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吳孟超院士:與病人、醫學事業、人類健康“肝膽相照”

5月22日,中科院院士、“中國肝膽外科之父”
吳孟超去世,享年99歲。吳孟超是我國肝膽外科開拓者和創始人,92歲時依然每周要親自主刀多台高難度的肝膽手術。2005年冬天,被推薦參評國家最高科技獎時,因為堅持要給一位河南的病重農民做手術,而推遲了上級的考核談話。

人這一輩子該幹什麼?吳孟超的回答是:與祖國同命運,只有在“大我”中才能實現“小我”。

2014年9月,《中國科學報》以《大醫為人吳孟超》為題,詳細報道了吳孟超一生對“仁者大醫”的堅定追求。以下為全文:

大醫為人吳孟超

作者|方鴻輝

吳孟超,1922年8月31日出生於福建省閩清縣,馬來西亞歸僑,1940年進入同濟附中,1949年畢業於原同濟大學醫學院(今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獲學士學位。吳孟超師從中國著名外科學家裘法祖,擅長肝膽疾病的各種外科手術治療,尤其擅長肝癌、肝血管瘤等疾病的外科手術治療,被譽為“中國肝膽外科之父”。1991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2005年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2011年5月,我國將17606號小行星命名為“吳孟超星”。

緬懷吳孟超院士:與病人、醫學事業、人類健康“肝膽相照”

一個人不管有多聰明,多能幹,背景條件有多好,如果不懂得如何做人,那麼最終的結局很可能就是失敗。

分析吳孟超在做事與做學問上能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最關鍵的一點是他一生都在孜孜矻矻地尋求如何做人,他所走過的道路處處透射出他特有的做人通則與做人技巧。

吳孟超院士已92歲了,依然每周要親自主刀多台高難度的肝膽手術,坐堂周二上午的專家門診,主持着東方肝膽外科醫院院長和研究所所長的日常事務,並親自帶教着多名研究生,還不時要跑到嘉定在建的東方肝膽新院和中國肝癌研究中心的工地視察……究竟是什麼力量,使這位年愈九旬的老科學家依然充溢如此的生機?

做個有志向的人

一生坎坷的吳孟超,所踩踏出的科學道路,處處體現了自強、自立、自信、自超。他很早就立下了志向,用時髦的話叫作“有夢想”。

“我原先的名字叫孟秋,在念書念到一年級以後,我就覺得這個‘秋’字不太好,有一點像女孩子的名字,我有一點不太服氣。當時就想,‘秋’跟‘超’在福建口音中有一點音相近,於是我就把這個字改了,是我自己改的……”這應該是童年吳孟超從內心呼喚自強的信號,也是他性格中“自強”的火苗在心靈的閃現。

更有意思的是,吳孟超一旦立志要“當一名外科醫生”后,哪怕面對留在同濟醫學院當小兒科醫生,這種在旁人看來是“捧到了金飯碗”的好職位,卻被他毫不遲疑地拋棄。

要知道那是發生在新中國剛建立的上海,對初出茅廬的吳孟超來說是人生地不熟,找工作又是十分困難的時間與地點。於是,這位懷揣名校畢業證書的高材生成了躑躅街頭的失業者。

他就是這樣一位不達目的不罷休、咬住青山不放鬆的倔漢子。

他心裡很明白:打垮自己的往往不是別人,而是自己,不要把一次失敗就看成是人生的終結。

他敢於作出這樣的抉擇,正體現了心靈中有一種超越的志向和追求。由立志當一名外科醫生的職業志向,進化為“醫者仁心”的人生志向。

為實現這個人生志向,一旦有幸當上一名外科軍醫后,他便以充沛的精力、執着的堅毅和腳踏實地的努力,以仁愛之心挽救每一位他所施救的病患者,竟然從死神手中拉回了14000多個肝膽癌症患者的生命,這項事業是多麼不朽!

