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傷之前，邵新銀從來沒想過，工作了兩年多，自己卻不是迪亞斯的員工。每天早上晨會，配送站點站長會重複大聲說，“我們迪亞斯、我們迪亞斯……”，在公司年會上，迪亞斯大區經理舉着酒杯邀約騎手們一起喊“祝迪亞斯越辦越好”。但當他在送外賣途中受傷，向公司請求工傷賠償時，他才知道，原來他不是這家公司的員工。
邵新銀是一個專門為餓了么送外賣的騎手，俗稱外賣小哥。迪亞斯是餓了么的配送商。2019年至2021年，邵新銀因為工傷問題多次和迪亞斯在法庭對峙。
代理邵新銀官司的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公益律師陳星，通過這起官司，發現了一張密密麻麻的平台隱身網絡。邵新銀為餓了么送外賣，被迪亞斯公司管理，但工資是太昌公司發放的，社保和個稅是由天津某建築公司和上海某外包公司等扣繳的。
邵新銀和迪亞斯的兩次官司都敗訴，原因是，法院不能認定邵新銀和公司之間有勞動關係。
從餓了么，到迪亞斯，再到太昌，到天津某建築公司和上海某外包公司，這個長長的鏈條下，外賣騎手距離平台距離越來越遠，他們不再是平台的員工，甚至不是外包公司的員工，他們出事後，沒有公司可以為他們負責。
致誠農民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的致誠勞動者公益法律平台研究了1907個外賣平台與騎手打官司的案件，類似的事件，在當下並不罕見。9月17日，他們向經濟觀察網記者介紹了隱藏在平台背後的謎團。
從員工到外包，套路有多深
“致誠勞動者”的公益律師、研究員和50多個志願者們用時3個月，走訪配送商站點、調研靈活用工平台，研究了1907份與外賣騎手認定勞動關係相關的司法判決，搞明白了外賣平台在勞動關係上的“甩鍋”套路。
致誠農民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研究員徐淼將外賣平台用工情況分為8種，從模式1到模式8，平台與騎手之間的關係越隔越遠。
邵新銀所遇到的模式，是第七種，網絡眾包模式。其典型特點是：外賣平台和A公司對外賣小哥進行日常管理，B公司與小哥簽訂合作協議併發工資，C和D為小哥繳納個人所得稅，最終形成外賣平台聯合多家公司對騎手進行共同管理。
比網絡眾包模式更嚴重的還有個體工商戶模式，這是最惡劣，讓勞動者不再享有勞動者權利，也是近期引發爭議的一種模式，餓了么和美團9月15日先後發布聲明稱，禁止要求騎手註冊個體工商戶。
外賣平台並不是一開始就與騎手之間形成了複雜勞動關係。2008年餓了么誕生后，餐廳與外賣平台合作，由平台統一配送，當時平台與騎手是直接雇傭關係，當時平台還有福利保護員工，做的非常好。即使騎手和餓了么沒有直接簽合同，一般會有勞務派遣公司簽。
變化發生在2015年至2016年。那時，外賣行業競爭激烈，美團、餓了么、百度外賣均投入大量金額補貼用戶，擴大市場，同期，外賣騎手的數量迅速上升，平台成本隨之擴大。
也是那時，國內出現了大量眾包、配送（外包）公司。2015年到2017年，集中註冊了至少655家公司。
此後，外賣平台與騎手勞動關係逐漸模糊。不同於之前平台直接與騎手簽訂合作協議的模式，之後，平台與配送商合作，再由外包公司為騎手簽訂協議、支付報酬、購買保險。
“如此一來，高昂的人力成本，以及和騎手簽訂勞動合同可能帶來的法律風險和責任，就都轉嫁到了配送商頭上。”徐淼向記者解釋。
但配送公司也不想承擔風險，也開始轉移責任，配送商將全部或部分配送業務繼續外包，最終，騎手的勞動關係通過人為的網絡狀外包被隱藏在各個細碎的小型配送公司中。
致誠律師事務所主任佟麗華告訴記者，這些小公司註冊資本不高，配送公司註銷比例14.1%，公司註銷后，騎手維權就不知道該找誰。
2020年12月，重慶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連續做出85份判決，要求2家配送商支付騎手雙倍工資，帶薪休假報酬等，但是，這2家配送商註冊資本分別為15萬和100萬，自判決后，陸續成為失信被執行人，未履行比例高達99.9%。
比外包、分包更進一步的，是個體工商戶模式。來自山西省的騎手楊雄偉送了1年半外賣后，他因為離職糾紛將站點告上法庭，但法院判決認為，他是個體工商戶，而不是勞動者，最終，2倍工資和經濟補償沒拿到，未繳納的社保也不了了之。
“致誠勞動者”檢索發現，在江蘇崑山玉山鎮，就有超過80萬家營業範圍包括“外賣服務”的個體工商戶，在江蘇淮安漣水縣朱碼鎮，也有超過48萬家個體工商戶，在靈活用工平台“好活”的APP評論里，有用戶評價說，“跑外賣，必須填這個，不知道有什麼用，希望不要被坑。”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係研究所所長常凱告訴記者，勞動者從個體勞動者變成個體工商戶，是很荒唐的事情，但在很多地方就堂而皇之的出現了。
