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算法的監管，有了最新的嘗試。7月26日，市場監管總局、國家網信辦等七部門聯合發布《關於落實網絡餐飲平台責任
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權益的指導意見》（簡稱：指導意見），其中提到不得將“最嚴算法”作為考核要求，通過“算法取中”等方式，合理確定訂單數量、準時率、在線率等考核要素，適當放寬配送時限。
何謂“最嚴算法？如何做到“算法取中”？
對此，澎湃新聞記者專訪了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技術總監沈灝。
沈灝介紹，算法指的是在大數據的支持下，通過不斷獲取最優解，提高整個系統的效率。在很多場景下，算法及其所代表的人工智能技術，正成為人們的輔助工具，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近年來我們一直在強調人工智能倫理，以人為本地把算法作為勞動者的助手，而不是對手。”
但在外賣行業，算法存在特殊性——算法與勞動者緊密相關，它用純理性的結果，為勞動者訂立考核標準。沈灝指出，本質上最嚴算法和算法取中沒有特別嚴格的定義，“不斷刷新最優解作為新的衡量標準來使用，可理解為最嚴算法。
去年人物雜誌《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一文，引發了大眾對“最嚴算法”的擔憂。文章描述了支撐外賣系統運行的智能算法，為“實現勞動價值的最大化和高效化”，不斷壓縮外賣騎手的送餐時間，繼而引發交通安全等系列問題。
在這一背景之下，如何讓算法更具人性化，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在沈灝看來，此次的指導意見，意義在於給出了明確的方向，“明確不得將最嚴算法作為考核的要求，就像不能把奧運冠軍的水平作為普通人的考核標準。”
摒棄最嚴算法作為考核要求后，指導意見提出了通過“算法取中”等方式，合理確定考核要素。沈灝指出，算法取中是一個相對模糊的概念，很難定量，通常是設置一個適當的閾值來進行技術實現。
判定閾值設定是否合理，“（需要）接下去需要針對各個業務領域大量地調研，深入每個場景，最終制定一個相對有量化指標的實施方案，有理可據地去對企業的算法做監管。”
“建立一套評價標準體系，有了標準之後，才可以比較定量地去處理算法和勞動者之間的關係。”沈灝表示。
要求“算法取中”在技術上實現的難度不大，更考驗的是“企業管理層如何平衡企業利潤和大眾預期。”
“企業的運行效率短期肯定會受一定影響。因為算法本身提供了非常理性的結論，企業按照算法提供的結論去做，理論上可以達到最高的效率。”沈灝說。“但這只是一個純理性的結果，長此以往會引發更多的問題，從別的角度影響企業的運行效率。但把時間軸拉長，更有戰略眼光、更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能夠在勞動者的幸福感和企業運行效率之間找到平衡點，使之成為企業持續發展的勢能。”
在意見提出后，如何真正將“算法取中”落實，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副教授、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主任張成剛曾向澎湃新聞記者表示，政府可以成立專業機構，來做算法的審查測試，更直接的辦法是對勞動力市場運行結果做監測。
作為技術領域的專家，沈灝也認同這一做法。“它是傳統方式，也是很有效的方式。因為對算法本身來說，可能就是程序員調一個值的的問題，到底調50%還是調80%，數值對應的依據和結果分別都是什麼，最後還得回到勞動力市場，去印證50%或者80%是否合理。”
對算法的監管，是數字經濟治理的重要一環。《關於落實網絡餐飲平台責任 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權益的指導意見》出台的一個背景是，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印發了《法治社會建設實施綱要（2020－2025年）》。
在依法治理網絡空間一節，實施綱要提出，制定完善對網絡直播、自媒體、知識社區問答等新媒體業態和算法推薦、深度偽造等新技術應用的規範管理辦法，以及加強對大數據、雲計算和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研發應用的規範引導。
不過，目前還有很多尚待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比如當監管部門對算法提出要求，算法如何接受審查，可以向誰公開，公開到什麼程度？《指導意見》暫未做出進一步的披露。
“對於人工智能企業來說，算法作為主要的產品，如果全部放開，很容易被複制，不是一個能夠長期良性循環的模式。”沈灝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