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庭個人微博和抖音的認證身份仍是“演員”，儘管自2014年起她便沒再出演新作品。她現在更廣為人知的身份是“微商教母”。幾乎每次直播帶貨前，她都會先在抖音發條短視頻熱場。
2021年12月28日上午10時40分，張庭更新了一條短視頻。她妝發齊備地出現在鏡頭前，一手拿着咬了一半的蘋果，一手捏着自己的臉，笑着配合音頻模板對口型：“聽磚家說，會拍抖音的人，要比不會拍抖音的人，臉皮要厚。”
熟悉張庭發布抖音規律的代理們知道，可以準備“囤貨”了。
二十分鐘后，張庭開始了連續兩場直播，口若懸河地帶貨近8個小時，直到當晚近7點才結束。據抖音記錄，過去一年張庭至少進行了87場直播。在近乎日更的社交平台上，張庭不是在“打拚事業”，就是記錄與丈夫林瑞陽及一對兒女的幸福日常，被千萬代理奉為“獨立女性”的範本。
反轉突然而來。2021年12月28日當晚，一則“張庭林瑞陽公司涉嫌傳銷被查處”的消息登上熱搜。一封來自石家莊市裕華區市場監督管理局的查證函顯示，張庭夫婦名下的上海達爾威貿易有限公司（下文簡稱“上海達爾威”）涉嫌利用網絡從事傳銷活動，因上海達爾威利用金融機構轉移或隱匿涉傳資金，已依法申請法院採取保全措施。
此後一周，張庭夫婦和他們苦心經營多年的美妝品牌“TST庭秘密”數次登上各大平台熱搜榜，這個百億商業帝國不為人知的秘密正陸續被揭開。
據媒體報道，石家莊市裕華區市場監督管理局有關工作人員曾表示，該局經查證，判定上海達爾威涉嫌傳銷，其相關行為是從2013年開始，具有跨度時間長、涉及人員多、涉案資金大三個特點。目前案件已進入財務審計階段，對涉案金額和違法所得進行審計，下一步將以審計數據為準，對上海達爾威進行處罰。
針對案件進展，1月5日，河北省石家莊市裕華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反不正當競爭科科長尤建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案件發生地在裕華區，有多名群眾舉報。目前仍在調查中。”
“夢是全世界通用的貨幣”
劉玲至今不相信“庭秘密”涉嫌傳銷。上海達爾威涉嫌傳銷被查處的消息傳出的次日晨8點，她在朋友圈發了一張庭秘密產品圖片，配文“樹大招風”。
3小時后，劉玲發了第二條朋友圈：“沒少遇到過黑粉，我們一直好好的”。為增加可信度，她還表示：“跟着TST風雨走過七年，即將邁入第八年。”而據劉玲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她是2018年下半年才成為TST代理的，至今不超過4年。朋友圈那些言之鑿鑿的文字，是她從代理群中直接複製粘貼的。
劉玲想不通，明星老闆怎麼可能騙人？當初她剛生完二胎，辭職在家帶娃，看到張庭在綜藝節目上推薦自家產品，被宣傳話術吸引，更是被張庭凍齡容顏的活招牌打動。劉玲馬上上網搜索“TST”，在網店購買了人生第一套TST護膚品。店主與劉玲同城，都生活在一座二線沿海城市，後來店主成了劉玲“上線”，被稱為“公司董事長”。
來自北方某二線城市的宋思文則是被動加入“組織”的。2016年春節過後，一個在旅行中認識的朋友開始頻繁聯繫宋思文，還要到宋思文的城市看她。見對方很熱情，宋思文沒有拒絕。結果一見面，對方就開始介紹自己做微商多麼賺錢，給宋思文看自己吃喝玩樂的朋友圈，還說，一個1992年生的同行小姑娘，月入20多萬，已經買了跑車。
起初宋思文並沒有被這些故事打動，直到這個“朋友”第三次來看她時說“自己4個月賺了2萬塊”，宋思文心動了。當時她的孩子剛上幼兒園，她則在一家公司做後勤，收入不高，正打算開個副業賺外快。
林瑞陽在其自傳《林瑞陽告別林瑞陽》中寫道：“TST”平台用戶以二三四線城市80后、90後年輕女性為主。她們普遍基礎相對薄弱，渴望藉助TST平台，投身創業，通過不懈努力改變自己。
