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蘇斯曼談蓋茨基金會的思與變

近日，蓋茨基金會CEO馬克·蘇斯曼通過電話會議，就第一封基金會年信、基金會委任新理事等事件回應了來自網友的提問，並談及了兩位聯席主席未來對基金會的持續投入，新冠疫情對世界的持續影響，以及基金會在性別平等方面的工作。本文編譯自此次訪談。

主持人：基金會在過去幾周發布的新聞引起了很多關注，你也發表了作為基金會CEO的第一封年信，宣布了新任理事。不如就從你的年信聊起，在信中，你回顧了自己在基金會的工作經歷。在這15年間，基金會都經歷了哪些變化？

馬克·蘇斯曼：很巧合的是，宣布新任理事的那天正好是我進入基金會工作的15周年紀念日。在年信中，大家能夠看到基金會十多年來的巨大變化，但我們的使命、工作重點和優先事項從未改變——我們的使命是建立一個人人都有機會過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生活的世界；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全球健康和全球發展，以及美國的教育領域。同樣關鍵的是，我們如何與更廣泛的夥伴開展合作，尊重和傾聽他們的聲音，這些對我們這樣的基金會而言尤為重要。

在年信中，我還回顧了全球各個代表處的創辦歷程以及多年來的發展情況。在我加入基金會之時，基金會還沒有在其他任何國家開設代表處；而如今，我們不僅在中國、印度，以及多個非洲國家，如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南非設立了代表處，在歐洲和日本也有了很多合作夥伴。

■ 蓋茨基金會在全球的辦事處

這些只是我們改變和成長曆程中的一個縮影，我們一直以來都期待能夠更明智地利用我們的資源。

主持人：大家都對新的理事會很感興趣。比如，新任理事是如何被選中的？接下來的計劃是怎樣的？隨着理事會成員的增加，基金會的管理將發生怎樣的變化?

馬克·蘇斯曼：基金會的管理一直有自己的風格。最早的理事會由三個人組成：比爾、梅琳達和沃倫·巴菲特，一般在每年5月他們會召開一次理事會議，審批年度預算和我們的長期計劃。但隨着去年沃倫決定從理事會離任，比爾和梅琳達宣布離婚，再加上基金會的名譽聯席主席——基金會重要的“北極星”和長期引領者老比爾·蓋茨的離世，在此情況下，我們認為加強管理並引入一些強有力的外部聲音非常重要。

此次理事會增加了四名成員，規模翻了一倍，目前一共由六人組成。我將以CEO的身份加入，此外還有三位了不起的新人：斯特拉夫·馬希依瓦（Strive Masiyiwa）、妮瑪特·沙菲克女男爵（Baroness Nemat (Minouche) Shafik）和托馬斯·J·提爾尼（Thomas J. Tierney），我很樂意多聊聊他們。

■ 斯特拉夫·馬希依瓦 / 蓋茨基金會

■ 妮瑪特·沙菲克女男爵 / 蓋茨基金會

■ 托馬斯·J·提爾尼 / 蓋茨基金會

如今的理事會將一年召開三次會議，對我們的預算和年度計劃也擁有決定權。我們將深入探討基金會的戰略，從我們追求的多元、公平而包容的價值觀，到加強外部合作夥伴關係，以及駕馭不斷變化的慈善潮流。事實上，我們下周就將召開第一次理事會議，我對此非常期待。

主持人：馬克，很多人心中都有個問題，我們是不是只邀請了身邊的朋友，他們本就來自同一個圈子，他們真的會對基金會的工作方式提出不同的看法嗎？

馬克·蘇斯曼：當然！不過，我也希望在這裡首先明確兩點。第一，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始終是一個家族基金會，以比爾和梅琳達作為聯席主席。第二，我們不會改變基金會一直以來的使命和優先事項，這一點兩位聯席主席也向即將上任的理事會成員明確表示過。

我們想要變得更明智、更有效。我們關注的議題都極為複雜，也面臨很多困難。我們深知，鑒於我們作為一個基金會所擁有的獨特資源，很難獲知外界對我們的真實反饋。因為他們往往更希望獲得合作和資源，沒有任何動力對我們提出批判性的反饋。

所以，我們在那些已經熟識我們的人中做出選擇，他們曾經與比爾和梅琳達共事。他們不僅了解基金會的定位和運作方式，還擁有非凡的知識和專業背景，可以真正幫助我們做出更好的戰略決策並提出有價值的建議。

