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詐騙村”:海南儋州的反詐之路

“勤勞致富光榮，詐騙錢財可恥！”寧靜的村道上，一行打擊電信詐騙的紅色標語格外醒目。這裡是儋州，海南省西部，瀕臨北部灣，海岸線長達200多公里，灘涂濕地星羅棋布。不過，很多人知道這個年輕的地級市，並不是因為旅遊，而是來自當地的詐騙短信。

短信內容大致是這樣的：“尊敬的旅客，您預訂的XXX次航班因故已被取消，為避免影響行程，請及時聯繫客服400XXXX辦理改簽手續……”

這些詐騙團伙大多是來自當地鄉鎮的“80后”“90后”，本地人戲稱他們是“作吃仔”（儋州方言，意味自食其力的人）。他們有的是兄弟姐妹，有的“全家齊上陣”，有的甚至未曾坐過飛機。

最瘋狂的時候，當地出現了以木棠鎮高犁村、南豐鎮南茶村、蘭洋鎮南羅村等村莊為代表的“詐騙村”。作為被國務院“點名”的全國首批7個電信詐騙重點整治地區之一，儋州自2015年以來，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全民反詐戰”。五年過去了，新京報記者走進儋州，觀察其中的變化。

“打工不如打電話”

從木棠鎮往東南方向行駛半個小時，七拐八彎之後，一條綿長而狹窄的小路向大山深處延伸。車窗外是綠油油的稻田，和看不到盡頭的山林。

外人很難想到，這個看起來遠離現代都市的地方，是儋州市電信詐騙重點整治地區——高犁村。

從地理位置上看，高犁村算得上古老、封閉，許多村房還是碎石修成。或是多年的風吹雨淋，村道邊打擊電信詐騙的標語有些泛黃，一位退休村幹部感慨說，“村裡十幾歲的年輕仔搞詐騙好普遍。”他告訴新京報記者，這種情況不止發生在他們村，這裡也並非儋州市電信詐騙的源頭，“只是這些年，村裡干詐騙被抓的人比較多，才引起了外界的更多關注。”

早在2013年10月，儋州市公安局就曾在高犁村開展圍村收網，當時抓獲了34名涉嫌網絡詐騙犯罪嫌疑人。他們都是高犁村人，全姓羊，年齡從16歲到30多歲不等。其中學歷最高的也才初中畢業，其中還有兄弟、兄妹合夥作案，妹妹假冒客服人員，幫哥哥詐騙別人。

按照這位退休村幹部的說法，高犁村的電信詐騙風氣也是在那個年頭形成的。當時村民的流動性大，很多年輕人初中沒畢業就外出打工。接觸外面的人和事多了，有人把學到的“技術”帶回村裡。後來，村裡甚至流傳起一句話，“打工不如打電話”。

他們的詐騙形式並不複雜。一位辦案民警向新京報記者介紹，一台電腦，一部手機，再到網上買一個以“400”開頭的客服電話和銀行卡，就開始在各大網站上發布航空公司“機票退改簽”的消息，留下客服電話，“等魚上鉤”。

“村民們以網絡詐騙為職業，一旦有人被騙，還有專人負責到附近鄉鎮的銀行ATM機上取出非法所得款，去取錢的人還能分一筆錢。”據辦案民警透露，靠着詐騙所得，村裡不少人都買了幾十萬元的轎車，不出去工作也能生活滋潤。

“外面的誘惑”

沒人能解釋清楚儋州的詐騙風氣是如何形成的。

“只要一個地方有一個人做了一件事情，並獲取了利益，這裡的人就會跟進學習。” 談及地域性詐騙的成因，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劉遠舉曾對媒體這樣解釋。

羊貴東最早在2006年就知道儋州“有詐騙”了。他的老家挨着高犁村，中學時，他喜歡去鎮上學校附近的網吧打遊戲，經常看到一些“社會哥”用QQ群發中獎消息。

在他印象里，“社會哥”們很拽：騎摩托，染頭髮，有文身，網吧一半以上的電腦都被他們承包了，“一整排都是他們的人，他們還問我要不要幫忙管理機器，一天200塊錢，管飯。”

多年以後，羊貴東才弄明白，當初與他擦肩而過的“生意”，其實就是騙取QQ兌獎的手續費和保證金。這或許是儋州最早的“詐騙”手段。

2009年之後，儋州地區的詐騙手段藉著互聯網出現了延伸，從“400”開頭的網絡詐騙電話，到盛行一時的機票退改簽短信詐騙，還有電視節目抽獎中獎騙術。

“犯罪分子的反偵查意識比較強，技術經常‘升級’，警方也在研究他們的作案手段，這是相互較量的過程。”儋州市反詐專項辦負責人趙細軍向新京報記者介紹，這種詐騙並非單個人能完成，如今，詐騙團伙已經形成了包括買賣“兩卡”（指電話卡和銀行卡）、獲取公民信息、提供網絡引流及網址域名技術服務、冒充客服聊天、取款分贓等詐騙鏈條。

