼藉。
Facebook聲稱它還沒有研究眼鏡的商業模式，而Snap說廣告不是唯一的選擇，宣傳AR驅動的零售等體驗的價值。但即使是沒有廣告背景的公司也看到了它的力量。在2017年的一項專利申請中，Magic Leap想象星巴克會在頭盔佩戴者看向一個品牌咖啡杯時進行檢測，然後為最近的星巴克店提供優惠券。
即使是基本的AR應用，如繪製公寓地圖以放置虛擬屏幕，也有可能收集大量的信息。（你的生活空間有多大？你的書架上有哪些書？你廚房櫃檯上的零食有多健康？） 如果沒有強有力的隱私保護，使用這些數據做廣告將是非常誘人的。公司收集和存儲的數據越多，你看到它被用於更多的侵犯性的事情–比如設定你的保險費–或成為安全漏洞的犧牲品的幾率就越高。
一些團體正試圖在更廣泛的AR政策問題上取得先機。非營利性的XR安全倡議為該行業的安全和隱私提供了政策框架，並借鑒了歐洲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等現有法律。在企業領域，Facebook現實實驗室宣布了一套負責任的創新原則，旨在消除對信任、隱私和同意的擔憂，這些擔憂一直困擾着該公司。它還頒發了一系列學術資助，以研究AR的具體問題，選擇了 “始終可用的AR的社會緊張關係 ”和 “預測虛擬八卦–在無所不在的增強現實中，什麼是（非）有意的黑暗模式？”
不過，在消費者硬件方面的早期努力並沒有很好地克服其缺陷。Google發現其2013年的眼鏡探索版耳機被禁止在一些酒吧和餐館使用，因為這個昂貴的設備被認為是侵犯性的和自以為是的，而不是未來主義的和自由的。這並不令人驚訝：大約在同一時期，華盛頓大學的研究人員在有人戴着模擬AR頭盔的咖啡館里採訪了人們，結果是冷漠和消極的混合體，大約各佔一半。但Google首席執行官拉里·佩奇沒有圍繞一些非常可預測的焦慮進行規劃，而是稱隱私恐懼 “不是一個大問題。”
02
拒絕AR的一萬種理由
關於AR的科幻猜測有很多，從《少數派報告》中華麗的手勢界面和個性化的全息廣告到《超級悲傷的真愛故事》中預測的數字種姓制度。但科幻小說在預測人們將如何使用技術方面是出了名的糟糕，即使它在技術上是正確的。某些公司已經提供了證明AR價值的假設場景，例如，扎克伯格說我們會邀請全息朋友來坐在我們現實世界的沙發上，而庫克則想象着訪問現場體育賽事並在場上看到統計數據。但從歷史上看，革命性的技術也不是自上而下強加給用戶的，企業與消費者它們的邊界需要不斷被談判，最後的結果往往與最初的創造者的預料大相徑庭。
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教授、人機交互專家巴蒂亞·弗里德曼（Batya Friedman）說：“一項技術的開發人員對它在社會上的應用自己有一套想法，但實際應用結果卻完全不同，這是很常見的。一項好的產品與技術要足夠靈活，才能適應這些意想不到的用途。”
AR技術也不會在真空中發展。儘管扎克伯格和庫克等人大談AR眼鏡的新穎性，但他們仍然描述人們使用它們的方式幾乎與他們使用智能手機的方式完全一樣：作為他們一直隨意攜帶的設備。但是，像智能手機這樣無處不在、壽命短暫的電子產品已經給地球帶來了沉重的環境成本，而推出AR可能會增加數十億台設備，這些設備會像手機一樣隨時被替換，並由大量的雲計算基礎設施提供動力。“對環境的影響是什麼？而這些有意義嗎？“ 弗里德曼問道。“如果不是，我認為對我們來說真正的問題是，在哪些真正關鍵的領域，某種增強現實技術確實給人們帶來了實質性的好處？”
不管怎麼說，過去10年的科技發展是一場漫長的鬥爭，一旦危機已經到了沸點，就需要管理危機。同時，AR眼鏡作為一個期待已久、尚未實現的夢想，可以為我們贏得時間來弄清楚它們能為世界帶來什麼，以及我們是否真的想要它們。（科技智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