如佛家常說的“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吳孟超雖不是佛教徒,但他畢生在奉行眾善。

只有踐行了“仁者愛人”的做人準則與志向,吳孟超才會有如此堅定的“仁者大醫”的追求,才推動他作出了一系列創新成果,才取得了一系列肝膽事業的飛躍,也才支撐他九十高齡依然能高高地揚起生命的風帆。

吳孟超的成功做人,首先體現在好男兒早立志,敢於自己拍板,不怕失敗,不輕言放棄。

成功時,從不得意忘形;失敗時,更不會灰心喪氣。他也從不怨天尤人,抱怨命運不公。

面對“山重水複”之關卡,勇創“柳暗花明”之境界,始終用信心去戰勝一切困難

欲成就人生一番事業,就要敢擔當,干大事,攬難事。立個志向,持之以恆;樹個目標,人生才有前行的方向。

做個有仁愛之心的人

吳孟超所走過的從醫道路,得到了恩師裘法祖教授為醫之術的指導和為醫之道的熏陶。

“裘老師常說:治療病人猶如將他們‘一個一個背過河’;對待功、名、利、祿要‘一身正氣、兩袖清風、三餐溫飽、四大皆空’……這些富含人生哲理的話語,同先輩們說的‘醫乃生死所系,非仁愛之士不可托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呵!”他還常說:“從醫這麼多年,我時時記住裘老師講過的一句話——醫術有高低,醫德最要緊。”

正是這些為人之道的人文情懷,使吳孟超獲益匪淺。往後數十年從醫生涯中,他一貫待老師敬若父母,待病人不分貴賤,待戰友心地坦誠,待學生甘為人梯。

“做醫生在品格上至少要具備三種精神:無欲無求的獻身精神,治病救人的服務精神,求實求是的科學精神。”吳孟超時時處處都體現了這三種精神。

每年的大年初一清晨,作為院長的吳孟超總會第一個趕到病房,向全院上下所有病人拜年,將新年的第一聲祝福送給住院病人。

1986年,吳孟超任第二軍醫大學分管醫療科研的副校長后,由於還兼做手術、科研、帶教研究生、肝膽外科主任等工作,實在忙得連氣都喘不過來,領導決定不再讓他“出門診”。

但名聲在外,疑難高危病人還是牽挂着名醫吳孟超,竟連連發生“攔路求醫”的事件,甚至深夜開會回家,還有病人等在家門口求醫……這些求醫者往往是肝癌晚期或手術難度極大者,或外院不肯接受的危重病人,而且往往又都是沒有“門路”的貧困者。

“只要你吳孟超看過了,摸過了,哪怕死了,我也口眼都閉了。”

吳孟超沒有抱怨,而是深深地自責,“不出門診,在一定程度上阻斷了我和患者的聯繫,這些病人需要我呀,這也是他們對我的信任呀!”不管肩上有四副擔子也好,五副擔子也罷,立即重啟吳孟超專家門診,定在每周二上午,數十年雷打不動。

“哪裡人呀?”“做什麼的?”“家裡幾口人呀?”……吳孟超看病先同病家聊家常。

溫馨的話語,讓病人面對大醫的緊張心理得以放鬆。若需要檢查,他會細心地拉上屏風,冬天還會把手搓熱,輕輕摁下病人的腹部,輕聲詢問病人哪裡有觸痛點。

做完檢查,他習慣地彎腰將病人的鞋子擺在最適宜病人下床穿着的位置。

若能夠做B超明確診斷的,絕不做其他昂貴的檢查,而且他會親自為病人做B超。

仁愛與善良是人性光輝中最溫暖、最美麗、最讓人感動的一縷,就像一盞明燈,既照亮了周遭的人,也溫暖了自己。

仁愛與善良會相互感染和傳播,也推動了吳孟超的肝膽事業走向成功,走向輝煌。

做個身心健康的人

從“二十弱冠”到“年逾古稀”的50年,幾乎也就是一個人的一輩子了。

人這一輩子該幹什麼?吳孟超的回答是:與祖國同命運,只有在“大我”中才能實現“小我”。

但是,要達成這個目標並非一件易事,尤其是中國老一代的知識分子,多風雨多磨難,能健健康康度過中年且在學術上有所建樹已是天大的幸事。

“為祖國健康工作50年”對大多數知識分子來說或許僅是一種奢望,30年還有可能,40年已鳳毛麟角,50年更是遙不可及。不少優秀的精英,中年早逝已不鮮見。

但是,吳孟超實實在在地做到了“為祖國健康工作60多年”,而且做得很輝煌。

如今以92歲高齡的吳孟超依然把每天的時間安排得密不透風。

這裡所謂的“健康”包含兩個方面:心智健康和體魄健康。

從心智方面來看,吳孟超一輩子牢記《易經大傳》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精粹,以建立自己強健的心理和完整的人格。