他們確實是我們想要找的人。斯特拉夫·馬希依瓦，長期擔任非洲商業和慈善領域的領袖，在全球發展領域有豐富的經驗，他和妻子齊齊（Tsitsi）一直在從事教育領域的慈善工作。此外，他還是科菲·安南的繼任者，擔任着AGRA（非洲綠色革命聯盟）的主席，這個組織是我們在非洲農業發展領域的主要合作夥伴。

他還曾與梅琳達和英卓華（Sri Mulyani Indrawati）合作，英卓華是印度尼西亞的財政部長，幾年前主持創辦了一個被稱為“繁榮之路”的機構，致力於通過技術創新實現加速發展。最近，斯特拉夫擔任了“非洲聯盟”特使，旨在解決疫苗不平等問題，並為抗擊新冠提供治療方案和其他物資。他曾公開批評了“新冠疫苗實施計劃”（COVAX），儘管我們始終支持這個計劃的開展，但在去年，它沒有實現為非洲服務的目標。

■ ”繁榮之路”委員會議上的梅琳達和斯特拉夫·馬希依瓦 / 蓋茨基金會

同樣，現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院長的沙菲克也是長期以來國際發展領域的全球領袖，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擔任高級職務，並執掌英國的發展機構英格蘭銀行。

她撰寫的《我們欠彼此一個更美好的新社會契約》（What We Owe Each Other, A New Social Contract）一書中，挑戰並推動了一系列議題的發展，包括性別平等這個我們非常關注的話題。

第三位就是提爾尼，慈善界一位頗有建樹的顧問和領袖。基金會一直面臨的挑戰在於如何更好得使用我們的慈善資金，成為政府和私營部門的有力補充。

所以，他們每個人都能讓我們更清晰地意識到基金會的優勢和不足。我毫不懷疑他們會在私下對我們提出不同意見，也會不時在公開場合發聲，但這都是為了確保我們能做得更好。

主持人：每個人都有各自看問題的角度，那麼在保證多樣性方面有怎樣的考慮呢？這個因素是否對人選產生影響？

馬克·蘇斯曼：他們具有不同領域的專業背景。理事會現在有6名成員，規定的上限是9人，所以我們還在積極尋找其他成員，拓展我們在專業、地域和性別方面的多樣性。我們去年5月承諾過在今年1月底之前宣布新的理事會，我們按期進行了委任。非常高興新成員加入我們，這已經是一個強大的團隊，希望在未來我們還能繼續吸引優秀人才。

主持人：讓我們談談理事會的下一步計劃，以及他們將對基金會產生的影響。你曾提到，我們的項目方向和撥款不會有戰略上的改變，對此能詳細說說嗎？你認為理事會是否會對這一點產生影響？在你的預期中，會有怎樣的變化？

馬克·蘇斯曼：我們的工作重點不會變。如果有人提議將工作重點轉移到環境問題，我們可能不會採納，不是因為這個議題不重要，只是它並非我們的首要任務。

在過去二十年裡，我們已經找到更能發揮我們專長的領域，這些領域也存在着慈善資本可以填補的缺口以及亟待解決的需求。尤其是在全球健康領域，仍然存在着對貧困人群造成不成比例影響的傳染病和其他重大挑戰，還有農業發展、普惠金融等領域也是如此。當然還有美國的教育問題，特別是有色人種和低收入家庭孩子的教育。我們希望他們都能找到通往成功的路，在這一點上，基金會的工作重點不會改變。

在這些領域，我們正不斷改變和調整我們的投資和策略。舉兩個最近正在發生改變的案例（新理事會將幫助我們在未來繼續做出轉變)。首先，我們更加關注性別平等問題，這絕不僅僅是個口號，也在指導我們對既有項目和例如女性經濟賦權或女性特定健康需求等關鍵領域的投資方向。我們已經擴大了這個領域的預算和合作範圍。

第二，我們最近宣布了一系列氣候適應方面的投資。雖然環境問題並非我們關注的首要議題，但我們確實關注與農業發展相關的環境問題。我們知道，受氣候變化影響最大的群體是小農戶和農村貧困人群，他們大多生活在南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在適應環境方面面臨著最嚴峻的挑戰，包括如何獲得更多能夠抵禦洪水和乾旱的作物和牲畜、如何獲得更好的水土管理技術等。