“夢是全世界通用的貨幣”，這句話不止一次出現在林瑞陽的自傳中。林瑞陽夫婦親手為代理編織出這個以“美貌、財富、獨立”為底色的美夢，並通過一次次粉絲見面活動，不斷強化“夢想”的變現能力。
90后寶媽廖敏珊做夢也沒想到自己能拿到“全國第一微女王家族第一屆年終盛典”的入場券。當年，她經同學介紹，從用戶轉變為產品代理，最瘋狂時曾自己設計產品宣傳單，拿到附近超市分發。從身邊同事，到舅媽的妹妹，甚至是素未謀面的網友，都能被廖敏珊發展為下線。2016年TST發展最為迅猛時，廖敏珊一個月能賣出四五萬元的業績，成功當選所在地區“集團”的“銷售精英”，並拿到了參加盛典的名額。為此，她花了一周時間挑選禮服，還給自己搭配了一頂皇冠。
在諸如此類的活動上，廖敏珊們可以見到不同家族的微商“明星”。她們大多為寶媽，在台上講述自己如何從“連孩子都快養不起”的拮据生活，在“遇見TST”后，搖身一變“年薪百萬”“買車買房”，講到動情處，聲淚俱下。
這些勵志故事還能得到林瑞陽“林大哥”的“親自”轉發。轉發人有時是“TST庭秘密微商林大哥（1號機）”，有時是“TST消創平台-林大哥（4號機）”。據悉，林瑞陽有8部手機，連接各地用戶，隨時溝通問題。
對第一次參加盛典的廖敏珊來說，最激動的是能與品牌創始人張庭和林瑞陽合影。廖敏珊前面排了100多人，留給每個人的拍照時間不超過30秒，整理服裝、擺姿勢、按快門，等輪到她時，還沒來得及跟“林大哥”問好，助理便示意“下一位”。
在廖敏珊身後，還有好幾百名拿着號碼牌的代理，整個合影環節可能還要持續幾個小時。而當年快60歲的林瑞陽全程端坐，保持微笑。有的代理拿到照片后，轉發配文“雖是明星老闆，一點點架子都沒有！”隨後在評論區收穫一片艷羨。劉玲毫不掩飾她對“上線”見過張庭的羨慕。她的“上線”有兩個微信賬號，頭像都是與張庭的合影。
不缺明星資源的達爾威，將企業文化發展成了一種富有黏性和市場效率的粉絲文化。2018年春夏兩季，達爾威分別在上海、南京、澳門舉辦了3場粉絲見面會，除張庭、林瑞陽夫婦，活動還邀請過陶虹、林志玲、吳宗憲等人站台，以及吳莫愁、曹格等歌手獻唱，每場活動都有數千名微商粉絲到場。
在2018年底的游輪活動上，林瑞陽扮演聖誕老人與粉絲互動。他還曾在員工集體婚禮上擔當“花童”，一頭白髮的林瑞陽被網友調侃為“張庭奶奶”。有時他又身穿正裝，情緒激昂地呼喊：“讓妹妹們站在我的肩膀上賺錢。”
今年已經62歲的林瑞陽，出生於中國台灣宜蘭縣羅東鎮，早年因出演瓊瑤劇《一簾幽夢》男主角，被稱為“台灣第一小生”。其自傳最後一章寫道，林瑞陽潛心學習蘇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表演主張體驗，沉浸在角色的情感之中。
在2018年5月20日的慶生派對上，壽星林瑞陽身穿黑色T恤和牛仔褲，騎摩托車入場，妻子張庭則換上了充滿青春活力的校園裝。每一個精心設計的細節都不只為答謝粉絲，更是為新品發布做鋪墊。現場無數寶媽，一手抱着沉沉睡去的娃娃，一手高舉手機自拍，記錄在“TST庭秘密”活動現場的風采，轉發朋友圈，並配上一張新品宣傳海報。
一位創始人級別的代理在其社交平台介紹，當代理團隊滿100人時便可註冊公司，多個公司組成一個集團，TST內部稱集團為家族，級別越高，獎金計酬來源越多。在這樣的激勵制度下，據TST官網介紹，自2013年成立，“TST庭秘密”7年來幫助1246萬人實現就業，輔導逾3300人成立創業公司。
“大搞活動，充分運用了台灣傳銷的精髓。”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市場營銷系副教授宋學寶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組織通過造神讓參與者產生強烈的心理依附。從事傳銷的人大多缺乏獨立意識，而這些人往往更希望擁有自我、展現自我，這一需求被組織看到，並被及時滿足，更容易使人掉入傳銷陷阱。各式各樣的高規格活動同時滿足了參與者的歸屬感和虛榮心，大家抱團取暖，互相站台，彷彿這樣就有了合法性。
