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5月12日消息，在紐約長島，警方認為，17歲的馬蒂·坦克勒夫在家中發現母親被捅死、父親被打成重傷后，表現得過於平靜。於是，警方未採信他的無罪申辯，最終他因謀殺被判入獄17年。在另一起案件中，警探發現，16歲的傑弗里·德斯科維奇在自己的高中同學被勒死後，表現得十分心煩意亂，並且急於幫助警方破案。同樣的，警方也認定德斯科維奇在撒謊，最終他也因謀殺服刑近16年。
坦克勒夫似乎不夠沮喪，而德斯科維奇又看上去過於沮喪。這兩種截然相反的情緒，又是如何暴露出兩人心中隱匿的犯罪感的呢？
紐約市立大學約翰·傑刑事司法學院的欺騙研究員、心理學家馬利亞·哈特維格解釋說，事實並非如此。這兩人，後來都被證明無罪。他們其實都是大眾誤解的受害者。人們總以為，他們可以憑藉對方的行為來判斷他/她是不是在撒謊。在各種文化中，人們相信，諸如眼神躲躲閃閃、坐立不安和話說結巴等行為，都暗示對方在撒謊。
但事實上，經過數十年的探索，研究人員依然沒有找到充分證據來支持這種大眾觀念。哈特維格說：“作為專門研究撒謊的學者，我們面臨的一個問題是，每個人似乎都覺得他們能辨別撒謊者。”這種過分自信導致了嚴重的司法失誤。對此，坦克勒夫和德斯科維奇深有體會。哈特維格說：“對社會和錯誤判斷的受害者們而言，未能準確分辨謊言的代價是巨大的。”
心理學家早已知曉分辨撒謊者十分困難。2003年，現隸屬於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的心理學家貝拉·德保羅和她的同事們對科學文獻進行梳理，收集了116個比較人們在說真話和假話時的行為表現的實驗。這些研究評估了102種可能的非語言暗示，包括眼神躲躲閃閃、眨眼、大聲說話、聳肩、改變姿勢以及頭、手、手臂或腿的動作等。所有這些非語言暗示都不足以暴露撒謊者，儘管有少數行為存在弱相關性，比如瞳孔放大和說話音調略有增加（人耳無法察覺）。
三年後，德保羅和德克薩斯基督教大學的心理學家查爾斯·邦德又對206項研究進行了回顧。這些研究共涉及24483名觀察人員，判斷4435名個人的6651次交流的真實性。不管是執法專家還是學生志願者，他們判斷交流真假的準確率都不到54%，比隨機選擇好不了多少。在個別實驗中，準確率在31%到73%之間，規模越小的研究變化範圍更大。邦德說：“在規模小的研究中，很明顯，運氣占較大因素。但是研究規模足夠大時，運氣的因素就不那麼明顯了。”
瑞典哥德堡大學的心理學家和應用數據分析師蒂莫西·盧克說，這種規模效應說明，有些實驗得出的較高準確率可能只是偶然。他說：“如果我們到現在都沒有發現比較明顯的影響因素，那麼可能這種影響因素壓根不存在。”
常識告訴我們，你可以通過一個人說話時的音量或行為來判斷他們是不是在撒謊。但是，當科學家研究這些證據時，他們發現很少有線索與是否撒謊真的存在顯著關係。即便少數具有統計學意義的關聯性，也不足以成為可靠的指標。
然而，警方專家往往有不同的看法：實驗不夠現實。他們認為，說到底，在心理實驗中被要求說假話或說真話的志願者（大部分為學生）所要承擔的後果，與審訊室中或證人席上的犯罪嫌疑人需要為撒謊承擔的後果，是不一樣的。John E Reid & Associates的總裁約瑟夫·巴克利說：“他們說謊沒有任何風險。這不是真實的、相應產生的動機。”
英國朴茨茅斯大學的心理學家薩曼莎·曼恩說，二十年前，她剛對欺騙研究感興趣時，覺得警方的這種論點有一定道理。為了深入研究這個問題，她和同事阿德特·韋瑞先是觀看了數小時的警方審訊錄像帶，審訊對象是一名已定罪的連環殺手，然後挑出三個已知的真話和三個已知的假話。接着，曼恩讓65名英國警官觀察這六個陳述，並判斷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由於審訊以荷蘭語進行，這些警官只能憑藉非語言線索進行判斷。
