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點”還在，“線”沒了。8月初，因為突發的疫情，南京暫停地鐵1號線、3號線在江寧區段的運行，南京提出的“兩點一線”上下班模式遭到網友的瘋狂吐槽。8月3日，南京做出回應：倡導在寧企事業單位積極承擔防疫主體責任，及時調整生產計劃、工作安排、工作方式，儘可能創造線上遠程居家辦公條件，實行彈性工作制。
同日，北京海淀也倡導辦公樓宇採取遠程和居家辦公，作為對北京市7月29日提出舉措的具體響應。
近十餘天來，肆虐的疫情和暴雨考驗着南北多個城市的應急響應能力，而能否“居家辦公”也成為人們掛在嘴邊的焦慮。應急專家表示，災害預警與相關部門的疫情防控建議相當於城市的免疫系統，要做好部門之間的聯防聯動。那麼，應急響應需求下，居家辦公到底被什麼絆住了腳步？
澇遇上疫：
產生1+1＞2的影響
在暴雨和疫情的雙重影響下，南京、鄭州等地陸續成為“澇疫結合”的難兄難弟，居家辦公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7月30日，南京做出回應。當天，在南京市第十場新聞發布會上，南京市政府提出“加強工業企業員工出行管理，實行企業到住所‘兩點一線’上下班模式，最大限度減少人員外出流動。軟件和信息服務業等信息化企業原則上居家辦公、線上辦公”。而這距離7月20日南京檢出9例陽性病例已經過去10天。
由南京向西北600多公里，鄭州正經歷着同樣的考驗。7月19日、20日兩天，鄭州連發5次暴雨紅色預警，相應的防禦指南顯示，要停止集會、停課、停業（除特殊行業外）。但據河南省政府通報，截至8月2日12時，此次特大洪澇災害已致302人遇難、50人失蹤。疫情方面，8月2日，河南又新增了2例確診和15例無癥狀感染者。
“應急預案是保障城市運行的免疫系統，非常重要。紅色預警發布之後可以彈性上班或者居家辦公，但實際中可能受限於多種因素影響，而沒有採取這樣的措施。”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教授孔鋒博士在接受北京商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目前鄭州市公共衛生事件和自然災害疊加在了一起，是一種複雜性的災害遭遇現象，可能會產生1+1＞2的影響。”
“7·20”鄭州暴雨後，針對颱風和暴雨的“居家辦公”要求更為集中和明確，河南省安陽市防汛抗旱指揮部7月22日發布緊急公告，全市所有企事業單位除必要的搶險救災人員和值班人員外全部居家辦公；應對颱風煙花，杭州市防指7月26日也建議杭州市不涉及城市運行的機關、事業單位採取彈性或錯峰上下班，企業採取在家辦公、遠程辦公等方式，確保安全。
但北京商報記者搜索發現，目前仍有大量企業沒有採用居家辦公的舉措。有南京網友在微博質問：“一個1000多人的互聯網公司怎麼就不讓居家呢？”此外，還有河南網友表示，“地鐵停運以後公交車人真的很多”，因此希望居家辦公。不同公司的應對策略也各異，一位揚州網友說，公司以“五五開輪流住單位”的方式代替了居家辦公。
誰來決策：
部門聯動“淤滯”
孔鋒告訴北京商報記者，氣象部門、水務和防洪部門、衛健部門發布暴雨洪澇預警或疫情特徵情況后，會有一個專業性的建議，這個建議大多數是由一線專家共同研討、研判作出的決策。“居家辦公最終的決策權是衛健部門、相關發布預警的部門和其他運行部門之間的聯防聯動機制，這是應急預案中應該規定的一些措施，現在主要是部門之間的聯防聯動機製做得不是太好。”
相關決策具有強制性嗎？中國應急管理學會理事、北京師範大學風險治理創新研究中心主任張強教授在接受北京商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突發事件應對法》和《傳染病防治法》授予了一定權力，包括在預警期和應急期，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採取一定的強制性措施來控制事態發展。“當然，相關法律也明確規定，這些強制性措施也是要與突發事件可能造成的社會危害相關聯，尺度是要跟事件的性質、程度和範圍相適應的。”張強說。
張強表示，如果地方政府明確採取應急措施要求，顯然是具備一定強制性的。但有時特別是預警期，政府往往向社會發布的是有關採取特定措施來避免或者減輕危害的建議或者勸告，並不是簡單的“一刀切”。這時企業有一定的選擇空間，需要企業的管理者在充分了解所在地政府信息的基礎上，根據企業類型、行業所在區域等具體特徵，對這個情境進行進一步的判斷。
當選擇權交到企業手中，情況會如何呢？北京翠湖科創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尹路明告訴北京商報記者，“居家辦公暫無法治文件可依，國有和體制內單位會較為積極地響應居家辦公預警建議，決策權多在於集團和本單位最高領導”。
“對於城市發布的預警或居家辦公建議，公司會綜合考量后再決定是否實施，比如對於提前一天的預警，會一大早看一下天氣情況后再決定，最終決策權在總裁辦。”北京一家科技公司負責人對北京商報記者表示，“對於那些不會選擇居家辦公的企業，可能也確實有實際難以執行的困難，比如大部分員工的工作就需要他們在公司裡面操作或者出外勤，在家幹不了。”
企業選擇：
治理能力大考
對於企業來說，居家辦公有何影響？據艾媒網數據，從2020年中國職場人新春居家辦公利弊評價調查來看，有42.9%的企業高管認為居家辦公弊大於利，與“利弊相當”和“利大於弊”的選項相比，佔據最多數。
去年疫情較嚴重時期，北京翠湖科創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就進行了為期1個月左右的居家辦公。尹路明告訴北京商報記者，當時大約30名員工通過居家開網會的形式工作，部分骨幹會在部分時間無規律到辦公室上班。“相比之下，民營企業比較難下積極響應的決心，頻繁預警和響應造成的損失均需民企老闆自己承擔。”尹路明說。
辦公傢具企業Steelcase的全球調研數據顯示，“根據中國區數據，居家辦公導致員工的決策速度下降19.7%、效率下降18.7%、參與度下降15.8%，這些因素均有可能對公司運營造成影響”。
“影響是一定有的。”北京知誠社會組織眾扶發展促進會會長任壯在接受北京商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其中，居家辦公對生產、製造業和文化、旅遊行業影響大，對互聯網等輕資產、智力密集型影響相對較小”。
“居家辦公主要是為了控制人流，高風險地區人員的聚集會帶來很大的風險。企業要平衡風險，如果它為了經營選擇承擔風險的話，一旦有人員傷亡或其他意外發生，對企業來說也是重大的長期的衝擊，這是更為深遠的負面影響。”張強說，“這是對企業怎樣實現精細化、彈性化管理的一個考量，也是對企業治理能力的一次考驗。”
北京商報記者 陶鳳 呂銀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