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大象旅行團”幾乎“住”在了熱搜上。兩群大象從老家——雲南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勐養子保護區出發。一群北上500多公里，大搖大擺一度逛到了昆明境內；一群南下滯留在中國科學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威脅着科學家60餘年來收集的1300多種珍稀瀕危植物。
轉自中國科學報
作者|李晨陽
網上的聲音漸漸從驚奇、調侃變得趨於理性。前段時間還笑言“昆明歡迎你”的網友們，也開始擔憂“接下來該怎麼辦？”“它們還能回家嗎？”
“野生動物對人類、人類對野生動物，都有心理上和事實上的安全距離。”亞洲象研究學者、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立對《中國科學報》說，他最擔心的是，這種安全距離正在一次又一次被打破。
“一方面，中國的生態保護工作初見成效，亞洲象等野生動物的種群有所恢復；另一方面，棲息地的破壞和碎片化，卻難以在短期內得到改善。”張立說，“這是問題的根源。”
繁衍生息、“人丁”漸旺，卻發現已經找不到家了——這絕不是亞洲象一種動物面臨的煩惱。
大象和人，都想有個家
研究亞洲象20多年來，張立見證過太多人象衝突的悲劇，給他的研究生做飯的一位野象谷老闆娘，就是死在了大象的腳下。
“中國的農夫和大象無法共處。”在《大象的退卻：一部中國環境史》這本著作里，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研究院中國史教授伊懋可得出了如此結論。
早在數千年前，大象還遊盪在今天的河北地界，即便後來環境變化，它們也能適應大半個中國的氣候。河南修水電站時，曾經挖掘出亞洲象的遺骸。河南的簡稱“豫”，字形里就藏着一頭“象”。
然而，隨着人類活動的步步進逼，大象在中國大地上一路退卻，最後只剩下雲南省的西雙版納、普洱、臨滄等零星棲息地，種群數量一度跌至150頭，可以說是“退無可退”。
近年來，隨着保護力度加強，國內亞洲象的數量緩慢回升到300頭左右，但依然處於瀕危狀態。但就是這麼少得可憐的亞洲象，依然能引發激烈的人象衝突。
2010年，保險公司估算了西雙版納100多頭大象給當地造成的經濟損失，大約是437萬；2017年又漲了近兩倍——1253萬元。
與此同時，大象傷人的事件也時有發生——僅2019年，就有14人因雲南野象肇事而死亡。
“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狀是，一方面，來自人類的干擾從未止息，新的耕地還在繼續嵌入亞洲象本已所剩無幾的棲息地；另一方面，大象苦於現有環境滿足不了它們的生存和種群發展需求，也在持續向外擴散。這些因素都會讓人和象的接觸越來越頻繁，進一步加劇人與大象的衝突。”張立說。
最近張立接受了很多採訪。每一次，他都會強調一個數據：近20年間，中國野生亞洲象的棲息地面積縮小了40%以上。“不管你分析大象遷移有哪些原因，都不能忽略這個最殘酷的事實！”
橡膠、茶葉等產業，是大象棲息地消失的最主要原因。但棘手的是，這些產業對當地人來講，無疑就是命根子。
當越來越多的原始森林被開發為橡膠園和茶園，餓着肚子的大象就不得不走出家門，奔向農民的果園和莊稼地。
而這一次，它們走得更遠了：一路“象”北500多公里，行程震驚全國。
國家公園能不能成為大象新家？
日前，在人們的圍堵和食誘下，象群開始向西南方向掉頭。
在此之前的5月31日，專家組第一次成功摸索出了引導象群的經驗。
他們選擇了青玉米、菠蘿、香蕉這些香氣濃郁的食物，布置在預設道路上，同時對通向市區和鄉鎮的道路進行封堵，終於讓大象“走上正途”。
理想的前景是，隨着一線工作組的經驗積累，這樣的成功案例越來越多，象群能在人們的引導下，通過較為安全的道路，走到適宜棲居的地方。
但這又回到了老問題：適宜棲居的地方在哪裡？蒼茫大地，何處是家？
在近期的媒體報道中，多位專家都提到，應當專門為亞洲象建立“亞洲象國家公園”。
近年來，國內先後在12個省份開展了三江源、祁連山、神農架、武夷山、錢江源、南山、普達措、海南熱帶雨林等10處國家公園體制試點。
張立告訴《中國科學報》，早在2016年左右，雲南省林業部門就已經在規劃亞洲象國家公園，他本人擔任該國家公園的規劃評審專家組組長。
但他能明顯感到，人們擔心，建設這樣一個國家公園會給地方經濟民生帶來怎樣的影響。
“亞洲象生存的地方，人口非常密集。相比之下，祁連山、三江源等國家公園試點，人口要稀少很多，這是最大的區別。”
在曾研究亞洲象種群遺傳的《博物》雜誌編輯何長歡看來，要想實現亞洲象國家公園這個理想，還是橫亘着不少阻礙。
“建設國家公園，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怎麼把人遷走。這可不是件輕飄飄的事兒。”