真正有見識的“君子”當知天時、任時命,順“天道”——自然規律。

而“厚德載物”就是要像大地那樣廣博寬厚,容納萬物,這也是國人修身養性的積極方面。

厚德的本意就是要加強道德修養。

中華民族是一個非常講究崇尚道德的民族。五千年來,無論世事如何變化,勤儉、忠義、謙讓、孝順都是恆古不衰的美德,多少古聖先賢更是視之為傳家寶。

大凡成功的人,往往都是德行高尚的人、心理健康的人。

吳孟超就是有這種教養的,往往不以術而以德,往往不以謀而以道,往往不以權而以禮,來成就其事業的。

有教養的人在自己獨處時,超脫自然,會管好自己的心,在與人相處的時候則為他人着想。

“假如我是他”是吳孟超待人處事的永恆守則和美麗的換位藝術。

與人為善,淡然從容,寧靜致遠,自我反思,則事事放心、順心。

遵照中央軍委調整領導班子應遵循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精神,1985年總後勤部部長洪學智將軍通過與吳孟超的反覆接觸,很理性地意識到吳孟超這位小個子專家非同尋常,正是他希冀尋找的二軍醫大校長的最佳人選,便直言相告,希望他挑起這副重擔。

同樣理性的吳孟超秉直回復:“首長,我是個醫生,我希望做臨床。”

洪部長一時以為吳孟超“真怕干不好”或是大專家固有的謙虛,姑且讓他再考慮考慮吧。

誰料兩個月後在北京,洪部長再次同吳孟超談這件事時,心繫肝膽外科事業的吳孟超便斬釘截鐵地回復:“部長,我真的幹不了。”

在外人看來這是求之不得的大好機會,卻被吳孟超放棄了。因為他心中早有大志向:要攻克肝癌。

再誘惑人的權重位高都對他沒有任何吸引力。他就怕擔任一校之長而干擾了他心中的宏圖大略。

經過激烈的討價還價,1986年吳孟超才擔任了第二軍醫大學分管醫療科研的副校長,並被破例地應允他兼任肝膽外科主任。

連任兩屆后,絕不“戀棧”,又全身心地撲入他心愛的肝膽事業。這種心理是何等健康!

2005年冬天,吳孟超被推薦參評國家最高科技獎,上級派人對他進行考核,確定第二天上午與他談話。

機關考慮到這是件大事,取消了他原定的手術。吳孟超得知后,堅持手術不能推遲。考核組的同志感到不解:這是個什麼病人,怎麼這麼重要?

下午談話時,禁不住問了一句:“吳老,上午在給誰做手術啊?”吳老說:“一位河南的農民,病得很重,家裡又窮,鄉親們湊了錢才來上海的,多住一天院,對他們都是負擔。實在抱歉,讓你們等我了。”

考核組的同志聽了肅然起敬,這種感動是從心底迸發出的。

單憑這一小小的舉止,已足以大大褒獎。由此,我們也可洞見這位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的最健康的心理!

這就是吳孟超,一位把患者的生命看得比天還大,把老百姓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的人!一個真正與病人肝膽相照、與醫學科學事業肝膽相照、與人類健康生存肝膽相照的人!這樣的人才配得上大寫,這樣的人才確確實實配獲得國家最高科技獎!