曼恩說，警官們的準確率為64%，比碰運氣要好一些，但仍不夠準確。而那些稱自己依賴諸如“撒謊者不敢直視”或“撒謊者坐立不安”等非語言刻板印象的警官，表現最差。事實上，這個連環殺手在說謊時，仍舊保持眼神交流，並且一點也不焦躁。曼恩說，“毫無疑問，他很緊張”，但他有意識地在控制自己的行為，以擾亂刻板印象。
曼恩和韋瑞後來又進行了一項研究。在這個研究中，他們收集了謀殺了親屬但在電視新聞發布會上悲痛否認謀殺行為的家庭成員給出的真實和虛假陳述。然後，他們讓52名荷蘭警官分別陳述的真假。結果，荷蘭警官的表現並不比碰運氣好多少。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覺得情緒表現是真實的警官，表現最差。但這又說明什麼呢？曼恩解釋說：“如果丈夫謀殺了妻子，他有理由感到悲傷，或因為懊悔、或因為被逮住。非語言行為是如此古怪。如果你太關注諸如情緒等非語言行為，你會掉入陷阱。”
後來的大規模研究也證實了這些結果。哈特維格和邦德回顧了一些比較人們區分高風險和低風險謊言能力的研究文獻。他們發現，並沒有證據可以表明，人們可以更好地分辨警方審訊中犯罪分子或被錯誤指控的嫌疑人說的謊，而難以分辨實驗室志願者撒的謊。
刻意掩飾
從連環殺手到實驗室中撒小謊的學生，所有這些實驗中的“謊言”都是從口中說出來的。但是，在2019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中，曼恩對非語言的欺騙進行了研究，比如人們嘗試掩蓋非法活動的時候，這是一種與偵查炸彈攜帶者或走私者有關的欺騙類型。她招募了52名大學學生志願者，讓他們登上去另一個城市的渡輪。同時，她讓其中一半的學生攜帶一台據說存有敏感照片的筆記本電腦。曼恩叮囑他們，努力嘗試融入人群，不要顯得“形跡可疑”，因為有人會嘗試揪出他們。另外一半的學生則攜帶一部常規的手機。曼恩並沒有給他們任何掩飾行為的指示。
當曼恩向另外104名志願者展示渡輪視頻，並讓他們找出“走私者”時，觀察者的成功率並不比隨機猜測來得更好。在後續的採訪中，“走私者”說，他們當時很緊張，但他們會有意識地表現出正常行為，並採用聽音樂或使用手機等策略來控制自己的緊張情緒。
接着，曼恩又提高了風險。她招募了60名新志願者，讓其中一半的人藏好裝有俄羅斯、埃及和韓國現金的信封，而另一半人則沒有“走私”任何東西。但是這一次，曼恩讓兩名研究員一共登上渡輪，四處走動，並對乘客進行檢查，似乎是將他們的容貌跟手機上的照片進行比較。
然後，曼恩也讓120名觀察者觀看視頻，並找出“走私者”。這次，他們的準確率只有39.2%，低於隨機。曼恩解釋說，這是因為“走私者”會有意識地讓自己表現地更加正常，而“無辜的”對照組志願者純粹是自然行動。他們對突擊檢查表現出的驚訝，讓觀察者以為這是心裡有鬼的跡象。
佛羅利達國際大學的心理學家羅納德·費舍爾也協助培訓聯邦調查局人員。他說，欺騙者可以成功掩飾緊張情緒的這一發現，正好填補了欺騙研究中缺失的一部分。“很少有研究將人的內在情緒與其他人觀察到的蛛絲馬跡進行比較，”他說，“關鍵的是，說謊者確實會感到更加緊張，但這是一種內在的感覺，和他們在別人面前表現出來的行為不一樣。”
諸如此類的研究，讓研究人員在很大程度上摒棄了尋找欺騙的非語言線索。那我們是否還有其他方式可以辨別謊言嗎？如今，研究欺騙行為的心理學家更有可能會關注語言線索，尤其是放大說假話者與說真話者之間差異的方法。
例如，審訊員可以有策略地將證據隱瞞更長時間，讓嫌疑人更加自由地說話，從而讓說謊者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在一項實驗中，哈特維格向41名受訓警員傳授了這種方法。最後，他們正確分辨出謊言的概率達到了85%，而另外41名未接受該培訓的警員，他們的準確率依然只有55%。哈特維格說：“我們看到的是，準確率的顯著提高。”