在儋州，許多老人留守鄉村種橡膠，年輕人外出務工，詐騙團伙便將目光瞄準十幾歲輟學的初中生或待業青年。他們混跡在各種QQ群，“誰個願意提供銀行卡走資金流？”雖然未提詐騙，但大家彼此形成了默契，願者上鉤。

根據“行規”，只要提供一張銀行卡，就能獲得2000元左右的酬金。提供取款服務的人，每單抽成10%-20%，有的熟手乾脆玩起“黑吃黑”，把取到的錢私吞。

羊貴東如今已是木棠鎮積萬村支部書記，在他看來，當地詐騙泛濫的原因是外面世界的誘惑太大，“看到別人詐騙輕鬆到手幾萬塊，天天吃好的喝好的，小車開着，多少有些心動。”

儋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隊第三大隊民警符警官也有類似的感受，他從警十多年，辦過多起電信網絡詐騙案件。他發現，很多嫌犯都是二十歲左右的少年，符警官常在心裡想，“多好的年紀，應該好好讀書啊，怎麼會幹起詐騙？”

而讓符警官覺得更荒唐的是，在當地不少農村，有些上了年紀的老人會拿詐騙作為評判小孩是否有出息的標準，即便警方發布網上追逃令后，也很少有家長會規勸其孩子投案自首，“他們甚至覺得無所謂。”

被“點名”之後

由於詐騙猖獗，2015年10月9日，國務院將儋州市列為全國7個電信詐騙重點整治地區之一。此時，儋州升級為地級市還不到半年。

很快，消息傳到了這個人口剛過百萬的年輕城市。當時，符警官還只是儋州市一個鄉鎮派出所的普通民警，讓他沒想到的是，自己熱愛的城市會以這種方式“出名”。

他形容那種感覺“很難堪”，但轉過頭來，他又和同事們開始思考：“是不是我們的打擊力度還不夠？”

其實，被“點名”前兩個月，儋州市就啟動了打擊電信網絡新型犯罪專項行動，在專項行動動員部署會上，儋州警方表態，要主動出擊，打掉儋州電信詐騙這張“黑名片”。

與專項行動“配套”的還有聯席會議制度，由市委書記和市長同時擔任組長，成員包括市綜治辦、法院、檢察院、司法局、人民銀行、工信局、銀監辦等22個成員單位主要領導，會議不定期召開，成員單位主要領導必須參加。

2016年，儋州市制定了舉報獎勵辦法，最高獎勵50萬元。2019年，獎勵辦法做了修訂，群眾舉報抓獲1人的獎勵人民幣1萬元，直接扭送1人的獎5萬元，動員投案的酌情獎勵，最高獎勵50萬元。

“群眾參與舉報的積極性越來越高了，每年發放出去的獎勵都在增加，政府的撥款上不封頂。”儋州市反詐專項辦負責人趙細軍提供了一個數據，截至目前，全市已發出獎金八百多萬元。

2019年，儋州開始實施“史上最嚴問責機制”，各鎮黨委書記、鎮長等負責人立下“軍令狀”，對摘不掉電信詐騙重點鎮“帽子”的相關負責人予以免職。

儋州市公安局也摸索出了“全警反詐”的工作思路。普通偵查員、基層派出所都得接電信詐騙的案子，無論大小。符警官所在的刑警支隊每個月都要開兩三次總結會，這些年形成了一個傳統——大隊長會在會上公布每一位偵查員當月的破案數量、挽回損失等情況。每當念到自己的名字時，符警官都莫名覺得激動。

趙細軍覺得，當前的電信詐騙態勢對儋州的地方形象不利，也會影響今後的投資營商環境，“局裡已將打擊電信詐騙提高到和‘掃黑除惡同’等重要的位置。”

趙細軍的另一個身份是儋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隊第三大隊大隊長，從2017年起，他帶領的這支擁有15位民警的隊伍開始專門從事“反電詐”工作。平日里，除了定期組織開展“斷卡”行動、“藍天”行動、“凈土”行動等集中收網外，他們還要核查落實公安部、海南省公安廳下發的詐騙線索。

符警官就是在2017年調到市局刑警支隊第三大隊的。和很多同事一樣，加班成了常態，有一段時間，幾乎每個月都有外地警方跑到儋州來尋求案件協助。

最忙的時候，符警官一個人就接了20起電信詐騙案件，困了就嚼檳榔。“去飯堂吃飯或者下班路上，都能聽到很多同事在談論手上的案子，現在全國流行什麼詐騙手段，有沒有可能出現在儋州。”

正在發生的改變

改變是一點點發生的。從城市街頭、公共場所到鄉間小道，反詐標語多了起來；警方的喇叭每天在路上響個不停；去銀行取錢的人不能戴帽子，否則取款機就會發出警報聲。

參與偵辦電信詐騙案后，符警官明顯感覺到工作方式變了。過去，他的日常工作和大多數基層民警一樣：接報警電話，做筆錄、跑現場，面對的是一個個具體的人。而現在，他常常對着電腦屏幕，在網上找線索，從作案工具中找受害人。

符警官發現，以前積累的經驗，在詐騙案上用不上了。他逼着自己學習，每辦結一起詐騙案，就研究他們的作案手法，工作筆記上寫得密密麻麻。現在，他接到疑似電信詐騙的電話，不會像以前一樣直接掛斷，而是主動和對方聊一聊，“萬一又學到經驗了呢？”