不過，宋學寶也指出，“活動本身並不違法，觸犯《禁止傳銷條例》的是分層計酬的激勵機制。”
“創始人身份能世襲”
宋思文回想自己做代理的瘋狂四年，就像陷入了泥潭，越掙扎，陷得越深。
最初，她只是通過上線，用身份證號、手機號註冊了銀卡會員，還綁定了一張個人銀行卡。這時她還只能買化妝品自用，不能發展下線。假如當月消費500元，下月12號，個人賬戶便能收到75元返利，約等於享受了八五折。銀卡階段還有不同消費檔次，消費額越高，享受折扣越多。
上線每天往微信群發文案和新品圖片，宋思文跟着轉發了兩天朋友圈，一位做海外代購的朋友突然找到她，也想加入TST做代理。宋思文回憶，當時上線聽說這件事後特別激動，當下告訴宋思文，“你給她開卡，她再給別人開卡，你生兒子，兒子生孫子，子子孫孫買東西，你都有錢賺。”
看宋思文心動，上線趕緊加碼：“你現在是銀卡，級別不夠，得升級為金卡才能發展下線，給別人開卡。”要升級到金卡，得先買夠2500元業績。TST號稱“零投資、零囤貨”，宋思文當時也覺得不對勁，上線勸她：“你下面都有會員了，自己都沒用過，知道產品長啥樣？光看圖片，沒有使用感受，怎麼給別人分享？自己都不用，就發朋友圈，那都沒有靈魂。”一套說辭讓宋思文迷迷糊糊地花了2600多塊，順利升級。
（TST官方資料）TST庭秘密2020年藍卡（左）、 紅卡會員獎金制度。
彼時正是微商爆發期。公開數據顯示，2015年中，微信月活用戶突破5億大關，支付用戶達到4億左右，每個人的微信里都有幾個微商朋友，隨時上演“流量裂變”。2016年，微商創造就業人口突破2000萬，流水突破5000億。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宋思文發展下線的速度也隨之加快，從0到200，只用了三四個月，很快又發展到500人。
當時這套“金銀卡”獎金制度，沒過多久便被替換成了“紅藍卡”制度，但規則基本相同。過去的金卡對應現在的紅卡，紅卡階段又分7個等級，銷售業績越高，等級越高，個人銷售獎金的返點也越多。紅卡會員的工資除了個人銷售獎金，還包括“代理批零差”和“自媒體推廣獎”。所謂“代理批零差”，是下線總業績以一定比例反哺到紅卡會員身上。而如果想拿到“自媒體推廣獎”，個人業績和團隊業績都必須達到一定要求。
宋思文算了筆賬，產品打折賣給朋友，加上每月返利，剛好夠本，幾乎不賺錢。上線則告訴宋思文，“夠100個下線，就能成立公司，成立公司后還有團隊管理獎，子子孫孫無窮代，都和你有關。”上線又說：“你現在人數夠了，但業績還不夠，每個月至少10萬元，連續達標3個月，才能成立公司。”
這30萬元的總數額差點就讓宋思文清醒過來。當時她拚命拉下線，每月不過2萬多元銷售額，想達到10萬元，除非自己囤貨。上線勸她：“等你連續3個月考核期滿，下線人數早就超過1000了，平均每人買幾百塊，30萬元一個月就能回本。”上線又說，“創始人身份能世襲，等你不幹了，能傳給你孩子。”
隨後，宋思文開始囤貨，透支花唄、借唄、信用卡。為了不賠本，一邊不斷囤貨，一邊瘋狂拉下線。“當時，我拉人的套路就跟上線發展我一樣，同學朋友看見我都躲。晚上都睡不好，天天琢磨怎麼加別人微信。”宋思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三個月後，順利註冊公司當上“創始人”的宋思文並不輕鬆。一旦業績不達標，她便拿不到工資。宋思文回憶，“創始人”的低消標準從8000元降到6000元，最後降到4000元。她後來才明白，成立公司是為了幫上海達爾威避稅——“返利”成了“公對公業務往來”，而不是“發工資”。
這期間，上線對宋思文的“洗腦”可謂恩威並施：一方面不斷製造焦慮，每天說“女人不獨立，沒有價值，以後孩子長大看不起你”；或是在微信群里搞排名，刺激代理拚命沖業績，只有排名靠前的人才有機會參加活動，去見庭姐和林大哥；每月12日、15日發工資，各個代理群便開始炸鍋，有人發業績截圖，力證自己月入上萬，也有人說自己又買房買車了。