■ 氣候變化正以不規則降雨和乾旱的形式對小農和非洲農民產生重大影響 / 蓋茨基金會

在這些領域，我們希望理事會能夠參與進來，幫助我們思考在我們關注的核心議題框架內，應該進行怎樣的戰略轉型。

主持人：有很多人的問題都在關注兩位聯席主席對基金會的承諾，尤其是梅琳達。我們都知道那個約定：如果不能繼續共事，她可以選擇離開基金會。那麼到目前為止，你和兩位聯席主席就此事有着怎樣的溝通？

馬克·蘇斯曼：剛剛說到的的確是比爾和梅琳達離婚協議中的一項，梅琳達可以選擇離開。但我要明確一點，比爾和梅琳達都全心致力於成為基金會的長期聯席主席。這是他們對我、對即將上任的新理事做出的承諾，這一點在與他們每天的接觸中都能切身感受。

去年宣布離婚後，他們共同對外做出了很多承諾，如大幅增加在營養、性別平等和氣候適應方面的投入，以及近期追加了對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CEPI）的捐款。

在基金會內部，他們也保持着高度投入。他們會定期主持新冠應對會議，共同審批了剛才提到的所有新項目，如氣候適應和性別平等。顯然，我們要採用新的模式與理事會合作，理事會也將建立一個更清晰的工作機制，確保每個人都有空間和渠道與比爾和梅琳達、我以及其他領導層溝通，我們正在全速推進這些計劃。

THOKO：新冠疫情是否延誤了其他傳染病的防治工作？常規免疫是否也受到了影響？你的工作和基金會的未來又有何變化？

馬克·蘇斯曼：不知道你有沒有讀過我們2021年的《目標守衛者報告》，我建議一定要看看，其中就有這個問題的答案。簡單地說：這是肯定的，新冠帶來了一系列次生災害，延誤了對貧困人群造成不成比例影響的其他疾病的防治，例如我們針對艾滋病和瘧疾的工作就遭遇了挫折。

在過去20年裡，瘧疾防控工作取得了穩步進展，但在去年的瘧疾病例卻有所增加。新冠疫情還干擾了2020年和2021年的常規免疫接種，但最近各地已經開展了大規模補種，希望全力解決這個問題。

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在這些領域確實出現了倒退，而且缺乏關注和重視。毫無疑問，新冠疫情是當務之急，但依然需要確保瘧疾得到應有的重視，因為它依然是非洲和世界兒童的最大殺手。我們不能放緩蚊帳的分發和瘧疾疫苗的研發工作。在我們支持瘧疾疫苗研發多年後，去年，第一支瘧疾疫苗通過了審批。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好消息。

這也是我們不能減少在這些核心健康領域投入的原因，因為這些需求仍在持續增加。在此基礎上，我們又增加了應對新冠疫情和大流行病防控的投資。

主持人：在年信中你提到，基金會的角色是對解決這些問題的必要補充，可以就此展開談談嗎？

馬克·蘇斯曼：對於我們關注的所有問題，我們都在尋找基金會最能發揮作用並做出改變的方面。瘧疾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如今它仍是發展中國家的頭號殺手之一，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它會帶來巨大的、持續性的影響。除了死亡率，我們還會關注發病率，當人們多次感染瘧疾時，必然會影響人們的生產力和工作能力，所以瘧疾會對經濟發展造成一定影響，這對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都是個沉重負擔。

然而，鮮少有針對瘧疾疫苗等方面的研究。對於高收入國家而言，瘧疾問題基本上已經解決，即使到瘧疾高發區域旅行，也可以通過預防藥品保證不受感染。這些情況都讓我們看到慈善資本可以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因此我們進入了這個領域。當沒有能獲取利潤的市場時，製藥公司不會投資研發瘧疾疫苗，但通過我們投入的資源，瘧疾疫苗的市場可以逐步建立，進而發生改變，取得進步。

在蚊帳方面，作為重要的瘧疾預防工具，蚊子正在逐漸對葯浸蚊帳上使用的殺蟲劑產生抗藥性，所以開發新型的、更有效的殺蟲劑成為必由之路。

■ 經殺蟲劑處理的蚊帳是預防瘧疾的有效工具 / 蓋茨基金會

我們在這些領域尋找不足，發現能讓基金會的資源、技術專長，以及合作夥伴共同發揮作用的空間，包括全球基金（抗擊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全球基金）以及各個國家政府。