另一種審訊方法則涉及空間記憶，即讓嫌疑人和證人描述與犯罪現場或不在場證據有關的場景。因為這可以提高記憶力，說真話的人可能會提高更多細節。去年，曼恩和她的同事發表了一項模擬間諜任務的研究。在研究中，122名受試者在學校食堂見到一名“特工”，交換密碼后收到一個包裹。在隨後的描述採訪中，研究人員讓他們講述在食堂發生的事情。與比被告知隱瞞這次間諜任務的受試者相比，被告知實話實說的受試者提供的細節要多出76%。朴茨茅斯大學的心理學家、研究的共同作者哈尼恩·迪布說：“你在描述的時候，你其實是在重現當時的事件，這有助於提高回憶。”
這次的實驗設計也得到了英國警方的協助。在深陷錯誤定罪和屈打成招等醜聞之後，英國逐漸開始採取非有罪假設審訊的方式，並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正式取代指控式審訊。自此之後，英國警方會定期使用描述審訊的方法並與心理學研究人員合作。
轉變緩慢
但是在美國，這種基於科學的改革尚未在警局和其他安全機構中間取得顯著進展。例如美國國土安全部的運輸安全管理局仍使用非語言欺騙線索，來篩查需要問詢的機場乘客。根據該機構制定的掩飾行為檢查列表，探員會在往來人群中尋找所謂的暗示說謊者的跡象，比如轉移目光（在有些文化中，轉移目光是尊重的表現）、長時間凝視、頻繁眨眼、抱怨、吹口哨、誇張的打哈欠、說話時掩住嘴巴、過度焦躁或過度的個人打扮等。所有這些都早已完全被研究人員揭穿。
鑒於探員們依賴如此模糊、互相矛盾的理由鑒別可疑人士，也難怪從2015年到2018年之間，機場乘客一共提交了2251項正式投訴，聲稱他們因國籍、種族、民族或其他原因受到質詢。國會對美國運輸安全管理局的機場篩查方法的審查可以追溯到2013年。當時，美國政府問責署（隸屬於國會的一個專門審核、評估政府項目並給予建議的部門）調查了該行為篩查的科學依據，發現其缺乏依據，並建議運輸安全管理局限制對該行為篩查的資金支持，減少其使用。運輸安全管理局隨後取消了獨立的行為篩查人員，並將檢查清單項目從94個指標減少到36個，但依舊保留了許多缺乏科學依據的元素，如大量出汗。
為應對國會的再一次審查，運輸管理局在2019年承諾改善員工監督，以減少問詢。但是，該機構仍認為行為篩查具有價值。一名國土安全部官員告訴國會調查人員說，即便不符合科學依據的學術標準，但“常識性”行為指標仍值得納入“合理且可辯護的安全項目”。運輸管理局的媒體公關經理卡特·蘭斯頓說：“運輸管理局相信，行為篩查為國內交通系統提供了一層重要且有效的安全保護。”該機構指出，過去11年中，有兩起獨立的行為篩查成功案例，有效阻止了三名攜帶爆炸或燃燒裝置的乘客登機。
但曼恩認為，在不知道安全檢查究竟錯放了多少潛在恐怖分子的情況下，這類項目是否成功很難評估。事實上，2015年，當國土安全局的卧底在一次內部調查中以95%的成功率通過機場安檢走私虛假爆炸裝置和真實武器之後，當時運輸管理局的執行負責人被撤換。
2019年，曼恩、哈特維格和另外49名大學研究人員發表了一項評估行為分析篩查依據的研究。研究總結認為，執法人員應放棄這種“本質上存在誤導性”的偽科學，這種偽科學可能“損害個人生命和自由”。
與此同時，哈特維格和國家安全專家馬克·法隆，為調查人員設計了一種新的科學依據更紮實的培訓課程。法隆稱，“進展一直很緩慢”。但是，他希望，未來的改革，可以避免傑弗里·德斯科維奇和馬蒂·坦克勒夫遭遇的不公正判決。
為什麼表露情緒如此關鍵？曾經幫助坦克勒夫證明自己無罪並獲得紐約律師資格證的危機經理隆尼·索瑞解釋說：“因為人總是帶有強烈的偏見。”（勻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