至於說到吳孟超的體魄健康,他沒有留過洋、啃過洋麵包,自然也沒有養成打網球、打高爾夫球等高雅運動的習慣。

他年逾九旬,仍能猛虎下山般有活力,完全得益於日常不停地思考與勞作,以手術、講課、實驗等輪番辛勞,以達到健體的效果。

俗話說“心靈手巧”,其實手巧也促使心靈。這裡的“心”乃是指“大腦”。只要腦健,身體自然就健。

數十年兢兢業業,他還練就了過硬的“站功”“餓功”“憋功”,一台大手術常常要連續站七八個小時,餓着肚子不能進食(高度緊張往往也體察不出餓與渴),哪怕術前再少喝水也難能七八(甚至十來個)個小時憋着尿。

2011年採訪程月娥護士長時,她說道:“開完刀就要洗一個澡,這幾乎也是所有的外科醫生的慣例。吳老開完刀也總要洗個澡出手術室。

可是,過春節放長假他不開刀了,會覺得很難受,他總是覺得不踏實,因此會來醫院查好房再洗個澡,權當做過手術了,興許是過個癮吧!”

也許讀者會認為,吳孟超平時的飲食恐怕是“超級”的,否則何以有如此神奇的精力?

吳孟超大女兒吳玲說,“父親吃得很簡單。他對生活一點要求都沒有,吃沒有要求,穿沒有要求,住也沒有要求,都沒有特殊要求……”他每天早晨自己煮(現在由阿姨幫忙)一瓶脫脂牛奶,放入幾粒枸杞,待梳洗完后,再泡入幾片曲奇餅乾,就當早餐了。

上午若連續兩台手術,一般下午2點左右在醫院吃手術餐,但他從不吃自助手術餐,食堂會為他煮一碗稀飯(地瓜稀飯、南瓜稀飯或紅棗稀飯)當主食,而輔食往往就是炒得很清淡的蔬菜或一小塊魚,然後就是半根香蕉。

若手術在上午11點前結束,吳老就會回家吃午飯,吳玲說:“中午如果回來的話,就大半碗米飯,然後燒一個葷菜,有時候炒兩個素菜,我們三個人(指吳孟超和女兒吳玲以及保姆)一起吃。

晚上的話就燒一鍋稀飯,喝喝稀飯,菜都要很清淡的,不吃太油膩的,有時候就只喝稀飯,有時候吃點阿姨做的餅或食堂買的饅頭什麼的。”

護士把自己做的糖醋大蒜頭或生薑片送他,他倒是很喜歡吃的,而且家裡常備從鋪子里買來的醬大蒜頭和醬生薑片。

吳孟超能有如此健康的體魄,同他注意養生是密切相關的。

當然,同他一輩子存好心、做好人、有個賢惠的妻子與和睦的家庭,讓他歡喜充心、愉悅映臉、樂觀向上,更密切相關了。

吳孟超肌膚雖已衰老,然他對科學事業的執着與熱情依然不減當年。

因為他明白:歲月悠悠,衰微只及肌膚;熱忱拋卻,頹唐必致靈魂;憂煩、惶恐、喪失自信,定使心靈扭曲,意氣如灰;生命是如此短促,“攻克肝癌,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必須爭分奪秒!”

這就是令吳孟超充溢勇銳之氣的源泉。

青春,對於年逾九旬的科學泰斗吳孟超來說是永存的,畢竟他有“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熾熱的情感”。

蒼穹中一顆閃亮的“吳孟超星”在永恆地運行,昭示每一位白衣“仁者”要始終與人類的健康事業肝膽相照。

(作者繫上海教育出版社編審)

延伸閱讀

吳孟超的科學足跡

作者|方鴻輝

1922年出生於福建閩清一貧苦農戶家,5歲時同母親一起闖南洋,8歲起跟着父親半夜去橡膠園操刀割膠,並在華僑辦的光華學校求學,接受了“求知求義最重實踐,做人做事全憑真誠”的教育。

1940年回國參加抗日活動,由於去不成延安,只能留昆明求學,決心以“讀書救國”。同年入昆明郊區的同濟大學附屬中學求學。

1943年,與日後的妻子吳佩煜雙雙被同濟醫學院錄取。

1949年畢業後進入華東軍區人民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即後來的第二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當上夢寐以求的外科軍醫。