主持人：你剛提到，我們正在拓展性別平等方面的工作，那麼基金會將如何把性別平等問題納入到其他項目中？

馬克·蘇斯曼：有兩種方式。擔任CEO后，我創建了一個新的性別平等部門，這個部門有單獨的預算和優先事項，重點聚焦的內容包括加強女性的經濟賦能、獲得有關性別平等的數據、考量關鍵的干預措施，以及在衛生和經濟發展方面的工作等。除此之外，它還是基金會所有工作的重要推動者。不過，一旦建立專門的性別平等部門，其他部門就可能忽視這個議題，不再將其作為自身工作的一部分，這確實是個風險。

因此，我們所做的另一件事就是確保我們撥出的每筆款項、每個項目都必須從性別平等的角度進行討論，項目官還必須闡述這個贈款項目對性別平等的潛在影響和作用。

■ 蓋茨基金會的員工們在一場以性別正義和世代平等論壇(GEF)為主題的活動上相互交談，並通過zoom給一位同事打電話 / 蓋茨基金會

即使是在我們用於研究和發展項目的贈款中，考慮性別平等問題也非常重要。例如，要考慮某種治療或干預措施是否能滿足女性的特定需要；女性往往是陪孩子去診所打疫苗的人，她們的需求有沒有被納入考慮？還有女性小農戶的問題，很多女性雖然擁有一小塊土地，但她們往往難以獲得信貸支持。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女性佔據市場勞動力的50%，但她們同時承擔絕大部分的家務勞動，其工作難度相比於男性更大。因此，除非通過一個格外具體的、有針對性的方法，將她們的問題納入考量，否則我們無法實現減少農業貧困或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目標。

這就是我們試圖構建的方式，性別平等問題是一個持續挑戰，全球範圍內對它的認識都有所欠缺。我們在梅琳達參加的“世代平等論壇”上看到了這一點，這個論壇的目標就是提高性別平等的關注度並為其籌集更多資源，我們現在已經把它納入到基金會所做的每項工作當中。

主持人：你曾提到，你的任務之一就是思考如何與社區建立更緊密的聯繫，並在我們開展工作的不同地區設立代表處，那麼未來十年，基金會在非洲地區的戰略是怎樣的？

馬克·蘇斯曼：非洲有54個國家，我們並沒有一個統一的非洲大陸戰略，但可以確定的是，非洲是在全球健康領域、農業發展領域需求最大的地區。我們在非洲已經有了三個代表處，分別在亞的斯亞貝巴、阿布賈和約翰內斯堡。在整個非洲大陸，我們開展的工作都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在每個國家層面也做得很好。

我們也正努力做一些融合性的工作。例如，基金會尼日利亞代表處將在聯邦和州一級開展工作；我們與北部的卡諾或卡杜納等州簽署了關於擴大基礎衛生服務的諒解備忘錄；我們在拉各斯等地建立了特殊的合作夥伴關係，試驗創新的數字健康模式。

過去兩年，我們最強有力的合作夥伴之一是非洲疾控中心，它最早成立於埃博拉危機之後。正如我在年信中寫到的，基金會為非洲的新冠防治工作提供了非常及時、有效的資源，幫助所有非洲國家獲得了開展新冠全面檢測的能力。在這兩年的大流行期間，我們也為他們提供了許多後續資助。

還有很多工作是與非洲開發銀行、非洲聯盟、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這樣的區域性夥伴共同開展的，我們在非洲國家開展實地工作，拓展與當地組織的夥伴關係。

我相信，未來肯定還有機會深入討論基金會在世界不同地區的戰略。還有個問題，你年信上使用的照片，站在你身旁的是開普敦大學的凱利·奇巴爾博士，你們都穿着實驗服，如果湊近看，你衣服上寫的名字是“安德烈·H”，這是誰？

馬克·蘇斯曼：當然不是我。我在這方面畢竟沒有專業背景，也不可能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去到任何實驗室，這非常危險。在新冠帶來的出行限制下，這是我最近一次成行的訪問。我參觀了開普敦大學凱利·奇巴爾博士管理的實驗室，這一實驗室由基金會提供資金支持。他們在全球健康的干預措施方面做了很多了不起的研究和開發工作。當時我必須借一件實驗服。所以安德烈·H，一位慷慨的科學家把他的實驗服借給我穿了。

■ 蓋茨基金會CEO馬克·蘇斯曼與凱利·奇巴爾博士在南非開普敦的H3D實驗室 / 蓋茨基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