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種經濟模式興起的同時，往往伴隨着監管缺位下的亂象頻發，近來日益盛行的直播帶貨也不例外。作為數字經濟新業態，最近一年多以來在疫情的影響下，直播帶貨風頭正勁。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國電商直播用戶規模達到3.88億人，預計2021年底將達到6億人左右。
從成交額上看，另有統計顯示，2019年直播電商的總規模為4338億元，2020年突破萬億元，預計2021年規模將擴大至2萬億元，滲透率將達到14.3%。
規模如此之大且呈高速增長態勢，讓不少人認為這一業態大有可為，企業、人員等各類資源也紛紛參與其中。然而，這一過程中種種問題也隨之而來，假冒偽劣產品盛行，“帶假貨”“割韭菜”現象頻發，損害消費者權益。就算是帶貨量居於頭部的“主播”，最近也不斷暴露假貨問題。
近日，被稱為“超級主播”的薇婭直播間賣貨出現問題，該商品是一款聯名掛脖風扇，事實上該品牌從未和國內任何品牌做過聯名，實際價格也遠高於直播售價；去年另一知名主播辛巴將普通糖水當燕窩賣，被舉報后還遭到相關部門處罰；此外，羅永浩承認因疏忽賣了假羊毛衫並致歉，潘長江、謝孟偉等帶貨劣質酒等問題早已是公開的秘密。
眾所周知，近年來國內消費對中國經濟的作用日益重要，疫情之後內需有所萎縮，相關部門一再出台政策進行刺激。直播帶貨作為民眾樂於接受的新興零售模式，對刺激內需有着正面作用，值得提倡，此前薇婭、李佳琦等主播也成為了各地的座上賓。
不過，提倡這一業態並不意味着可以容忍其間發生的種種亂象，且亂象頻發將明顯損害直播帶貨的聲譽，對未來健康發展十分不利。此時，監管層務必及時出手，通過建制度、嚴執法等舉措，肅清直播帶貨亂象，確保相關業態可持續、健康發展。
從這幾年對移動互聯時代新業態的監管經驗來看，因為互聯網時代的商業模式與過去區別巨大，故原有的制度法規往往具有滯后性，針對新興業態監管往往無從着手。
因此，首先需要針對與傳統業態有較大差異之處，完善監管制度。比如在消費者維權難過程中，最典型的問題就是因網絡平台、商家和直播者三方的責任義務和定位劃分不清，引發的各種消費糾紛讓消費者面臨投訴無門的窘境。今年4月底，國家網信辦、公安部、商務部等七部門聯合出台《網絡直播營銷管理辦法（試行）》，明晰了直播行業的責任清單，為依法有效治理提供了有力武器。未來，針對直播電商平台維權渠道不明晰、售後體系不完善等問題，都需要通過建制度一一明晰。
同樣重要的是，對於直播行業的違法違規行為等亂象需要依法重拳出擊。此前知名的辛巴“假燕窩事件”，涉及成交金額高達1549萬餘元，不過最終只罰款90萬元和封號60天，有沒有對消費者賠償到位，尚不得而知。類似這種“罰酒三杯”的做法明顯不具備多少威懾力，未來應抓好制度落實，對那些劣跡斑斑的問題主播，必須依法予以懲處，對他人造成損害的，要依法追究民事責任；構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可以說，直播帶貨雖然有利於提振內需，但只有肅清亂象，倒逼相關商家企業依法依規運營、健康有序發展，才能行穩致遠。對於直播從業人員，則應該強化法律意識，守住道德底線，不然將面臨法律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