有緣再拜師裘法祖教授,學裘師的醫術與醫道。

1958年翻譯並出版了我國第一本肝臟外科方面的專著——《肝臟外科入門》,同年組成了以吳孟超為首的旨在攻克肝臟外科為目標的“三人研究小組”。

歷經無數次失敗,製成了猶如珊瑚般美麗的肝臟管道的鑄型標本,在對肝臟血管的走向和分佈規律了如指掌的基礎上,提出了肝臟解剖學上的“五葉四段”的創新理論。

1960年主刀為一位中年女患者成功切除了肝癌,成了二軍醫大第一附屬醫院的第一例成功肝臟手術。同年發明了“常溫下間歇性肝門阻斷切肝法”。

1961年發現了“正常和肝硬化肝臟手術後生化代謝規律”,並據此提出了糾正肝癌術后常見的致命性生化代謝紊亂的新思路與新策略。

1963年突破了“中肝葉”手術的禁區,令世人震驚。

1964年,上海科教電影製片廠鑒於吳孟超的一系列基礎理論與臨床實踐的創新與成就,拍攝了《向肝臟外科進軍》的彩色紀錄片。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吳孟超戴上了“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由於他是歸國華僑,也因此有“裡通外國”的嫌疑。

1969年隨第二軍醫大學由上海遷往西安,自學中醫,當上了“一根銀針一把草”的赤腳醫生。

1974年借軍隊醫學院整頓的好時機,向醫院黨委申請成立獨立的肝膽外科獲批,實現了他肝膽事業上的第一次飛躍。

1975年神奇地一刀切除了迄今為止國內外最大的已被切除的肝海綿狀血管瘤,瘤體重18千克。

同年7月,第二軍醫大學奉命遷回了上海,第二年,吳孟超率先在上海進行了18萬人次的肝癌普查,開展肝癌早期診治的課題研究。

1978年起吳孟超帶頭招收研究生,數十年來培養了不少學有專長的高端人才。

這期間他還相繼提出了肝癌外科治療的一系列策略:對巨大肝癌的“二期切除”;對肝硬化肝癌的局部根治性切除;對肝癌複發再手術……

1983年為四個月大的女嬰,成功切下了重達600克的肝母細胞瘤,瘤子的體積竟比嬰兒的腦袋還大!緊接着開展的一系列小兒肝臟外科研究與臨床實踐,讓中國肝膽外科的聲譽更令人矚目。

1993年肝膽外科獲准發展成長海醫院的“院中院”,共200張床位,實現了他人生事業上的第二次飛躍。

1996年8月總後批准獨立建製為東方肝膽外科醫院和東方肝膽外科研究所。

1999年床位增至700張,使東方肝膽外科醫院成為第二軍醫大學的第三附屬醫院。

由此,也實現了他人生事業上的第三次大飛躍。

在此期間首創構建科研國際合作平台和人才培養的“啞鈴模式”,為東方肝膽外科醫院和軍隊培育並引進了不少人才。

作為一名戰略型醫學科學家,提出“要把基礎研究放在比臨床治療更重要的地位”的思想,並在東方肝膽外科研究所內組建了中德合作生物信號轉導研究中心、中日合作消化道內鏡臨床研究中心、中美合作腫瘤免疫和生物治療中心、滬港合作基因病毒治療中心等四個在國際上具有較大影響的基礎研究基地,開展了肝癌信號轉導研究、肝癌的病毒及基因治療,發現肝癌細胞的重要生物學特性,用生物治療抗腫瘤,並首創兩項肝癌疫苗技術。

1996年慷慨解囊,以個人歷年來積蓄的數十萬元和社會各界表彰獎勵的400多萬元為基礎,設立了“吳孟超肝膽外科醫學基金”。

2006年聯合了湯釗猷、顧健人、聞玉梅、鄭樹森、楊勝利、王紅陽等六位院士,向國務院提交了“集成式開展肝癌研究”的報告。

同年榮獲2005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2011年舉行國家肝癌科學中心項目開工儀式,選址在上海市嘉定區安亭鎮東方肝膽外科醫院的新院區,實現了他人生事業上的第四次大飛躍。

《中國科學報》 (2014-09-26 第10版 印刻)

編輯 | 宗華

排版 | 郭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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