在普洱市江城縣整董鎮，生活着一群特殊的老百姓。
他們是20年前從千里之外的昭通市大山包鄉搬遷來的，搬家的原因是那裡建立了黑頸鶴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但從2011年起，野生亞洲象開始進駐江城縣，給當地居民造成了巨大損失，還曾出現人員傷亡。
“如果建立亞洲象國家公園，類似這樣的村鎮可能還面臨著搬遷。”何長歡說，“要避免‘生態移民，一移再移’的情況，從一開始就要非常嚴謹地開展有預見性的長期規劃。”
在國家林業和草原局亞洲象研究中心、國家林業和草原局昆明勘察設計院發表的論文《亞洲象國家公園探索與思考》中，理想中的亞洲象國家公園被描述為：各類自然保護地有機整合，片區之間的連通性得以增強；亞洲象棲息環境和社區居民生活條件得以改善，人象空間的重疊度逐步降低，通過資源合理利用反哺亞洲象保護；高效、協調的跨行政區域管理體制基本建立，跨境合作得到強化……
不管亞洲象國家公園的願景是否遙遠，有些問題的解決已經刻不容緩。
張立建議，由於近年來橡膠價格持續走低，已經不再是當地群眾的首要致富路徑，可以考慮通過林權流轉等途徑，實現一定程度的“退膠還象”，同時為老百姓找到更好的替代生計。
此外，一些區域雖然沒有大象居住，但卻是它們重要的遷徙廊道，接下來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通過生態修復，恢復保護地之間的連通，改變棲息地高度破碎化的現狀。
張立曾做過一個研究——生活在勐養子保護區里的村民，希望在保護區里的採伐集體林種上更有經濟價值的橡膠和茶葉。
雖然這部分保護區的面積只佔9.67%，但經他們測算，如果改種經濟作物，整個保護區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就會下降大約40%。
“這40%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從村民的角度來說，可能是採集大紅菌、竹筍等優質林下農產品獲得的收入。但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就是熱帶雨林提供的巨大碳匯。如果未來全國的碳交易市場成型，就可以將這些保護區的生態價值變現，通過相應的生態補償機制反哺當地經濟。”張立說，“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絕對不是一句空話！”
大象！不只是大象
據中國科學家在《生物保護》雜誌上發表的論文——《中國保護區生物多樣性保護現狀》顯示，2004~2014年，109種中國生物多樣性紅色名錄中受威脅哺乳動物的狀況有所改善。
藏羚羊的種群數量從20世紀90年代末的6萬~7萬隻恢復到2015年的20萬隻，受威脅等級由瀕危降為近危；大熊貓、中華斑羚和海南新毛蝟等均從瀕危變成易危。
而包括亞洲象在內的一些物種，雖然受威脅等級沒有變化，但也初步扭轉了持續下降的態勢，種群規模穩中有升。
當我們為這些數字感到欣慰的同時，另一些新聞也頻頻觸動我們的神經。
雪豹襲擊家養牲畜；棕熊襲人並破壞房屋；野豬局部泛濫，糟蹋莊稼、反攻人類……
而從闖村咬人的東北虎“完達山1號”，到浩浩蕩蕩“逛吃逛吃”的大象旅行團，今年一連串的野生動物事件顯然更加重磅，影響也更為深遠。
“今年的動物們是怎麼了？”不少人在網上發問。
“時間上或許是巧合，但我想這也折射了某種趨勢。”何長歡說，“根源還在棲息地上。”
“對許多物種來說，只要繁殖能力不是特別低下，數量也沒有跌破功能性滅絕的紅線，只要把盜獵等行為管住，數量就會慢慢多起來。”
中山大學博士后黃程對《中國科學報》說，他曾在普洱地區研究過5年亞洲象，“但棲息地的改變很多時候是不可逆的。人與動物的這種關係變化也是不可逆的。以大象為例，它們習慣了農田那樣大量集中、唾手可得的食物，要轉回去吃傳統的自然食物，也很難”。
黃程認為，從近期這些事件來看，國內依然缺乏野生動物管理的專業技術型人才，更缺乏應對野生動物突發事件的行業規範。
什麼情況下可以麻醉動物、轉運動物，什麼情況下最好引導動物回到原棲息地，什麼情況下必須啟動異地安置方案……都沒有明確規定——“動物已經‘兵臨城下’了，我們還在摸着石頭過河。”
2019年，美國媒體報道，一度野外滅絕的墨西哥狼經過圈養繁殖和重新野放，回到了美國亞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恢復區。但由於這些狼不斷殺死農場主的牲畜，在野生動物管理者、環境保護主義者和村民之間引發了劇烈的衝突。
“這其實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黃程說。
而對那些經歷了數千年的漫長撤退，終於稍有喘息的動物們來說，“回家”之路也許比人們想象的更加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