被外包后，騎手找不到僱主了
如果不是受傷，邵新銀並不能感受到被外包、分包，與直接簽約員工的區別。受傷后申請工傷，第一步是，確定公司與員工之間是否存在勞動關係，這一步，就攔住了絕大部分騎手。
因為每天晨會上喊迪亞斯的口號，邵新銀認為自己是迪亞斯的員工。他的騎手APP上薪資賬單顯示，他是迪亞斯公司的全職騎手。但兩次打官司，他都敗訴了。
陳星查閱他的銀行流水記錄發現，他的工資由太昌公司發放。由於沒有與太昌公司之間的勞動合同，難以證明與太昌公司之間存在勞動關係。陳星後來又查閱到，太昌公司曾經為邵新銀投保僱主責任險，但法院認為，“投保僱主責任險不能直接證明雙方之間一定存在勞動關係”。
陳星有過15年職業經驗，曾經手3000多起農民工維權事件，對複雜用工關係一向遊刃有餘，這一次，他也有點絕望了。
“致誠勞動者”根據1907個外賣平台與騎手打官司的案件整理的《外賣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報告》顯示，通過外包服務公司方式，外賣平台的法律隔離效果顯著。外賣平台由自營轉為外包后，被認定為用人單位的概率從100%降至0.32%，到個體工商戶時則降為0。同樣，配送商通過網絡外包和個體工商戶模式，也能將認勞率從81.54%降至45.93%和58.62%。在侵權類案件中，外賣平台原本需承擔的僱主責任幾乎全部轉移給外包服務公司，其自身擔責率由100%降低至15%以內。
2016年前後，外包模式出現，2019年前後，個體工商戶模式出現，之後，法院判決數量均逐年上升。即便如此，“大部分案子，騎手起訴前就已經放棄維權了。”徐淼告訴記者。
案子打到中途時，因為找不到用人單位，陳星感到絕望，一度都想勸當事人算了。但佟麗華覺得，員工找不到僱主，恰恰說明這是一個嚴峻的問題，也說明了隱藏在外賣系統內的錯綜複雜勞動關係的複雜性和惡劣性。
邵新銀案件最新的進展是，他仍然無法與迪亞斯公司確認勞動關係。現在正在北京進行仲裁，請求太昌(重慶)餐飲管理有限公司承擔用人單位責任，餓了么承擔連帶責任。令佟麗華覺得遺憾的是，直到現在，依舊沒有發現大平台有任何的反思，“沒有表示對受傷勞動者的歉意，沒有對這個漫長的過程如何將解決相關問題有任何建議，他們只是希望簽保密協議化解掉事情。”
問題頻頻出現，應該得到討論
靈活用工問題是今年以來最受關注的話題之一。今年7月16日，八部門聯合發布了《關於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7月26日，市場監管總局七部門聯合印發《關於落實網絡平台責任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權益的指導意見》。9月10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4部門對美團、餓了么、滴滴、達達等10家平台企業保障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開展聯合行政指導。外賣騎手的勞動保障問題，更是新聞中的熱門話題，美團、餓了么也因此多次登上熱搜。
常凱認為，外賣騎手問題頻發的原因是，靈活用工環境下，打破了傳統勞動關係，僱主隱身化了，“現在造成一種假象，平台經濟和騎手之間沒有勞動關係，勞動者找不到誰是僱主。”
佟麗華告訴記者，他也希望企業能夠健康發展。當下互聯網和新型用工形態發展迅速，已有的勞動合同法和社會保險法對這些問題關注不夠。他建議，在勞動領域，儘快修訂勞動合同法，社會保險法也需要進行修改完善。否則，社保壓力、負擔過重，確實會抑制企業的活力。
當然，平台作為靈活用工最大受益者，也應該承擔勞動者的責任，“把用工主體責任全部推卸給別人是不合適的，是權責利不統一的。”佟麗華建議，平台可以通過協議的方式把相關責任分配給其他合作公司，但在這個過程中，平台依然應該承擔主體責任。同時希望平台提供申訴渠道，便捷騎手的維護權益。“不能覺得騎手出現問題了，跟自己沒關係。”
對平台經濟用工，國內目前沒有先例可循。常凱告訴記者，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已經越來越清晰，特別是八部委聯合發布的政策。企業有自己的主張、利益和代表，這沒有關係。但這個問題應該被提出來，應該得到討論。”他最近調研一些企業，包括京東、美團等，“他們也意識到了問題，但需要深入研究，才能形成共識問題。下面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
記者／任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