另一方面，上線不斷以利安撫。從2018年底到2019年初，TST即將上市的消息層出不窮，一會兒說將在A股上市，一會兒又說赴港上市。當時達爾威還給宋思文做了股東海報，她站在大哥和庭姐身後，海報上寫着“與數位大咖董事長共享8個億股份”兩行大字。
“達爾威或將上市”的消息也並非空穴來風。2017年11月，上海達爾威曾計劃將旗下公司巨擘億網51%的股權以不超過6.5億元的價格賣給上市公司山東華鵬。但這筆交易最終在一周后終止。山東華鵬在終止公告中表示，“達爾威與巨擘億網之間資產存在重疊與交叉，難以有效區分，且巨擘億網業務對達爾威存在重大依賴。”
“微商第一品牌”和“微商教母”
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顯示，上海達爾威成立於2013年6月6日，註冊資本2.318億元，屬批發行業，從事貨物及技術的進出口業務，經營範圍涵蓋化妝品、針紡織品、日用百貨等。公司法定代表人為林吉榮（林瑞陽原名），林吉榮同時擔任達爾威董事、總經理，公司董事長為張淑琴（張庭原名）。
股權結構方面，據天眼查，上海達爾威有9個法人股東，3個自然人股東，其中包括知名演員陶虹，最終受益股份6.64%。而據“TST庭秘密”官方資料，達爾威公司的明星“股東”還包括歌手曹格及曹的妻子吳速玲等人。
2021年7月，由張庭夫婦創辦的“上海陶不庭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更名為“淘不庭文化傳媒”，原股東陶虹不再以自然人身份持股，該部分股份佔比1.8911%。
另據天眼查，張淑琴任職的公司有90家。其中，由張淑琴任法人的公司77家，均位於上海市。林吉榮任職企業69家。截至目前，包括上海達爾威在內，張庭與林瑞陽夫婦共“關聯”11家公司。此外，上海達爾威共對外投資28起，其中25家投資公司的法人為林吉榮，涉及電商、廣告、商務諮詢、房地產開發、生活科技等多個領域。
上海達爾威官方資料顯示，“TST庭秘密”由林瑞陽創立於1996年，其前身是台灣品牌LA FEE。那一年，26歲的張庭已因出演《戲說乾隆》走紅，而36歲的林瑞陽正經歷上一段婚姻的“七年之癢”。不久后，張庭轉戰內地，因電視劇《穿越時空的愛戀》中“小丸子”一角備受觀眾喜愛，林瑞陽也在那段時間開始在內地做起房地產生意。2006年，兩人回台灣結婚。
據媒體報道，林瑞陽的房地產經紀公司在2011~2013年間經營慘淡。張庭曾在一檔知名訪談節目中透露，林瑞陽是野心非常大的人，曾痴迷炒股，一度血本無歸，自己不離不棄，拿出全部積蓄支持林瑞陽。
2014年後，張庭的舞台也從影視劇轉移到微商平台。隨着直播日漸火爆，張庭、林瑞陽夫婦又開始經營TST直播業務。在一眾明星還不肯屈尊降貴進入直播間時，張庭已經於2020年6月10日完成自己的帶貨首秀，以十分接地氣的風格備受消費者歡迎，首播完成2.56億元銷售額。
上海青浦區政府新聞辦的微信公眾號“綠色青浦”曾在2019年初發布過2018年度青浦“百強”優秀企業名單，其中上海達爾威位列榜首，申通快遞、韻達貨運、上海家化位於其後。張庭夫婦曾對外公布稱，達爾威2018年度納稅總額高達96億台幣，約合21億元人民幣。達爾威“微商第一品牌”和張庭“微商教母”的稱號，也就此流傳開來。
微商涉傳之後
2021年初，宋思文從幾位前TST員工處無意得知，早前無比激動地加上的“林大哥”微信其實並不是林本人，而一直是其助理在打理。這個不大不小的打擊，讓深信“大哥和庭姐”的宋思文開始反思，之前被她忽略的問題也開始從腦海中浮現。
而隨着“TST庭秘密”涉嫌傳銷的細節逐步被披露，有網友質疑：為什麼從2013年至今，都沒人能察覺？宋思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早期加入者大多是“受益者”，不會反水，大批后加入者投錢不多，很多還未醒悟，而如她這樣一般在中期加入的代理，為了不賠本，只能繼續自欺欺人地折騰。