與其他地方偵破詐騙案的方式不同，儋州作為“窩點地”，往往沒有案源，要靠警方自己找受害人。符警官解釋說，“即使嫌犯交代了詐騙行為，但沒有受害者的指認，就形成不了證據鏈，定不了詐騙罪。很多時候，嫌犯自己都不知道騙了誰。”

在去年的“斷卡2號”集中收網行動中，儋州市公安局抓獲了一個有30多名成員的特大網絡詐騙犯罪團伙，涉案金額超過一千萬。在這起案件中，作案銀行卡有100多張，受害者超過500個，遍及全國27個省、直轄市、自治區，最遠的受害者在新疆。專案組給受害者一個個打電話，向他們的屬地派出所發協查函求外援。

這攤細碎的活兒並不好乾。第一次，專案組發出了550份協查函，但反饋回來的材料只有100多份。“很多受害者嫌麻煩，不去報案，有的人壓根兒不知道自己被騙了。”

一開始，民警們用私人手機給受害者打，很多人直接就撂了，也有人反問，“是不是又想騙我？”民警後來用局裡的座機打，兩次、三次、四次，僵局才慢慢打破，最終收到了460份報案材料。

這些變化並非一日之功，還得益於5年前由市委、市政府批准，在儋州市公安局掛牌成立的反詐騙中心。這是海南省第一家反電信詐騙中心，整合了公安、通信、銀行等各方資源，抽人專職聯席辦公。

儋州市公安局一位工作人員告訴新京報記者，反詐中心成立后，既簡化了辦案流程，更重要的是能夠及時對涉詐電話進行預警和攔截，使發生詐騙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反詐中心民警黃曾好的工作是撥打勸阻電話，他每天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剛剛尾號×××是不是給你打過電話？不要相信，他是騙子……”像這樣的電話，在詐騙案高發期，他和團隊一天要打一千多個，“我們不敢保證打這個電話能起多大作用，但打出去了，能引起老百姓的警惕，就放心一些了。”

一個可喜的信號是，2019年以來，儋州全市共抓獲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嫌疑人2338人，破獲案件4340起，搗毀詐騙窩點249處，繳獲凍結涉案資金951萬。

最近，黃曾好覺察到，反詐騙中心分析出的詐騙電話越來越少，他平均每天只撥出100個阻斷電話，“這是好事，說明打擊多了，騙子變少了。”

“要治標，更要治本”

2020年，公安部對詐騙窩點集中、黑灰產泛濫、行業問題突出的重點地域實施紅黃牌警告和掛牌整治制度，儋州連續18期綜合分值排名未被通報。

“不能讓’打工不如打電話’的思想繼續蔓延了。”談及當下的反詐工作，趙細軍語氣堅定，“曾經，這裡有些老百姓好逸惡勞，開了一個不好的頭，現在要把詐騙土壤、文化徹底剷除，不僅要治標，更要治本。”

趙細軍告訴新京報記者，眼下，儋州市的反詐力度並未減輕，警方需要應對不斷湧出的新型騙術。比起辦案數據，一些本地詐騙犯的改變更讓他感到欣慰。

蘭洋鎮南羅村委會治保主任馮躍形向新京報記者介紹，儋州市曾向電詐重點村派駐工作組，對重點人員實行行蹤報告制度。所謂“重點人員”，是指電信網絡詐騙在逃人員、刑釋人員、在押人員。儋州近年來列管的4325名涉詐重點人員，也全部納入了電信網絡詐騙重點人員名單，他們需要配合採集聲紋、指紋、DNA、虹膜、手機等基礎信息。“搞這麼嚴，就是想在村裡形成震懾，讓他們徹底斷了行騙的念頭。”

變化體現在刑釋人員身上。馮躍形說，“以前有些小孩不懂事，法律意識淡薄，騙錢揮霍，現在經過教育改造，他們改變很大，很多刑釋人員都在通過各種方式改變自己的生活，有創業的，有外出打工的，還有的成為了養殖大戶。”

王斌（化名）是蘭洋鎮的村民，今年30多歲，初中輟學后，曾做過一段時間的電信詐騙，被抓后判了四年多。

出獄后，他看到村裡扶持種植業，就和朋友合夥承包了20畝地種水果。每天凌晨，妻兒還在熟睡，他就爬起床去橡膠林割膠，如果不下雨，一天能有兩三百元收入。下午，他再到果園打葯除草，這些果苗去年第一次結果就賣了幾萬元。

如今，他已經記不起當年實施詐騙的細節了，但提起這件事他還感到後悔，“再也不敢接觸那些東西了，勤勞才能致富。”

5月2日午後，馮躍形開着車穿村而過，這裡蓋起了成排的樓房，錯落有致。村民操持着村外的500畝葡萄園，再過幾個月，它們將迎來又一個豐收季。只是村口的宣傳欄上，還掛着打擊電信詐騙的標語，提醒着這個村莊的過去。

新京報記者 金貽龍 發自海南儋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