天津承訟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周陽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根據有關條例，以騙取他人財物為目的，具備拉人頭、形成三級以上層級等形式、公司獲利模式為拉人頭繳費而非銷售利潤等特徵的，基本可判斷涉嫌傳銷，而對微商涉傳的調查困難之處在於，網絡銷售平台難以固定人數、規模、層級，辦案機關若要固定證據，須凍結後台數據，再交由物證鑒定所等部門針對後台數據進行有組織恢復，過程十分複雜。
一位加入TST七年的代理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庭姐和大哥”自2017年起就在調整團隊計酬模式，從多級變為“二級”，從金銀卡到紅藍卡，就是為了避開傳銷。
“這家公司做了很多規避動作，雖然沒有承諾拉下線有返利，看似不到3個層級，但實質上還是金字塔式的獎金結構和激勵機制。當然，最終是否為傳銷，取決於司法判決。”宋學寶說。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教授、資本金融研究院副院長武長海則認為，不論層級團隊是3層、還是多層，如果前期參與者的收入是后參與者的本金，且該商業模式沒有創造更多的商業價值，產品最終沒有進入消費環節，就是傳銷。“從外在表徵和行為判斷，比如，產品定價是否合理，能不能退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不是傳銷。”
2016年，武長海曾帶領研究團隊走訪調研河北、廣東等多省，採訪受害當事人、監管部門和多個相關企業，歷時半年，發布了中國首份微傳銷研究報告《新型網絡傳銷——微傳銷在我國發展、危害及防治研究》。報告指出，當時中國“至少一半以上的傳銷為微傳銷”。“微傳銷並不是一個固定概念，而是我們對比傳統傳銷，對當時主流傳銷形式下的一個簡單定義。”武長海說。
自從智能手機普及后，以限制人身自由、上課“洗腦”吸引成員等形式為特色的傳統線下傳銷已經過時。2013年以後，網絡傳銷成為新流行。傳銷組織利用智能化手機，通過微信群、手機QQ群、QQ語言聊天室、陌陌、公眾號等社交平台進行傳銷，出現了虛擬性、跨地域性、隱蔽性、金融性和更加具有欺騙性等新特點。
而伴隨微信普及和微商興起，眾多傳銷組織似乎也看到了這一平台聚集的“私域流量”價值，紛紛披上微商馬甲。中國人民大學信息學院經濟信息管理系教授程絮森分析，微信平台准入門檻不高，操作技術難度也不大，容易上手，而且微信社交屬性強、傳播速度快、獲客成本低，遠遠優於傳統電商，這些都很好地滿足了傳銷需求。
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市場營銷系副教授宋學寶的印象里，微商自2013年興起，到2016年發展最為迅猛，從2018年前後開始衰落。“傳銷絕對不是微商的唯一出路，但微商的沒落是不可避免的，現在微商正在分化過程中。”宋學寶說。
最終，一部分微商將繼續留在微信平台維持用戶關係，部分微商轉移到直播平台賣貨，還有一部分變相為傳銷。
武長海指出，傳銷是把實際商品銷售搞成了金融活動，最終只有資金流動，而沒有商品流動，這是傳銷的本質。根據現有立法，固然可以關注傳銷是否具有“交入門費”“拉人頭”和“組成層級團隊計酬”這些外在特徵，但不能簡單判斷“3層組織為傳銷，少於3層就不是傳銷”，否則，只會使形式上規避傳銷特徵、但行傳銷之實的組織逍遙法外。
目前，針對“傳銷”的立法仍是2005年出台的《禁止傳銷條例》。但與過去相比，現在的傳銷形式可謂“五花八門”。武長海總結，當下傳銷傾向與時髦概念相結合，國家鼓勵發展什麼，傳銷組織就把什麼拿來嫁接到自己身上，從區塊鏈、大數據，到當下火熱的元宇宙，莫不如此。
“搞傳銷就像吸鴉片，那群人永遠不會消失，一些形式被嚴打，他們就想辦法找其他模式。相比而言，傳統立法顯然已經有些落後了。要徹底打擊傳銷，就要從根本上完善立法，對傳銷標準進行細化或補充。”武長海說。
記者/李明子